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陈独秀，尽管将其一生的大部分精力倾注在政治革命与文化改造上，对社会经济发展未作较为系统的论述。然而，出于一个思想家敏锐的洞察力，陈独秀并没有忽略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考察。早在主办《安徽俗话报》期间，陈独秀就对富国强兵有着强烈的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并发表了自己对矿产资源开发等经济问题的诸多见解；在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陈独秀接受了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力求以资本集中和财产公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下的缺陷。到了晚年，陈独秀仍然致力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思考，提出了一些了颇有价值的观点。
第一节 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关于经济发展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陈独秀在其一生中的不同时期虽然有不同的表述，但他认为经济发展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之前，陈独秀就有了经济发展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的朦胧意识。尽管他没有系统研究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但他对经济问题的重视并不逊色于其他问题。
一、经济是国家的命脉
陈独秀认为经济发展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只有富国强兵才能确保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而要让国家取得经济上的发展，需举全国之力才有可能。他提醒国人，恨洋人或杀几个洋教士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国人努力的方向在于将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 [1]。陈独秀强调矿产资源在国家经济构成中有着重要地位，并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矿产资源一旦被外人掌握，则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运也就掌控于外人之手了。而失去了对矿产资源掌握的国家，在经济上是难于自主的，其国人的子子孙孙都只能仰人鼻息，供人使唤，处于受奴役、受压迫的地位。 [2]面对国人资源意识的薄弱和矿产资源被洋人大肆掠夺的现实，陈独秀呼吁：“大家赶紧振作起来，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或是办团练，或是练兵，或是开学堂学些武备、枪炮、机器、开矿各样有用的学问。我们中国地大人众，大家要肯齐心竭力办起事来，马上就能国富兵强，那还有怕洋人欺负的道理呢？” [3]由此可见，陈独秀的富国强兵愿望是十分迫切的，但要实现这一理想又谈何容易。因为，中国经济在相当程度上已被帝国主义所控制，而外国资本家还勾结国内官吏，狼狈为奸，这就使得中国受到的掠夺更加深重。在《安徽的煤矿》一文中，陈独秀指出，国内商人要开矿山常常因各级官吏的阻挠而得不到批准，而洋人要领开采执照时，官吏们则双手奉上，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因此民间都知道官怕洋人，于是或卖或租或合股，都找洋人出名，甘心情愿，分几成利给洋人，作为保护之费，洋人也落得稍费唇舌，便坐分利益了。” [4]在中国的土地上，既有外国人的独资垄断企业，又有大量挂挂名就能分得利益的外国人存在，大量的经济利益被帝国主义掠夺，经济命脉被外人掌握，国家则积贫积弱，发展十分缓慢，陈独秀对此心急如焚。
陈独秀认为有效掌握铁路、矿产等资源是一个主权国家十分重要的权利，若失去了这些权利，即便国内还有皇帝、官吏，该国也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他认为制定刑法、征收关税、修整军备、办理外交、升降官吏、关闭海口、修造铁路、开挖矿山、开通航路等等事务都属于一国的主权，外国不能干涉；否则，便是别国的属地。 [5]然而，上述涉及国家主权的大量事务已不掌握在中国人手中，经济命脉已操诸人手，中国已濒临亡国的边缘。面对如此现状，陈独秀呼吁国人要少敬菩萨，因为菩萨保佑不了中国人；外国人不敬菩萨，却走上了富强之路，并专欺负敬菩萨的中国人。所以，应把“烧香打醮做会做斋的钱，多办些学堂，教育出人才来整顿国家，或是办些开垦、工艺、矿务诸样有益于国，有利于自己的事，都比敬菩萨效验多了。” [6]在这里，陈独秀渴望发展经济，使国家富强的心情表露无遗，而经济是国家命脉的思想也进一步得到强化。陈独秀还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仔细计算了中国当时的内外债情况，“论时局而计及财政，诚中国存亡之第一关头也。”他希望在十年左右减轻外债负担，然后“十年教养，廿年治军，四十年之后，帝国外患，庶几可宁。” [7]其对经济的重视，对国家再度崛起的期盼，由此可见一斑。
二、经济是一切制度的根本
如果说青年陈独秀对经济的认识尚局限于国家经济命脉的层面，还未梳理出经济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清晰脉络，那么，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的陈独秀则对经济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尽管在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但此时的陈独秀已有了经济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潜意识，经济是一切制度根本的思想已初现端倪。在《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指出：“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腾，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 [8]在这里，陈独秀已认识到德国社会制度和社会心理的改变，与其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密不可分，在德国如万马奔腾般向前发展的政治、教育、文学、技术等各个领域，其发展动力的最终来源都植根于厚生利用即经济这个基础之上，没有经济的高度发达，就不会有其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可以说，陈独秀是在无意识中直观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资料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的思想。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陈独秀强调：“现实之世界，即经济之世界也。举凡国家社会之组织，无不为经济所转移所支配。古今社会状态之变迁，与经济状态之变迁，同一步度。” [9]在此，陈独秀的思想已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基础、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观点相当接近了，其所指的国家社会组织与上层建筑并无实质性的区别。既然国家社会组织的变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支配，那么，改造社会必然要从发展经济入手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应该说，陈独秀此时的思想虽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思想，但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个人之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 [10]在这里，陈独秀一方面强调了经济活动在现代生活中所处的根本地位；另一方面，也道出了个人人格独立、财产独立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系。由于此时的陈独秀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拥护者，尽管他意识到了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但陈独秀发展经济所要采取的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他所提倡的人格独立和财产独立，不过是为了给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而已。只是在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的经济思想才逐步转入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在五四运动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已渐渐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来分析社会经济问题。他认为促进社会生活向上的两大工具：一为政治，一为经济，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最重要的政治。“我以为关于社会经济的设施，应当占政治的大部分；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 [11]此时的陈独秀在论及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时尽管强调了经济的决定作用，但其理论的出发点却来自杜威的观点。不过，这一观点已为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答郑贤宗（国家、政治、法律）》一文中，陈独秀指出：“我以为在社会底进化上，物质的自然趋向底势力很大，留心改造社会底人万万不可漠视这种客观的趋向，万万不能够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因为有机体的复杂社会不是一个面粉团子能够让我们自由改造的，近代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区别就在此一点。” [12]至此，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已完全成熟。他一方面强调经济发展是推进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因，是一种不可为主观意志所转移的客观力量，改造社会就必须遵循这一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则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为科学，是因为其理论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这也是它与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最大区别。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的指导下，陈独秀认为落后的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中国经济走上健康有序的发展道路。
三、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基础
陈独秀认为伦理学上的个人人格独立和经济学上的财产独立，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证明的关系。即经济发展需要拥有独立财产的个人，而只有具备独立财产的个人才可能拥有独立的人格；反之，只有在独立人格的前提下才有财产独立的可能，才能产生现代经济制度要求的独立法人。“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 [13]显然，陈独秀的思想很明确，只有取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地位，才能确保人格的独立地位；经济是伦理的基础，有了经济独立才能做到人格独立。否则，人格独立就只能是一个幻想。
1921年1月29日，在广东女界联合会上所作的《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演说中，陈独秀指出：“妇女问题虽多，总而言之，不过是经济不独立。因经济不独立，遂生出人格的不独立，因而生出无数痛苦的事情。如果女子能够经济独立，那么，必不至受父、夫的压迫。妇女的痛苦，十件总有九件经济问题。” [14]陈独秀的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其实，无论男女，谁要想取得个人的人格独立，都必须首先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只有首先赢得自立，才能真正确保自尊。因此，经济独立对个人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陈独秀看来，中国人要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地位，要发展自己的力与智，就必须依靠大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业不发展，不但资产阶级感痛苦，一切劳动平民的力与智都不容易得着发展的机会。全国各阶级人民的力与智不亢进之日，便是军阀生命延长之日；民主政治必然建设在人民的力与智之上，人民的力与智不能取军阀而代之，必然是一军阀仆一军阀起的局面。” [15]确如陈独秀所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还处在一个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经济阶段，等级森严的宗法社会剥夺了人的自由和尊严，人格的独立性根本无从谈起。在人们的思想受到约束的情况下，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就跟着受到打压，没有施展的空间，人们的力与智随之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只有大工业的发展，才能带给人们“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的存在方式才能从人身依附与等级从属的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立实质的人。在此基础上，人才有机会去发展自己的力与智，社会也才能够在民智大开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因此，大工业不但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更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陈独秀的这一逻辑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有着相当的合理性。
四、经济矛盾必然演变为政治矛盾
如前所述，经济问题如此重要，没有经济的发展，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均无法得到解决，发展经济可以说是最大的政治。然而，恰恰在陈独秀所处的年代，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恶劣，经济发展本身受到严重制约；另一方面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劳资双方的矛盾也十分突出，工人的经济利益及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常常爆发罢工等各种形式的经济斗争，进而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针对这一形势，陈独秀认为，经济问题的解决与政治问题相关联，任何企图抛开政治问题而想单独解决经济问题的想法都是幼稚的，因为经济问题发展到最后都要转变为政治问题。所以，解决经济问题实际上就变为解决政治问题了。“我们以为人类社会尤其是今日经济组织复杂的社会，想把经济、政治两下绝对的分开，已经不容易，每个经济争斗剧烈起来，都会变成政治争斗；因为工人们经济争斗的对方，资产阶级及资本帝国主义者，他们所以要占有政权，正为拥护有利于他们的生产、交换、分配等经济制度，不服此等制度的人便是叛徒，便要受他们政权所表现的法律之制裁。” [16]鉴于此，陈独秀认为工人阶级进行单纯的经济斗争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牢牢掌握政权，才能建立起符合自己要求的经济制度，进而彻底解决涉及自己根本利益的经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