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有助于和谐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文化直接关注的是人的行为、人的生活、人的价值，人的完善则是文化的最高原则。陈独秀对人的全面发展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发起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掀起一场思想革命，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培养人的独立人格、爱国情怀、创新意识、实践精神，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陈独秀认为，文化建设应该以促进人的自由与幸福为出发点，他赞赏西方文化对人权的尊重：“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 [29]这种文化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深入公民意识，并以保障言论自由的方式促进了人个性的发展。因此，他希望建立科学与人权并重的新文化，促进国民独立人格的形成与科学精神的发展，进而脱离蒙昧与浅化的境域。而具有新时代精神的国民则应该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因为“人类生活之特色，乃在创造文明耳”。 [30] 他号召青年人学习马克思注重实践的精神，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增长知识，提高创新能力，推动社会革命向前发展。而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人人都能得到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陈独秀特别重视教育在提高人的素质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强调教育一定要克服形式主义，强化与社会的联系，转变教育思想，以学生为本，为社会培养大量“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全面发展的新型国民 [31]。他认为只有具备勤、俭、廉、洁、诚、信的道德品质的新型国民，才能成为一个立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陈独秀的上述文化思想，与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就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目的而言，在于通过大力发展科技、教育等社会事业，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就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人全面发展的要求而言，是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就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方向而言，是要通过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密切与社会实际的联系，培养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四有新人。可以认为，陈独秀对文化发展的目的、人全面发展的内涵、教育发展方向的看法，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要求之间有着不少相通之处，两者之间存在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第三节 陈独秀社会发展思想的历史局限
陈独秀的社会发展思想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其思想中的许多闪光点，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中也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作为开社会风气之先的一代先驱，陈独秀的社会发展思想仍然因时代和环境的局限而存在着种种不完善之处。
首先，就其经济思想而言，陈独秀对经济发展所作的分析是一种较为粗放的、立足于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其对经济发展的分析涉及了一部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如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力、可以采用多种经济发展手段、社会主义社会不搞平均主义等。但其经济思想既未涉及物价、税收、财政以及货币等国家宏观经济领域，也不包含工资、奖金、福利等微观经济调控手段，所涉及的面是较为狭窄的。可以说，陈独秀的经济思想只是一种涉及国家根本经济制度上的非常宏观的设想，它所起的作用更多的还在于坚定人们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发展中国经济的决心，澄清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模糊认识；它的意义不在于给人们以经济发展具体手段上的指导，而在于指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与此同时，其宏观性的经济思想还体现出描述性设想多于定量分析，因而显得不够精细的特点。在对资本集中所进行的论述中，还仅限于在初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特别是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描述，没有进一步对资本集中后所形成的垄断作深入的阐发，而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前期的自由竞争后形成的垄断资本，恰好是分析帝国主义形成与发展的最有说服力的基石。由于受时代环境的限制，在救亡与启蒙任务十分紧迫的情况下，社会革命显然比需要坐而论道的经济理论探索更为重要。因此，陈独秀尽管认识到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却并没有将经济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重点，其对经济问题的阐发大多附属于政治命题之下，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关注度不高，且对经济问题也少有集中的论述，而是散见于不同时期的文章之中，显得零散而缺乏系统性。他还较为固执地认为，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是不能够立即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等到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有可能，而他所指的生产力发展到相当水平，就是要在中国实行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所能达到的水平，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才有保障。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已被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证明是不正确的。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陈独秀只是一个不算全面的宏观经济思想家，而不是一个经济领域里的专家，还不可能针对中国的具体实际提出完整而系统的经济理论。
其次，就其政治民主化思想而论，陈独秀对民主政治的强调无疑是正确的，但他突出的只是民主在反对专制主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对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只作了一种工具性的理解，只是把民主当做达到“社会生活向上”目的的工具，对民主的内涵却未从学理上进行严密的论证。而从学理上厘清民主的概念，恰恰是民主建设所必须先行完成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因而陈独秀的政治民主化理论是不完善的。从五四运动初期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杂糅的“人权”和“民主”观念，到五四以后的“劳农专政”，陈独秀的民主思想尽管实现了从信奉资产阶级民主到相信无产阶级民主的跨越，但他仍然质疑广大人民群众驾驭政治的能力，以中国国民素质低劣的缘故而倡导“开明专制”，实行精英政治，其民主立场有着明显的动摇。再者，陈独秀有着将民主“极端化”“超阶级化”的倾向，没有从理论上严格论证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本质区别，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把无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倾向，在对民主与集中关系问题的研究上也付诸阙如，没能很好地予以关注。
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时候，在对斯大林所推行的个人独裁进行谴责的同时，陈独秀也忽视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国民经济建设上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忽视了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在世界反***战争中所立下的卓越功勋，甚至还认为“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32]。这使得陈独秀对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评价走向了极端，失去了陈独秀自己推崇的民主所要求的客观性，同时，也充分展示了陈独秀思想方法和哲学立场的偏激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