整个夏天的夜晚都有音乐声从我邻居家传过来。在他蔚蓝的花园里，男男女女像飞蛾一般在笑语、香槟和繁星中间来来往往。下午涨潮的时候，我看着他的客人从他的木筏的跳台上跳水，或是躺在他私人海滩的热沙上晒太阳，同时他的两艘小汽艇破浪前进，拖着滑水板驶过翻腾的浪花。每逢周末，他的劳斯莱斯轿车就成了公共汽车，从早晨九点到深更半夜往来城里接送客人，同时他的旅行车也像一只轻捷的黄色甲壳虫那样去火车站接所有的班车。每星期一，八个仆人，包括一个临时园丁，整整苦干一天，用许多拖把、板刷、榔头、修枝剪来收拾前一晚的残局。
每星期五，五箱橙子和柠檬从纽约一家水果行送到。每星期一，这些橙子和柠檬变成一座半拉半拉的果皮堆成的小金字塔，从他的后门运出去。他厨房里有一台榨果汁机，半小时之内可以榨两百只橙子，只要男管家用大拇指把一个按钮按两百次就行了。
至少每两周一次，大批包办筵席的人从城里赶来，带来好几百英尺帆布帐篷和无数的彩色电灯，足以把盖茨比巨大的花园布置得像一棵圣诞树。自助餐桌上各色冷盘琳琅满目，一只只五香火腿周围摆满了五花八门的色拉、烤得金黄的乳猪和火鸡。大厅里面，设起了一个装着一根真的铜杆的酒吧，备有各种杜松子酒和烈性酒，还有各种早已罕见的甘露酒，大多数女客年纪太轻，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七点以前乐队到达，决不是什么五人小乐队，而是配备齐全的整班人马，双簧管、长号、萨克斯管、大小提琴、短号、短笛、高低音铜鼓，应有尽有。最后一批游泳的客人已经从海滩上进来，现在正在楼上换衣服。纽约来的轿车五辆一排停在车道上，同时所有的厅堂、客室、阳台已经都是五彩缤纷，女客们的发型争奇斗艳，披的纱巾是卡斯蒂尔[1]人做梦也想不到的。酒吧那边生意兴隆，同时一盘盘鸡尾酒传送到外面花园里的每个角落，到后来整个空气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充满了脱口而出、转眼就忘的打趣和寒暄，充满了彼此始终不知姓名的太太们之间亲热无比的会见。
大地蹒跚着离开太阳，电灯显得更亮，此刻乐队正在演奏温馨鸡尾酒会音乐，于是大合唱般的人声又提高了一个音调。笑声每时每刻都变得越来越容易，毫无节制地倾泻出来，只要一句笑话就会引起哄然大笑。人群的变化越来越快，忽而随着新来的客人而增大，忽而分散后又立即重新组合。已经有一些人在东飘西荡——脸皮厚的年轻姑娘在比较稳定的人群中间钻进钻出，一会儿在片刻的欢腾中成为一群人注意的中心，一会儿又得意洋洋在不断变化的灯光下穿过变幻不定的面孔、声音和色彩扬长而去。
忽然间，这些吉卜赛人式的姑娘中有一个满身珠光宝气，一伸手就抓来一杯鸡尾酒，一口干下去壮壮胆子，然后手舞足蹈，一个人跳到篷布舞池中间去表演。片刻的寂静之后，乐队指挥殷勤地为她改变了拍子，随后突然响起了一阵唧唧喳喳的说话声，因为有谣言传开，说她是“艾利斯歌舞团”吉尔德·格雷[2]的替角。晚会正式开始了。
我相信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到盖茨比家去时，我是少数几个真正接到请帖的客人之一。人们并不是邀请来的——他们是自己来的。他们坐上汽车，车子把他们送到长岛，后来也不知怎么的他们总是出现在盖茨比的门口。一到之后总会有什么认识盖茨比的人给他们介绍一下，从此他们的言谈行事就像在娱乐场所一样了。有时候他们从来到走根本没见过盖茨比，他们怀着一片至诚前来赴会，这一点就可以算一张入场券了。
我确实是受到邀请的。那个星期六一清早，一个身穿蓝绿色制服的司机穿过我的草地，为他主人送来一封措词非常客气的请柬，上面写道，如果我光临当晚他的“小小聚会”，盖茨比当感到不胜荣幸。他已经见过我几次，并且早就打算造访，但由于种种特殊原因未能如愿——末尾是杰伊·盖茨比签名，笔迹很神气。
晚上七点一过，我身穿一套白法兰绒便装走到他家的草坪上，很不自在地在一群群我不认识的人中间晃来晃去——虽然偶尔也有一个我在区间火车上见过的面孔。我马上注意到客人中夹杂着不少年轻的英国人：个个衣着整齐，个个面有饥色，个个都在低声下气地跟殷实的美国人谈话。我敢说他们都在推销什么——或是债券，或是保险，或是汽车。他们最起码都揪心地意识到，近在眼前就有唾手可得的钱，并且相信，只要几句话说得投机，钱就到手了。
我一到之后就设法去找主人，可是问了两三个人他在哪里，他们都大为惊异地瞪着我，同时矢口否认知道他的行踪，我只好悄悄地向供应鸡尾酒的桌子溜过去——整个花园里只有这个地方可以让一个单身汉流连一下而不显得无聊和孤独。
我百无聊赖，正准备喝个酩酊大醉，这时乔丹·贝克从屋里走了出来，站在大理石台阶的最上一级，身体微向后仰，用轻藐的神气俯瞰着花园。
不管人家欢迎不欢迎，我觉得实在非找一个聊伴不可，不然的话，我恐怕要跟过往的客人寒暄起来了。
“哈啰！”我大喊一声，朝她走去。我的声音在花园里听上去似乎响得很不自然。
“我猜你也许会来的，”等我走到跟前，她心不在焉地答道，“我记得你住在隔壁……”
她不带感情地拉拉我的手，作为她答应马上再来理会我的表示，然后去听台阶下面两个穿着一样的黄色连衣裙的姑娘讲话。
“哈啰！”她们同声喊道，“可惜你没赢。”
这说的是高尔夫球比赛。她在上星期的决赛中输掉了。
“你不知道我们是谁，”其中一个穿黄衣的姑娘说，“可是大约一个月以前我们在这儿见过面。”
“你们后来染过头发了。”乔丹说，我听了一惊，但两个姑娘却已经漫不经心地走开了，因此她这句话说给早升的月亮听了，月亮和晚餐的酒菜一样，无疑也是从包办酒席的人的篮子里拿出来的。乔丹用她那纤细的、金黄色的手臂挽着我的手臂，我们走下了台阶，在花园里闲逛。一盘鸡尾酒在暮色苍茫中飘到我们面前，我们就在一张桌子旁坐下，同座的还有那两个穿黄衣的姑娘和三个男的，介绍给我们的时候名字全含含糊糊一带而过。
“你常来参加这些晚会吗？”乔丹问她旁边的那个姑娘。
“我上次来就是见到你的那一次，”姑娘回答，声音是机灵而自信的。她又转身问她的朋友，“你是不是也一样，露西尔？”
露西尔也是一样。
“我喜欢来，”露西尔说，“我从来不在乎干什么，只要我玩得痛快就行。上次我来这里，我的衣服在椅子上撕破了，他就问了我的姓名住址——不出一个星期我收到克罗里公司送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是一件新的晚礼服。”
“你收下了吗？”乔丹问。
“我当然收下了。我本来今晚准备穿的，可是它胸口太大，非改不可。衣服是淡蓝色的，镶着淡紫色的珠子。二百六十五美元。”
“一个人肯干这样的事真有点古怪，”另外那个姑娘热切地说，“他不愿意得罪任何人。”
“谁不愿意？”我问。
“盖茨比。有人告诉我……”
两个姑娘和乔丹诡秘地把头靠到一起。
“有人告诉我，人家认为他杀过一个人。”
我们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异。三位先生也把头伸到前面，竖起耳朵来听。
“我想并不是那回事，”露西尔不以为然地争辩道，“多半是因为在大战时他当过德国间谍。”
三个男的当中有一个点头表示赞同。
“我也听过一个人这样说，这人对他一清二楚，是从小和他一起在德国长大的。”他肯定无疑地告诉我们。
“噢，不对，”第一个姑娘又说，“不可能是那样，因为大战期间他是在美国军队里。”由于我们又倾向于听信她的话，她又兴致勃勃地把头伸到前面。“你只要趁他以为没有人看他的时候看他一眼。我敢打赌他杀过一个人。”
她眯起眼睛，哆嗦了起来。露西尔也在哆嗦。我们大家掉转身来，四面张望去找盖茨比。有些人早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事情，现在谈起他来却这样窃窃私语，这一点也足以证明他引起了人们何等浪漫的遐想了。
第一顿晚饭——午夜后还有一顿——此刻准备好了，乔丹邀我去和花园那边围着一张桌子坐的她的一伙朋友坐在一起。一共有三对夫妇，外加一个陪同乔丹来的男大学生，此人死气白赖，说起话来老是旁敲侧击，并且显然认为乔丹早晚会委身于他的。这伙人不到处转悠，而是正襟危坐，自成一体，并且俨然自封为庄重的农村贵族的代表——东卵屈尊光临西卵，而又小心翼翼提防它那灯红酒绿的欢乐。
“咱们走开吧，”乔丹低声地讲，这时已经莫名其妙地浪费了半个钟头，“这里对我来说是太斯文了。”
我们站了起来，她解释说我们要去找主人。她说她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使她颇感局促不安。那位大学生点点头，神情既玩世不恭，又闷闷不乐。
我们先到酒吧间去张望了一下，那儿挤满了人，可盖茨比并不在那里。她从台阶上头向下看，找不到他，他也不在阳台上。我们怀着希望推开一扇很神气的门，走进了一间高高的哥特式图书室，四壁镶的是英国雕花橡木，大有可能是从海外某处古迹原封不动地拆过来的。
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戴着老大的一副猫头鹰式眼镜，正醉醺醺地坐在一张大桌子的边上，迷迷糊糊目不转睛地看着书架上一排排的书。我们一走进去他就兴奋地转过身来，把乔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你觉得怎么样？”他冒冒失失地问道。
“关于什么？”
他把手向书架一扬。
“关于那个。其实你也不必仔细看了，我已经仔细看过。它们都是真的。”
“这些书吗？”
他点点头。
“绝对是真的——一页一页的，什么都有。我起先还以为大概是好看的空书壳子。事实上，它们绝对是真的。一页一页的什么——这儿！我拿给你们瞧。”
他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不相信，急忙跑到书橱前面，拿回来一本《斯托达德演说集》卷一[3]。
“瞧！”他得意洋洋地嚷道，“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印刷品。它真把我蒙住了。这家伙简直是个贝拉斯科[4]。真是巧夺天工。多么一丝不苟！多么逼真！而且知道见好就收——并没裁开纸页。你还要怎样？你还指望什么？”
他从我手里把那本书一把夺走，急急忙忙把它放回书架的原处，一面叽咕着说什么假使一块砖头被挪开，整个图书室就有可能塌掉。
“谁带你们来的？”他问道，“还是不请自到的？我是有人带我来的。大多数客人都是别人带来的。”
乔丹很机灵，很高兴地看着他，但并没有答话。
“我是一位姓罗斯福的太太带来的，”他接着说，“克劳德·罗斯福太太。你们认识她吗？我昨天晚上不知在什么地方碰上她的。我已经醉了个把星期了，我以为在图书室里坐一会儿可以醒醒酒的。”
“有没有醒？”
“醒了一点，我想。我还不敢说。我在这儿刚待了一个钟头。我跟你们讲过这些书吗？它们都是真的。它们是……”
“你告诉过我们了。”
我们庄重地和他握握手，随即回到外边去。
此刻花园里篷布上有人在跳舞。有老头子推着年轻姑娘，无止无休地绕着难看的圈子；有高傲的男女抱在一起按时髦的舞步扭来扭去，守在一个角落里跳——还有许许多多单身姑娘在跳单人舞，或者帮乐队弹一会儿班卓琴或者敲一会儿打击乐器。到了午夜欢闹更甚。一位有名的男高音唱了意大利文歌曲，还有一位声名狼藉的女低音唱了爵士乐曲，还有人在两个节目之间在花园里到处表演“绝技”，同时一阵阵欢乐而空洞的笑声响彻夏夜的天空。一对双胞胎——原来就是那两个黄衣姑娘——换了行头演了一出儿童戏，同时香槟一杯杯地端出来，杯子比洗手指用的小碗还要大。月亮升得更高了，海湾里飘着一副三角形的银色天秤[5]，随着草坪上班卓琴铿锵的琴声微微颤动。
我仍然和乔丹·贝克在一起。我们坐的一张桌上还有一位跟我年纪差不多的男子和一个吵吵闹闹的小姑娘，她动不动就忍不住要放声大笑。我现在玩得也挺开心了。我已经喝了两大碗香槟，因此这片景色在我眼前变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自然性的、奥妙的东西。
在娱乐节目中间休息的时候，那个男的看着我微笑。
“您很面熟，”他很客气地说，“战争期间您不是在第三师吗？”
“正是啊。我在机枪九连。”
“我在步兵七连，直到一九一八年六月。我就知道我以前在哪儿见过您的。”
我们谈了一会儿法国的一些阴雨、灰暗的小村庄。显而易见他就住在附近，因为他告诉我他刚买了一架水上飞机，并且准备明天早晨去试飞一下。
“愿意跟我一块去吗，老兄？就在海湾沿着岸边转转。”
“什么时候？”
“随便什么时候，对你合适就行。”
我已经话到了嘴边想问他的名字，这时乔丹掉转头来朝我一笑。
“现在玩得快活吧？”她问。
“好多了。”我又掉转脸对着我的新交，“这对我来说是个奇特的晚会。我连主人都还没见到哩。我就住在那边……”我朝着远处看不见的树篱笆把手一挥。“这位姓盖茨比的派他的司机过来送了一份请帖。”
他朝我望了一会儿，似乎没听懂我的话。
“我就是盖茨比。”他突然说。
“什么！”我叫了一声，“噢，真对不起。”
“我还以为你知道哩，老兄。我恐怕不是个很好的主人。”
他心领神会地一笑——还不止心领神会。这是极为罕见的笑容，其中含有永久的善意的表情，你一辈子也不过能遇见四五次。它面对——或者似乎面对——整个永恒的世界一刹那，然后就凝注在你身上，对你表现出不可抗拒的偏爱。他了解你恰恰到你本人希望被了解的程度，相信你如同你乐于相信你自己那样，并且教你放心他对你的印象正是你最得意时希望给予别人的印象。恰好在这一刻他的笑容消失了——于是我看着的不过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汉子，三十一二岁的年纪，说起话来文质彬彬，几乎有点可笑。在他做自我介绍之前不久，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觉得他说话字斟句酌。
差不多在盖茨比先生说明自己身份的那一刻，一个男管家急急忙忙跑到他跟前报告说芝加哥有长途电话找他。他逐一向我们微微欠身道歉。
“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老兄，”他恳切地对我说，“对不起，过会儿再来奉陪。”
他走开之后，我马上转向乔丹——迫不及待地要告诉她我感到的惊异。我本来以为盖茨比先生是个红光满面、肥头大耳的中年人。
“他是谁？”我急切地问，“你可知道？”
“他就是一个叫盖茨比的人呗。”
“我是问他是哪儿来的？他又是干什么的？”
“现在你也琢磨起这个题目来了，”她厌倦地笑道，“唔，他告诉过我他上过牛津大学。”
他的模糊的背景开始显现出来，但是随着她的下一句话又立即消失了。
“可是，我并不相信。”
“为什么不信？”
“我不知道，”她固执地说，“我就是不相信他上过牛津。”
她的语气之中有点什么使我想起另外那个姑娘说的“我想他杀过一个人”，其结果是激起了我的好奇心。随便说盖茨比出身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泽地区也好，出身于纽约东城南区[6]也好，我都可以毫无疑问地接受。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年纪轻的人不可能——至少我这个孤陋寡闻的乡下人认为他们不可能——不知从什么地方悄悄地出现，在长岛海湾买下一座宫殿式的别墅。
“不管怎样，他举行大型宴会，”乔丹像一般城里人一样不屑于谈具体细节，所以改换了话题，“而我也喜欢大型宴会。这样亲热得很。在小的聚会上，三三两两谈心倒不可能。”
大鼓轰隆隆一阵响，接着突然传来乐队指挥的声音，盖过了花园里嘈杂的人声。
“女士们，先生们，”他大声说，“应盖茨比先生的要求，我们现在为各位演奏弗拉迪米尔·托斯托夫先生的最新作品，这部作品五月时在卡内基音乐厅曾经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各位看报就知道那是轰动一时的事件。”他带着轻松而居高临下的神气微微一笑，又说：“可真叫轰动！”这句话引得大家都放声大笑。
“这支乐曲，”他最后用洪亮的声音说，“叫做《弗拉迪米尔·托斯托夫的爵士音乐世界史》。”
托斯托夫先生这支乐曲是怎么回事，我没有注意到，因为演奏一开始，我就一眼看到了盖茨比单独一个人站在大理石台阶上面，用满意的目光从这一群人看到那一群人。他那晒得黑黑的皮肤很漂亮地紧绷在脸上，他那短短的头发看上去好像是每天都修剪似的。我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诡秘的迹象。我纳闷是否他不喝酒这个事实有助于把他跟他的客人们截然分开，因为我觉得随着沆瀣一气的欢闹的高涨，他却变得越发端庄了。等到《爵士音乐世界史》演奏完毕，有的姑娘像小哈巴狗一样乐滋滋地靠在男人肩膀上，有的姑娘开玩笑地向后晕倒在男人怀抱里，甚至倒进人群里，明知反正有人会把她们托住——可是没有人晕倒在盖茨比身上，也没有法国式的短发碰到盖茨比的肩头，也没有人组织四人合唱团来拉盖茨比加入。
“对不起。”
盖茨比的男管家忽然站在我们身旁。
“贝克小姐？”他问道，“对不起，盖茨比先生想单独跟您谈谈。”
“跟我谈？”她惊奇地大声说。
“是的，小姐。”
她慢慢地站了起来，惊愕地对我扬了扬眉毛，然后跟着男管家向房子走去。我注意到她穿晚礼服，但她穿所有的衣服都像穿运动服一样——她的动作有一种矫健的姿势，仿佛她当初就是在空气清新的早晨在高尔夫球场上学走路的。
我独自一人，时间已快两点了。有好一会儿，从阳台上面一间长长的、有许多窗户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阵杂乱而引人入胜的声音。乔丹的那位大学生此刻正在和两个歌舞团的舞女大谈助产术，央求我去加入，可是我溜掉了，走到室内去。
大房间里挤满了人。穿黄衣的姑娘有一个在弹钢琴，她身旁站着一个高高的红发少妇，是从一个有名的歌舞团来的，正在那里唱歌。她已经喝了大量的香槟，在她唱歌的过程中她又不合时宜地认定一切都非常非常悲惨——她不仅在唱，而且还在哭。每逢曲中有停顿的地方，她就用抽抽噎噎的哭声来填补，然后又用震颤的女高音继续唱下去。眼泪沿着她的面颊往下流——可不是畅通无阻地流，因为眼泪一碰到画得浓浓的睫毛之后就变成了黑墨水，像两条黑色小河似的慢慢地继续往下流。有人开玩笑，建议她唱脸上的那些音符，她听了这话把两手向上一甩，倒在一把椅子上，醉醺醺地呼呼大睡起来。
“她刚才跟一个自称是她丈夫的人打过一架。”我身旁一个姑娘解释说。
我向四周看看，剩下的女客现在多半都在跟她们所谓的丈夫吵架。连乔丹的那一伙，从东卵来的那四位，也由于意见不和而四分五裂了。男的当中有一个正在劲头十足地跟一个年轻的女演员交谈，他的妻子起先还保持尊严，装得满不在乎，想一笑置之，到后来完全垮了，就采取侧面攻击——不时突然出现在他身边，像一条衲脊蛇愤怒时口腔里发出嘶嘶声一般，对着他的耳朵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你答应过的！”
舍不得回家的并不限于任性的男客。穿堂里此刻有两个毫无醉意的男客和他们怒气冲天的太太。两位太太略微提高了嗓子在互相表示同情。
“每次他一看见我玩得开心他就要回家。”
“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有谁像他这么自私。”
“我们总是第一个走。”
“我们也是一样。”
“不过，今晚我们几乎是最后的了，”两个男的中的一个怯生生地说，“乐队半个钟头以前就走了。”
尽管两位太太一致认为这种恶毒心肠简直叫人难以置信，这场纠纷终于在一阵短暂的揪斗中结束，两位太太都被抱了起来，两腿乱踢，消失在黑夜里。
我在穿堂里等侍者取回我帽子的时候，图书室的门开了，乔丹·贝克和盖茨比一同走了出来。他还在跟她说最后一句话，可是这时有几个人走过来和他告别，他原先热切的态度陡然收敛，变成了拘谨。
乔丹那一伙人从阳台上不耐烦地喊她，可是她还逗留了片刻和我握手。
“我刚才听到一件最惊人的事情，”她出神地小声说，“我们在那里边待了多久？”
“哦，个把钟头。”
“这事……太惊人了，”她出神地重复说，“可是我发过誓不告诉别人，而我现在已经在逗你了。”她对着我的脸轻轻打了个哈欠，“有空请过来看我……电话簿……西古奈·霍华德太太名下……我的姑妈……”她一边说一边匆匆离去——她活泼地挥了一下那只晒得黑黑的手表示告别，然后就消失在门口她的那一伙人当中了。
我觉得怪难为情的，第一次来就待得这么晚，于是走到拥着盖茨比的最后几位客人那边去。我想要解释一下我一来就到处找过他，同时为刚才在花园里与他面对面却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向他道歉。
“没有关系。”他恳切地嘱咐我，“别放在心上，老兄。”这个亲热的称呼还比不上非常友好地拍拍我肩膀的那只手所表示的亲热。“别忘了明天早上九点我们要乘水上飞机上天哩。”
接着男管家来了，站在他背后。
“先生，有一个找您的来自费城的长途电话。”
“好，就来。告诉他们我就来。晚安。”
“晚安。”
“晚安。”他微微一笑。突然之间，我待到最后才走，这其中好像含有愉快的深意，仿佛他是一直希望如此的。“晚安，老兄……晚安。”
可是，当我走下台阶时，我看到晚会还没有完全结束。离大门五十英尺，十几辆汽车的前灯照亮了一个不寻常的、闹哄哄的场面。在路旁的小沟里，右边向上，躺着一辆新的小轿车，可是一只轮子撞掉了。这辆车离开盖茨比的车道还不到两分钟，一堵墙的突出部分是造成车轮脱落的原因。现在有五六个好奇的司机在围观，可是，由于他们让自己的车子挡住了路，后面车子上的司机已经按了好久喇叭，传来一片刺耳的噪音，更增添了整个场面本来就很严重的混乱。
一个穿着长风衣的男人已经从撞坏的车子里出来，此刻站在大路中间，看看车子，又看看轮胎，再看看旁观的人，脸上带着愉快而迷惑不解的表情。
“请看！”他解释道，“车子开到沟里去了。”
这个事实使他感到不胜惊奇。我先听出了那不平常的惊奇的口吻，然后认出了这个人——就是早先光顾盖茨比图书室的那一位。
“怎么搞的？”
他耸了耸肩膀。
“我对机械一窍不通。”他肯定地说。
“到底怎么搞的？你撞到墙上去了吗？”
“别问我，”“猫头鹰眼”说，把事情推脱得一干二净，“我不大懂开车——几乎一无所知。事情发生了，我就知道这一点。”
“既然你车子开得不好，那么你晚上就不应当试着开车嘛。”
“可是我连试也没试，”他气愤地解释，“我连试也没试啊。”
旁观的人听了都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你想自杀吗？”
“幸亏只是一只轮子！开车开得不好，还连试都不试！”
“你们不明白，”罪人解释说，“我没有开车。车子里还有一个人。”
这句声明所引起的震惊表现为一连声的“噢……啊……啊！”同时那辆小轿车的门也慢慢开了。人群——此刻已经是一大群了——不由得向后一退，等到车门敞开以后，又有片刻阴森可怕的停顿。然后，逐渐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一个脸色煞白、摇来晃去的人从撞坏了的汽车里跨了出来，先伸出一只大舞鞋在地面上试探了几下。
这位幽灵被汽车前灯的亮光照得睁不开眼，又被一片汽车喇叭声吵得糊里糊涂，站在那里摇晃了一会儿才认出那个穿风衣的人。
“怎么啦？”他镇静地问道，“咱们没汽油了吗？”
“你瞧！”
五六个人用手指指向那脱落下来的车轮——他朝它瞪了一眼，然后抬头向上看，仿佛他怀疑轮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轮子掉下来了。”有一个人解释说。
他点点头。
“起先我还没发现咱们停下来了。”
过了一会儿，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又挺起胸膛，用坚决的声音说：“不知可不可以告诉我哪儿有加油站？”
至少有五六个人，其中有的比他稍微清醒一点，解释给他听，轮子和车子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了。
“倒车，”过了一会儿他又出点子，“用倒车挡。”
“可是轮子掉啦！”
他迟疑了一会儿。
“试试也无妨嘛。”他说。
汽车喇叭的尖声怪叫达到了高潮，于是我掉转身，穿过草地回家。我回头望了一眼。一轮明月正照在盖茨比别墅的上面，夜色跟先前一样美好。明月依旧，而欢声笑语已经从仍然光辉灿烂的花园里消失了。一股突然的空虚此刻好像从那些窗户和巨大的门里流出来，使主人的形象处于完全的孤独之中，他这时站在阳台上，举起一只手做出正式的告别姿势。
重读一遍以上所写的，我觉得我已经给人一种印象，好像相隔好几个星期的三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我所关注的一切。恰恰相反，它们只不过是一个繁忙的夏天当中的一些小事，而且直到很久以后，我对它们还远远不如对待我自己的私事那样关心。
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工作。每天清早太阳把我的影子投向西边时，我沿着纽约南部摩天大楼之间的白色裂口匆匆走向正诚信托公司。我跟其他的办事员和年轻的债券推销员混得很熟，和他们一起在阴暗拥挤的饭馆里吃午饭，吃点小猪肉香肠加土豆泥，喝杯咖啡。我甚至和一个姑娘发生过短期的关系，她住在泽西城[7]，在会计处工作。可是她哥哥开始给我眼色看，因此她七月出去度假的时候，我就让这事悄悄地吹了。
我一般在耶鲁俱乐部吃晚饭——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这是我一天中最凄凉的事情——饭后我上楼到图书室，花一个钟头认真学习各种投资和证券的知识。同学会里往往有几个爱玩爱闹的人光临，但他们从来不进图书室，所以那里倒是个工作的好地方。从那以后，如果天气宜人，我就沿着麦迪逊路溜达，经过那座古老的默里山饭店，再穿过三十三号街走到宾夕法尼亚车站。
我开始喜欢纽约了，喜欢夜晚那种奔放冒险的情调，喜欢那川流不息的男男女女和往来车辆给应接不暇的眼睛带来的满足。我喜欢在五号路上溜达，从人群中挑出风流的女人，幻想几分钟之内我就要进入她们的生活，而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或者非难这件事。有时，在我脑海里，我跟着她们走到神秘的街道拐角上她们所住的公寓，到了门口她们回眸一笑，然后走进一扇门，消失在温暖的黑暗之中。在大都市迷人的黄昏时刻，我有时感到一种难以排遣的寂寞，同时也觉得别人有同感——那些在橱窗面前踯躅的穷困的青年小职员，等到了时候独个儿上小饭馆去吃一顿晚饭——黄昏中的青年小职员，虚度着夜晚和生活中最令人陶醉的时光。
有时晚上八点钟，四十几号街那一带阴暗的街巷挤满了出租汽车，五辆一排，热闹非凡，都是前往戏院区的，这时我心中就感到一种无名的怅惘。出租汽车在路口暂停的时候，车里的人身子偎在一起，说话的声音传了出来，听不见的笑话引起了欢笑，点燃的香烟在车里升起一个个模糊的烟圈。我幻想着自己也在匆匆赶去寻欢作乐，分享他们内心的激动，于是我暗自为他们祝福。
有好久我没有见过乔丹·贝克，后来在仲夏时节我又找到了她。起初我对陪她到各处去感到很荣幸，因为她是个高尔夫球冠军，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大名。后来却有了另一种感情。我并没有真的爱上她，但我产生了一种温柔的好奇心。她对世人摆出的那副厌烦而高傲的面孔掩盖了点什么——大多数装模作样的言行到后来总是在掩盖点什么，虽然起初并不如此——有一天我发现了那是什么。当时我们两人一同到沃维克去参加一次别墅聚会。她把一辆借来的车子不拉上车篷就停在雨里，然后扯了个谎——突然之间我记起了那天晚上我在黛西家里想不起来的那件关于她的事。在她参加的第一个重要的高尔夫锦标赛上，发生了一场风波，差一点闹到登报——有人说在半决赛那一局她把球从一个不利的位置上移动过。事情几乎要成为一桩丑闻——后来平息了下去。一个球童收回了他的话，仅剩的另一个见证人也承认他可能搞错了。这个事件和她的名字却留在我脑子里。
乔丹·贝克本能地回避聪明机警的男人，现在我明白了这是因为她认为，在对越轨的行动不以为然的社会圈子里活动比较保险。她不诚实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她不能忍受处于不利的地位，既然这样不甘心，因此我想她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耍各种花招，为了对世人保持那副傲慢的冷笑，而同时又能满足她那结实的、矫健的身体的要求。
这对我完全无所谓。女人不诚实，这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我微微感到遗憾，过后就忘了。也是在参加那次别墅聚会的时候，我们俩有过一次关于开车的有趣的谈话。因为她从几个工人身旁开过去，挨得太近，结果挡泥板擦着一个工人上衣的纽扣。
“你是个粗心的驾驶员，”我提出了抗议，“你该再小心点儿，要不就干脆别开车。”
“我很小心。”
“不对，你不小心。”
“不要紧，反正别人很小心。”她轻巧地说。
“这跟你开车有什么关系？”
“他们会躲开我的，”她固执地说，“要双方不小心才能造成一次车祸嘛。”
“假定你碰到一个像你一样不小心的人呢？”
“我希望永远不会碰到，”她答道，“我顶讨厌不小心的人。这也是我喜欢你的原因。”
她那双灰色的、被太阳照得眯紧的眼睛笔直地盯着前方，但她故意地改变了我们的关系，因而有片刻工夫我以为我爱上了她。但是我思想迟钝，而且满脑袋清规戒律，这都对我的情欲起着刹车的作用，同时我也知道首先我得完全摆脱家乡的那段纠葛。我一直每星期写一封信回去，并且签上“爱你，尼克”，而我能想到的只是每次那位小姐一打网球，她的上唇上边总出现像小胡子一样的一溜汗珠。不过我们之间确实有过一种没有言明的默契，这必须先巧妙地解除，然后我才可以自由。
每个人都以为他自己至少有一项基本的美德，而这就是我的：我所认识的诚实的人并不多，而我自己恰好就是其中的一个。
注 释
[1].西班牙一地区，以产头巾出名。
[2].吉尔德·格雷（Gilda Gray），名噪一时的纽约舞星。
[3].约翰·斯托达德（John Stoddard，1850—1931），美国演说家，著有《演说集》十卷。
[4].大卫·贝拉斯科（David Belasco，1859—1931），美国舞台监督，以布景逼真闻名。
[5].指天秤座星斗。
[6].贫民窟。
[7].在纽约市附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