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作为文学样式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含义和范围也在不断地演变。我国古代把与韵文、骈体文相对的散体文章称为“散文”，即除诗、词、曲、赋之外，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非文学作品，都一概称之为“散文”。现代的散文指除诗歌、戏剧、小说以外的文学作品，包括杂文、小品文、随笔、游记、传记、见闻录、回忆录、报告文学等。近年来，由于传记、报告文学、杂文等已发展为独具特色的文体，所以人们又趋向于把散文的范围缩小。散文一般篇幅短小，形式自由，取材广泛，写法灵活，语言优美，能比较迅速地反映生活，因而在文学样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节 散文发展概述
一、古代散文发展概述
中国最早的文学样式是诗歌。随着社会生活内容的日益丰富和文字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散文才逐渐发展起来。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是叙事散文的雏形。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由于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十分发达，文史不分家，记载历史事件的散文首先出现。
先秦的历史散文总体可以分为记言和记事两类。《尚书》就是上古之书，是古代第一部以记言为主的散文总集，汇集了西周以前各个朝代的重要历史文件。《春秋》是鲁国编年史著作，记载了共240余年的历史事件。它由一些类似标题新闻的文字组成，极简括地记载了春秋时期周王朝、鲁国及其他各国的事件。相传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修订，在十分简略的记事中，仍然表现出鲜明的褒贬态度和思想倾向，主要体现了尊王攘夷、正名定分、维护周王朝“大一统”局面的思想。
战国时期，历史散文的写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左传》《国语》和《战国策》。《左传》是《左氏春秋传》的简称，相传是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作。《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广泛涉及春秋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及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记载了灾祥、鬼神、巫祝、天文地理、历法、时令等，内容丰富多彩。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证了许多古代史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左传》中的很多篇目，重视事件前因后果的完整记述，善于描写场面、细节和人物对话，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国语》分别记载了西周至春秋时期各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活动，以记言为主，是分类记录诸侯各国史事的一部国别史。
《战国策》因长于因事论辩而著名，它是记载战国时期诸侯各国史事和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记事约240 年。战国时期政治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谋士的游说和献策起到重要的作用。《战国策》记载了谋臣策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战国策》的文学价值非常高。首先是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特别是刻画了一批“士”的形象，栩栩如生，光彩照人。如《邹忌讽齐王纳谏》《唐雎不辱使命》《触龙说赵太后》等篇目中，构想了邹忌看见徐公之美时，内心的种种活动；唐雎的大义凌然、沉勇果敢刻画得细致逼真。《战国策》的“文辞之胜”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方面。人物从容不迫、机智善辩，其措辞优美的行文辞令，已然部分地脱离了史实，依托虚构和想象进行了大量文学性描写。大量运用生动的比喻和寓言来增强说服力，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常用寓言阐述道理，著名的寓言就有“狐假虎威”“画蛇添足”“亡羊补牢”“狡兔三窟”等。《战国策》标志着叙事散文语言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诸侯争霸，“士”阶层兴起，学术由官府向下层转移。新兴的“士”以学者或政治家的面目出现，讲学授徒，著书立说，百家争鸣，推动了这一时期以说理为主的诸子散文的蓬勃发展。先秦诸子散文中，较早期的代表性著作有《论语》和《墨子》，中期有《孟子》与《庄子》，晚期有《荀子》和《韩非子》，其思想各据一端，精彩纷呈。诸子文章基本趋向是从简约到繁复，从零散到严整。愈到后期的著作，篇幅愈宏大，组织愈严密，语言风格由简约质朴发展到多姿多彩，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论语》记录了孔子和他的学生的言行，由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弟子写成，以“语录体”的形式反映孔子的政治思想与各种学术观点。语言基本上是口语，简短明了，很少展开论证，有很多言简意赅、富于哲理性和启发性的语句，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等，流传后世，成为常用的成语、格言。
先秦诸子散文，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成熟。《孟子》总共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的谈话，是孟子和其弟子共同著述的。全书不仅记录孟子的只言片语，也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由简单对话过渡到较长的论辩。战国末期，《荀子》和《韩非子》中的文章，往往是长篇大论，有一个标明全篇主旨的标题，针对某个观点或事实展开论述，论点明确，中心突出，论证精密，注意谋篇布局，表明古代说理散文的形式已经基本定型。
《庄子》散文33篇，分为内、外、杂三个部分。在先秦散文中，《庄子》被认为是最有文学价值的。虽然许多篇章围绕论题仍有不少对话，但已不是通篇问答式的对话结构，而是以多则构思奇妙的寓言来结构全文，把说理与形象描绘揉和在一起。《庄子》一书寓言数量多，全书仿佛是一部寓言故事集。一些寓言表现出超常的想象力，超越了时间和空间限制，忽略了物与我的界限，想象奇特荒诞，文笔瑰丽夸张，在生动形象的寓言故事中蕴含深刻的哲理。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庄子的文学成就，“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公元前221年，以秦最终灭齐为界，实现了中国的大统一，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由于秦王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政策，再加上时间短暂，文学创作进入低谷，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屈指可数。由秦国丞相吕不韦门客集体撰写的《吕氏春秋》，李斯的《谏逐客书》是这个时期较有影响的作品。
西汉前期，游走于诸侯宫廷的文士，所作文章依然保存了战国文章的论辩风格。邹阳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其作品以《狱中上梁王书》最为著名。这是一篇为自己辩诬的作品，它大量引征史实，运用比喻，论“谗毁”之祸，表述自己“忠信”的心迹。
代表西汉前期散文主流的，是一批为中央政权服务的政治家写作的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政论散文。这些文章的作者，在新的政权建立之初胸怀大志，把个人前途同国家政治的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全面阐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积极为新王朝提供统治的良策，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其中贾谊的《过秦论》《论治安策》，充满政治家的气魄和历史学家的睿智极富文采，被鲁迅称为“西汉宏文”。稍后出现的晁错，其代表作《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最为著名。
西汉中期的历史散文，以司马迁的成就最高。《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是里程碑式的杰作。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论《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高度肯定了司马迁杰出的文学和史学才华。汉武帝时期，由淮南王刘安招集其门下文士编纂的《淮南子》一书，汇集各家各派的学说，可以说是最后一部战国诸子式的著作。书中保存了许多古代文献资料的零散片段，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如“武王伐纣”“黄帝治天下”“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语言生动，有很强的文学色彩。
东汉散文在西汉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历史散文中，班固的《汉书》和赵晔的《吴越春秋》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说理散文相继出现了以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为代表的一批积极参与现实的作品。另外，游记、碑文等新的散文样式也崭露头角，开始成为文体大家庭的一员。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分裂时期，在多元政治和政权频繁更替的同时，“独尊儒术”的局面不复存在，儒、释、道三家并存局面出现，从而形成继春秋战国以后又一个思想相对活跃、开放的时期，散文的发展也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开拓出文学化、个性化与美文化的多元发展前景。
汉末魏初的文学以“三曹”“七子”为代表。鲁迅先生指出：“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曹操就是这种文风的创始者，他的诗歌与散文具有政治家的宏伟气魄，豪放洒脱，无所顾忌。散文中最著名的是《让县自明本志令》，文笔简朴，情感真挚率性，表现出政治家宏伟的理想和雄才大略。曹丕的《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悼念亡友，凄楚感人，影响了后来短篇抒情散文的发展。曹植的散文，题材广泛，涉及人物评介、征伐、陈情、答谢、农事等，其范围几乎达到无所不写的程度，说理、叙事率真恳切，长于抒情，语言优美，既表现出建安时期“通脱自然”的共同倾向，又具有自己清丽的特色。
“建安七子”又号“邺中七子”，是指东汉末年的七位文学家，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同时代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次将他们相提并论，“七子”与“三曹”往往被视作三国时期文学成就的代表。
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的开放与多元，使人以强烈的自我意识来随心所欲地表现自己的思想、观点，散文表现出新的审美追求，文人的眼光投向内心与自然的交流，于是出现一些清丽喜人的有关山川景物描写的佳作。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语言清新优美，抒情率真自然，写景逼真。陶渊明是东晋杰出诗人，他把写作当作一种精神享受和心灵表达的需要，在文章中自由、真实地再现自我，创造出一种真率、自然的文章风格，《归去来兮辞序》《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都是表现他追求精神自由、表现自我真性情的名篇。南朝梁代吴均《与朱元思书》是一篇著名的山水小品，被视为写景的精品。在史传、地理等学术著中，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部具有科学与文学双重价值的奇书，此书详细记述了一千多条水流的分布、走向，又以出色的文笔叙述水流沿岸的自然风光，在山水描写中揉合进一些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创作了优美动人的山水散文。
唐代初期，写散文的人数开始增多，散文的表现领域也日趋扩大。如姚崇的《十事要说》、张说的《并州论边事表》以及大量碑志，并且在碑志的叙事中杂以议论，使碑志表现的内容更加充实丰厚。
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的出现，使得唐代散文的创作气象一变，达到高峰。韩、柳二人先后创作了八百多篇散文，举凡政论、书信、赠序、杂说、传记、祭文、墓志、寓言、游记乃至传奇小说，应有尽有。宋代苏轼在《潮洲韩文公庙碑》中，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给韩愈很高的评价。首先，韩愈的论说文重视“文以载道”，代表作品《师说》《原毁》《讳辩》《争臣论》《论佛骨表》，都是针砭时弊、反映社会现实的佳作。韩愈序文言简意赅，形式多样，表达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石处士序》《送董邵南序》历来被人称赏。至于那篇历来为人称誉的《祭十二郎文》，则围绕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尽情抒写作者对亡侄的伤痛，感人至深。韩愈还在《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刻画了一组组生动形象的人物画卷。
韩、柳在散文创作上有着众多的开拓。韩愈散文善于吸收前人语言和当时流行词语，创造出精警独到、别具一格的新词，如“崭露头角”“弱肉强食”“痛定思痛”“大放厥词”“蝇营狗苟”“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等等。从技巧来看，韩愈善于用变化多端的构思方法组织文章，善于通过比喻、排比、细节描写来丰富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韩、柳在散文中既一致反对骈文追求辞藻华丽“绣绘雕琢”、华而不实的文风，又尽量吸收骈文的长处，用不少整齐有力的四字句夹杂于散句之间，造成长短错落、音调铿锵的声情效果。将浓郁的情感注入作品之中，大大加强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把散文创作提高到了真正的文学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