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两年，我回想起那天其余的时间，那一晚以及第二天，只记得一批又一批的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在盖茨比家的前门口来来往往。外面的大门口有一根绳子拦住，旁边站着一名警察，不让看热闹的人进来，但是小男孩们不久就发现他们可以从我的院子里绕过来，因此总有几个孩子目瞪口呆地挤在游泳池旁边。那天下午，有一个神态自信的人，也许是一名侦探，低头检视威尔逊的尸体时用了“疯子”两个字，而他的语气偶然的权威就为第二天早上所有报纸的报道定了调子。
那些报道大多数都是一场噩梦——离奇古怪，捕风捉影，煞有介事，而且不真实。等到米切里斯在验尸时的证词中透露了威尔逊对他妻子的猜疑以后，我以为整个故事不久就会被添油加醋在黄色小报上登出来了——不料凯瑟琳，她本可以信口开河的，却什么都不说，并且表现出惊人的魄力——她那描过的眉毛底下的两只坚定的眼睛笔直地看着验尸官，发誓说她姐姐从来没见过盖茨比，说她姐姐和她丈夫生活在一起非常美满，说她姐姐从来没有什么不端的行为。她说得自己都信以为真了，又用手帕捂着脸痛哭了起来，仿佛连提出这样的疑问都是她受不了的，于是威尔逊就被归结为一个“悲伤过度、神经失常”的人，以便这个案子可以保持最简单的情节。案子也就这样了结了。
但是事情的这个方面似乎整个都是不痛不痒、无关紧要似的。我发现自己是站在盖茨比一边的，而且只有我一人。从我打电话到西卵镇报告惨案那一刻起，每一个关于他的揣测、每一个实际的问题，都提到我这里来。起初我感到又惊讶又迷惑，后来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他还是躺在他的房子里，不动，不呼吸，也不说话，我才渐渐明白我在负责，因为除我以外没有任何人有兴趣——我的意思是说，那种每个人身后多少都有权利得到的强烈的个人兴趣。
在我们发现他的尸体半小时之后，我就打了电话给黛西，本能地、毫不迟疑地给她打了电话。但是她和汤姆那天下午很早就出门了，还随身带了行李。
“没留地址吗？”
“没有。”
“说他们几时回来吗？”
“没有。”
“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吗？我怎样才能和他们取得联系？”
“我不知道，说不上来。”
我真想给他找一个人来。我真想走到他躺着的那间屋子里去安慰他说：“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人来，盖茨比。别着急。相信我好了，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人来……”
迈尔·沃尔夫山姆的名字不在电话簿里。男管家把他百老汇办公室的地址给我，我又打电话到电话局问讯处，但是等到我有了号码时已经早就过了五点，没有人接电话了。
“请你再摇一下好吗？”
“我已经摇过三次了。”
“有非常要紧的事。”
“对不起，那儿恐怕没有人。”
我回到客厅里去，屋子里突然挤满了官方的人员，起先我还以为是一些不速之客。他们掀开被单，用惊恐的眼光看着盖茨比，可是他的抗议继续在我脑子里回响：
“我说，老兄，你一定得替我找个人来。你一定得想想办法。我一个人可受不了这个罪啊。”
有人来找我提问题，我却脱了身跑上楼去，匆匆忙忙翻了一下他书桌上没锁的那些抽屉——他从没明确地告诉我，他的父母已经死了，但是什么也找不到——只有丹·科迪的那张相片，那已经被人遗忘的粗野狂暴生活的象征，从墙上向下凝视着。
第二天早晨我派男管家到纽约去给沃尔夫山姆送一封信，信中向他打听消息，并恳请他搭下一班火车就来。我这样写的时候觉得这个请求似乎是多此一举。我认为他一看见报纸肯定马上就会赶来的，正如我认为中午以前黛西肯定会有电报来的——可是电报没来，沃尔夫山姆先生也没到。什么人都没来，只有更多的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等到男管家带回来沃尔夫山姆的回信时，我开始感到有一种傲视一切的感觉，感到盖茨比和我可以团结一致横眉冷对他们所有的人。
亲爱的卡罗威先生：
这个消息使我感到万分震惊，我几乎不敢相信是真的。那个人干的这种疯狂行为应当使我们大家都好好想想。我现在不能前来，因为我正在办理一些非常重要的业务，目前不能跟这件事发生牵连。过一些时候如有我可以出力的事，请派埃德加送封信通知我。我听到这种事后简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感到天昏地暗了。
您的忠实的，
迈尔·沃尔夫山姆
下面又匆匆附了一笔：
关于丧礼安排请告知。又及：我根本不认识他家里人。
那天下午电话铃响，长途电话局说芝加哥有电话来，我以为这总该是黛西了，但等到接通了一听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很轻很远。
“我是斯莱格……”
“是吗？”这名字很生疏。
“那封信真够呛，是不？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什么电报也没有。”
“小派克倒霉了，”他话说得很快，“他在柜台上递证券的时候给逮住了。刚刚五分钟之前他们收到纽约的通知，列上了号码。你想得到吗？在这种乡下地方你没法料到……”
“喂！喂！”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你听我说——我不是盖茨比先生。盖茨比先生死了。”
电话线那头沉默了好久，接着是一声惊叫……然后咔嗒一声电话就挂断了。
我想大概是第三天，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城镇来了一封署名为亨利·C.盖兹的电报。上面只说发报人马上动身，要求等他到达后再举行葬礼。
来的是盖茨比的父亲，一个很庄重的老头子，非常可怜，非常沮丧，这样暖和的九月天就裹上了一件蹩脚的长外套。他激动得眼泪不停地往下流，我从他手里把旅行包和雨伞接过来时，他不停地伸手去拉他那撮稀稀的花白胡须，我好不容易才帮他脱下了大衣。他人快要垮了，于是我一面把他领到音乐厅里去，让他坐下，一面打发人去搞一点吃的来，但是他不肯吃东西，那杯牛奶也从他哆哆嗦嗦的手里泼了出来。
“我从芝加哥报纸上看到的，”他说，“芝加哥报纸上全都登了出来。我马上就动身了。”
“我没法子通知您。”
他的眼睛一片茫然，可是不停地向屋子里四面看。
“是一个疯子干的，”他说，“他一定是疯了。”
“您喝杯咖啡不好吗？”我劝他。
“我什么都不要。我现在好了，您是……”
“卡罗威。”
“呃，我现在好了。他们把杰米放在哪儿？”
我把他领进客厅里他儿子遗体停放的地方，把他留在那里。有几个小男孩爬上了台阶，正在往门厅里张望。等到我告诉他们是谁来了，他们才勉勉强强地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盖兹先生打开门走了出来，他嘴巴张着，脸微微有点红，眼睛里断断续续洒下几滴泪水。他已经到了并不把死亡看做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的年纪，于是此刻他第一次向四周一望，看见门厅如此富丽堂皇，一间间大屋子从这里又通向别的屋子，他的悲伤就开始和一股又惊讶又骄傲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了。我把他搀到楼上的一间卧室里。他一面脱上衣和背心，我一面告诉他一切安排都推迟了，等他来决定。
“我当时不知道您要怎么办，盖茨比先生……”
“我姓盖兹。”
“盖兹先生，我以为您也许要把遗体运到西部去。”
他摇了摇头。
“杰米一向喜欢待在东部。他是在东部得到他这个地位的。你是我孩子的朋友吗，先生？”
“我们是很知己的朋友。”
“他是大有前程的，你知道。他只是个年轻人，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很有能耐。”
他郑重其事地用手碰碰脑袋，我也点了点头。
“假使他活下去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大人物的，像詹姆斯·J.希尔[1]那样的人。他会帮助建设国家的。”
“确实是那样。”我局促不安地说。
他笨手笨脚地把绣花被单扯来扯去，想把它从床上拉下来，接着就硬邦邦地躺下去——立刻就睡着了。
那天晚上一个显然害怕的人打电话来，一定要先知道我是谁才肯报他自己的姓名。
“我是卡罗威。”我说。
“哦！”他似乎感到宽慰，“我是克利普斯普林格。”
我也感到宽慰，因为这一来盖茨比的墓前可能会多一个朋友了。我不愿意登报，引来一大堆看热闹的人，所以我就自己打电话通知了几个人。他们可真难找到。
“明天出殡，”我说，“下午三点，就在此地家里。我希望你转告凡是有意参加的人。”
“哦，一定，”他急忙说，“当然啦，我不大可能见到什么人，但是如果我碰到的话。”
他的语气使我起了疑心。
“你自己当然是要来的。”
“呃，我一定想法子来。我打电话来是要问……”
“等等，”我打断了他的话，“先说好，你一定来怎么样？”
“呃，事实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目前待在格林威治这里朋友家里，人家指望我明天和他们一起玩。事实上，明天要去野餐什么的。当然我走得开一定来。”
我忍不住发出一声“哼”，他也一定听到了，因为他很紧张地往下说：“我打电话来是为了我留在那里的一双鞋。不知道能不能麻烦你让男管家给我寄来。你知道，那是双网球鞋，我离了它简直没办法。我的地址是B.F.……”
我没听他说完那个名字就把话筒挂上了。
在那以后我为盖茨比感到羞愧——还有一个我打电话去找的人竟然表示他是死有应得的。不过，这是我的过错，因为他是那些当初喝足了盖茨比的酒就大骂盖茨比的客人中的一个，我本来就不应该打电话给他的。
出殡那天的早晨，我到纽约去找迈尔·沃尔夫山姆。似乎用任何别的办法都找不到他。在电梯工的指点之下，我推开了一扇门，门上写着“字控股公司”，可是起先里面好像没有人，但是，我高声喊了几声“喂”也没人答应之后，一扇隔板后面突然传出争辩的声音，接着一个漂亮的犹太女人在里面的一个门口出现，用含有敌意的黑眼睛打量我。
“没人在家，”她说，“沃尔夫山姆先生到芝加哥去了。”
前一句话显然是撒谎，因为里面有人已经开始不成腔地用口哨吹奏《玫瑰经》。
“请告诉他卡罗威要见他。”
“我又不能把他从芝加哥叫回来，对不对？”
正在这时有一个声音，毫无疑问是沃尔夫山姆的声音，从门的那边喊了一声“斯特拉”。
“你把名字留在桌上，”她很快地说，“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可是我知道他就在里面。”
她向我面前跨了一步，两只手气冲冲地沿着臀部一上一下地搓动。
“你们这些年轻人自以为随时可以闯进这里来，”她骂道，“我们都烦死了。我说他在芝加哥，他就是在芝加哥。”
我提了一下盖茨比的名字。
“哦……啊！”她又打量了我一下，“请您稍……您姓什么来着？”
她不见了。过了一会，迈尔·沃尔夫山姆就庄重地站在门口，两只手都伸了出来。他把我拉进他的办公室，一面用虔诚的口吻说在这种时候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一面敬我一支雪茄烟。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说，“刚刚离开军队的一名年轻的少校，胸口挂满了在战场上赢得的勋章。他穷得只好继续穿军服，因为他买不起便服。我第一次见到他是那天他走进四十三号街怀恩勃兰纳开的弹子房找工作。他已经两天没吃饭了。‘跟我一块吃午饭去吧。’我说。不到半个钟头他就吃了四块多美元的饭菜。”
“是你帮他做起生意来的吗？”我问。
“帮他！我一手造就了他。”
“哦。”
“是我把他从零开始培养起来，从阴沟里捡起来的。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仪表堂堂、文质彬彬的年轻人，等他告诉我他上过牛劲，我就知道他可以派上大用场。我让他加入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后来他在那里面地位挺高的。他一出马就跑到奥尔巴尼[2]替我的一个主顾办了一件事。我们俩在一切方面都像这样亲密，”他举起了两根肥胖的指头，“永远在一起。”
我心里很纳罕，不知这种搭档是否也包括一九一九年世界棒球联赛那笔交易在内。
“现在他死了，”我隔了一会才说，“你是他最知己的朋友，所以我知道今天下午你一定会来参加他的葬礼的。”
“我很想来。”
“那么，来就是啦。”
他鼻孔里的毛微微颤动，他摇摇头，泪水盈眶。
“我不能来……我不能牵连进去。”他说。
“没有什么事可以牵连进去的。事情现在都过去了。”
“凡是有人被杀害，我总不愿意有任何牵连。我不介入。我年轻时就大不一样——如果一个朋友死了，不管怎么死的，我总是出力出到底。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感情用事，可是我是说到做到的——一直拼到底。”
我看出了他决意不去，自有他的原因。于是我就站了起来。
“你是不是大学毕业的？”他突然问我。
有一会儿工夫我还以为他要跟我搞点什么“关系”，可是他只点了点头，握了握我的手。
“咱们大家都应当学会在朋友活着的时候讲交情，而不要等到他死了之后。”他表示说，“人死以后，我个人的原则是不管闲事。”
我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天色已经变黑，我在蒙蒙细雨中回到了西卵。我换过衣服之后就到隔壁去，看到盖兹先生兴奋地在门厅里走来走去。他对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财产所感到的自豪一直在不断地增长，现在他又有一样东西要给我看。
“杰米寄给我的这张照片。”他手指哆嗦着掏出了他的钱包，“你瞧吧。”
是这座房子的一张照片，四角破裂，也给许多手摸脏了。他热切地把每一个细节都指给我看。“你瞧！”随即又在我眼中搜寻着有没有赞赏的神情。他把这张照片给人家看了那么多次数，我相信在他看来现在照片比真房子还要真。
“杰米把它寄给我的。我觉得这是一张很好看的照片，照得很好。”
“非常好。您近来见过他吗？”
“他两年前回过家来看我，给我买下了我现在住的房子。当然，他从家里跑走的时候我们很伤心，但是我现在明白他那样做是有道理的。他知道自己有远大的前程。他发迹之后一直对我很大方。”
他似乎不愿意把那张照片放回去，依依不舍地又在我眼前举了一会工夫。然后他把钱包放了回去，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破破烂烂的旧书，书名是《牛仔卡西迪》。
“你瞧瞧，这本书是他小时候看的。真是从小见大。”
他把书的封底翻开，掉转过来让我看。在最后的空白页上端端正正地写着“时间表”几个字和一九零六年九月十二日的日期。下面是：
起床上午 6：00
哑铃体操及爬墙6：15——6：30
学习电学等7：15——8：15
工作8：30——下午4：30
棒球及其他运动下午 4：30——5：00
练习演说、仪态5：00——6：00
学习有用的新发明7：00——9：00
个人决心
不要浪费时间去沙夫特家或（另一姓，字迹不清）
不再吸烟或嚼烟
每隔一天洗澡
每周读有益的书或杂志一册
每周储蓄五美元（涂去）三美元
对父母更加体贴
“我无意中发现这本书，”老头说，“真是从小见大，是不是？”
“真是从小见大。”
“杰米是注定了要出人头地的。他总是订出一些诸如此类的决心。你注意没有，他用什么办法提高自己的思想？他在这方面一向是了不起的。有一次他说我吃东西像猪一样，我把他揍了一顿。”
他舍不得把书合上，把每一条大声念了一遍，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想他满以为我会把那张表抄下来给我自己用。
快到三点的时候，路德教会的那位牧师从弗勒兴来了，于是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向窗户外面望，看看有没有别的车子来。盖茨比的父亲也和我一样。随着时间过去，用人都走进来站在门厅里等候，老人的眼睛开始焦急地眨起来，同时他又忐忑不安地说到外面的雨。牧师看了好几次表，我只好把他拉到一旁，请他再等半个钟头，但是毫无用处。没有一个人来。
五点钟左右我们三辆车子组成的队伍开到墓地，在密密的小雨中在大门旁边停了下来——第一辆是灵车，又黑又湿，怪难看的，后面是盖兹先生、牧师和我坐在大型轿车里，再后面一点的是四五个用人和西卵镇的邮差坐在盖茨比的旅行车里，大家下了车，全身都淋得透湿。正当我们穿过大门走进墓地时，我听见一辆车停下来，接着是一个人踩着湿透的草地从我们后面追上来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戴猫头鹰眼镜的人，三个月以前的那天晚上我发现他一边看着盖茨比图书室里的书一边惊叹不已。
从那以后我没再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今天安葬的，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雨水顺着他的厚眼镜流下来，他只好把眼镜摘下擦一擦，再看着那块挡雨的帆布从盖茨比的坟上卷起来。
这时我很想回忆一下盖茨比，但是他已经离得太远了，我只记得黛西既没来电报，也没送花，然而我并不感到气恼。我隐约听到有人喃喃念道：“上帝保佑雨中的死者。”接着那个戴猫头鹰眼镜的人用洪亮的声音说了一声：“阿门！”
我们零零落落地在雨中跑回到车子上。戴猫头鹰眼镜的人在大门口跟我说了一会话。
“我没能赶到别墅来。”他说。
“别人也都没能来。”
“真的！”他大吃一惊，“啊，我的上帝！他们过去一来就是好几百嘛。”
他把眼镜摘了下来，里里外外都擦了一遍。
“这家伙真他妈的可怜。”他说。
我记忆中最鲜明的景象之一就是每年圣诞节从预备学校，以及后来从大学回到西部的情景。到芝加哥以外的地方去的同学往往在十二月某个黄昏的六点钟聚在那座古老、幽暗的联邦车站，和几个家在芝加哥的朋友匆匆话别，只见他们已经裹入了他们自己的节日欢娱气氛。我记得那些从东部某某私立女校回来的女学生的皮大衣以及她们在严寒的空气中唧唧喳喳的笑语，记得我们发现熟人时挥手呼唤，记得互相比较收到的邀请：“你到奥德威家去吗？赫西家呢？舒尔茨家呢？”还记得紧紧抓在我们戴了手套的手里的长条绿色车票。最后还有停在月台门口轨道上的“芝加哥——密尔沃基——圣保罗”铁路的朦胧的黄色客车，看上去就像圣诞节一样使人愉快。
火车在寒冬的黑夜里奔驰，真正的白雪、我们的雪，开始从两边向远方伸展，迎着车窗闪耀。威斯康星州的小车站暗灰的灯火从眼前掠过，这时空气中突然出现一股使人神清气爽的寒气。我们吃过晚饭穿过寒冷的通廊往回走时，一路深深地呼吸着这寒气，在奇异的一个小时中，我们难以言喻地意识到自己与这片乡土之间血肉相连的关系，然后我们就要重新不留痕迹地融化在其中了。
这就是我的中西部——不是麦田，不是草原，也不是瑞典移民的荒凉村镇，而是我青年时代那些激动人心的还乡的火车，是严寒的黑夜里的街灯和雪橇的铃声，是圣诞冬青花环被窗内的灯火映在雪地的影子。我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些漫长的冬天养成了我为人不免有点矜持的性格，由于从小在卡罗威公馆长大，我态度上也不免有点自满。在我们那个城市里，人家的住宅仍旧世世代代称为某姓的公馆。我现在才明白这个故事到头来是一个西部的故事——汤姆和盖茨比、黛西、乔丹和我，我们都是西部人，也许我们具有什么共同的缺陷使我们无形中不能适应东部的生活。
即使东部最令我兴奋的时候，即使我最敏锐地感觉到比之俄亥俄河那边的那些枯燥无味、乱七八糟的城镇，那些只有儿童和老人可幸免于无止无休的闲话的城镇，东部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即使在那种时候，我也总觉得东部有畸形的地方，尤其是西卵仍然出现在我做的比较荒唐的梦里。在我的梦中，这个小镇就像埃尔·格列柯[3]画的一幅夜景：上百所房屋，既平常又怪诞，蹲伏在阴沉沉的天空和暗淡无光的月亮之下。在前景里有四个板着面孔、身穿大礼服的男人沿人行道走着，抬着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喝醉酒的女人，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晚礼服。她一只手耷拉在一边，闪耀着珠宝的寒光。那几个人郑重其事地转身走进一所房子——走错了地方，但是没人知道这个女人的姓名，也没有人关心。
盖茨比死后，东部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鬼影憧憧，面目全非到超出了我眼睛矫正的能力。因此等到烧枯叶的蓝烟弥漫空中，寒风把晾在绳上的湿衣服吹得邦邦硬的时候，我就决定回家来了。
在我离开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办，一件尴尬的、不愉快的事，本来也许应当不了了之的，但是我希望把事情收拾干净，而不指望那个乐于帮忙而又不动感情的大海来把我的垃圾冲掉。我去见了乔丹·贝克，从头到尾谈了我们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然后谈到我后来的遭遇，而她躺在一把大椅子里听着，一动也不动。
她穿的是打高尔夫球的衣服，我还记得我当时觉得她活像一幅很好的插图，她的下巴很神气地微微翘起，头发像秋叶的颜色，脸和放在膝盖上的浅棕色无指手套一个颜色。等我讲完之后，她告诉我她和另一个人订了婚，别的话一句没说。我怀疑她的话，虽然有好几个人是只要她一点头就可以与她结婚的，但是我故作惊讶。一刹那间我寻思自己是否正在犯错误，接着我很快地考虑了一番就站起来告辞了。
“不管怎样，还是你甩掉我的，”乔丹忽然说，“你那天在电话里把我甩了。我现在拿你完全不当回事了，但是当时那倒是个新经验，我有好一阵子感到晕头转向的。”
我们俩握了握手。
“哦，你还记得吗，”她又加了一句，“我们有过一次关于开车的谈话？”
“啊……记不太清了。”
“你说过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只有在碰上另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之前才安全吧？瞧，我碰上了另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了，是不是？我是说我真不小心，竟然这样看错了人。我以为你是一个相当老实、正直的人。我以为那是你暗暗引以为荣的事。”
“我三十岁了，”我说，“要是我年轻五岁，也许我还可以欺骗自己，说这样做光明正大。”
她没有回答。我又气又恼，对她有几分依恋，同时心里又非常难过，只好转身走开了。
十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在第五大道碰到了汤姆·布坎农。他走在我前面，还是那样机警和盛气凌人，两手微微离开他的身体，仿佛要打退对方的碰撞一样，同时头忽左忽右地转动，配合他那双溜溜转的眼睛。我正要放慢脚步免得赶上他，他停了下来，蹙着眉头向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忽然间他看见了我，就往回走，伸出手来。
“怎么啦，尼克？你不愿意跟我握手吗？”
“对啦。你知道我对你的看法。”
“你发疯了，尼克，”他急忙说，“疯得够呛。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
“汤姆，”我质问道，“那天下午你对威尔逊说了什么？”
他一言不发地瞪着我，于是我知道我当时对于不明底细的那几个小时的猜测果然是猜对了。我掉头就走，可是他紧跟上一步，抓住了我的胳臂。
“我对他说了实话。”他说，“他来到我家门口，这时我们正准备出去，后来我让人传话下来说我们不在家，他就想冲上楼来。他已经疯狂到可以杀死我的地步，要是我没告诉他那辆车子是谁的。到了我家，他的手每一分钟都放在他口袋里的一把手枪上……”他突然停住了，态度强硬起来，“就算我告诉他又该怎样？那家伙自己找死。他把你迷惑了，就像他迷惑了黛西一样，其实他是个心肠狠毒的家伙。他撞死了茉特尔就像撞死了一条狗一样，连车子都不停一下。”
我无话可说，除了这个说不出来的事实：真相并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以为我没有遭受痛苦——我告诉你，我去退掉那套公寓时，看见那盒倒霉的喂狗的饼干还搁在餐具柜上，我坐下来像小娃娃一样放声大哭。我的天，真难受……”
我不能宽恕他，也不能喜欢他，但是我看到，他所做的事情在他自己看来完全是有理的。一切都是粗心大意、混乱不堪的。汤姆和黛西，他们是麻木不仁的人——他们砸碎了东西，毁灭了人，然后就退缩到自己的金钱或者麻木不仁或者不管什么使他们系在一起的东西之中，让别人去收拾他们的烂摊子……
我跟他握了握手。不肯握手未免有点愚蠢了，因为我突然觉得仿佛我是在跟一个小孩子说话。随后他走进那家珠宝店去买一串珍珠项链——或者也许只是一副袖扣——永远摆脱了我这乡下佬吹毛求疵的责难。
我离开的时候，盖茨比的房子还是空着——他草坪上的草长得跟我家的一样高了。镇上有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载了客人经过大门口没有一次不把车子停一下，用手向里面指指点点。也许出事的那天夜里开车送黛西和盖茨比到东卵的就是他，也许他已经编造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故事。我不要听他讲，因此我下火车时总躲开他。
每星期六晚上我都在纽约度过，因为盖茨比那些灯火辉煌、光彩炫目的宴会我记忆犹新，我仍然可以听到微弱的音乐和欢笑的声音不断地从他园子里飘过来，还有一辆辆汽车在他的车道上开来开去。有一晚我确实听见那儿真有一辆汽车，看见车灯照在门口台阶上，但是我并没去调查。大概是最后的一位客人，刚从天涯海角赶来，还不知道宴会早已收场了。
最后那个晚上，箱子已经装好，车子也卖给了杂货店老板，我走过去再看一眼那座庞大而杂乱的、意味着失败的房子。白色大理石台阶上有哪个男孩用砖头涂了一个脏字眼儿，映在月光里分外触目，于是我把它擦了，在石头上把鞋子刮得沙沙作响。后来我又溜达到海边，仰天躺在沙滩上。
那些海滨大别墅现在大多已经关闭了，四周几乎没有灯火，除了海湾上一艘渡船上幽暗、移动的灯光。当明月上升的时候，那些微不足道的房屋慢慢消逝，直到我逐渐意识到这就是当年为荷兰水手的眼睛放出异彩的这座古岛——新世界的一片清新碧绿的地方。它那些消失了的树木，那些为盖茨比的别墅让路而被砍伐的树木，曾经一度迎风飘拂，低声响应人类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梦想，在那昙花一现的神妙的瞬间，人面对这个新大陆一定屏息惊异，不由自主地堕入他既不理解也不企求的一种美学的观赏中，在历史上最后一次面对着和他感到惊奇的能力相称的奇观。
当我坐在那里缅怀那个古老的、未知的世界时，我也想到了盖茨比第一次认出黛西家码头尽头的那盏绿灯时所感到的惊奇。他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来到这片蓝色的草坪上，他的梦一定就像是近在眼前，他几乎不可能抓不住的。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丢在他背后了，丢在这个城市之外那一片无垠的混沌之中不知什么地方了，那里合众国的黑黝黝的田野在夜色中向前伸展。
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臂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
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注 释
[1].詹姆斯·J.希尔（James J.Hill，1838—1916），美国铁路大王。
[2].奥尔巴尼（Albany），纽约州首府。
[3].埃尔·格列柯（El Greco，约1541—1614），西班牙画家。作品多用宗教题材，并用阴冷色调渲染超现实的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