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包括政治、文化等的全面发展和进步，经济发展为后两者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政治与文化的进步则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与精神动力。陈独秀为中国政治的发展即政治的民主化作出了种种努力。从早期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提倡，到五四以后对劳农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体认，直至晚年对民主问题的再思考，他始终认为民主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不可或缺的。他发出的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呼喊，也唤起了国人的觉醒。
第一节 政治民主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政治民主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政治民主化以促进社会发展为目的，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政治民主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民主化的根本体现就是不断地走向法制化，以法制化来保障政治民主化。
陈独秀对政治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首先在于他认为人们的生活总是与政治息息相关的，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政治问题。“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到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 [1]他认为法国的工团派就是一例，尽管其在世界劳动团体中也算是很有力量的，但却因试图远离政治而放弃了阶级斗争，最终成为了资产阶级的牺牲品。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陈独秀则强调：“政治只可以改造变形，要说人类可以绝对不要政治，这话此时还没有证据。” [2]事实确如陈独秀所言，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无法不与政治发生联系的。因为人们总是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期望组织一个良好的社会，这就必然涉及如何组织社会才能带给社会更多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反映了重大的社会政治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发展。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A．达尔所说的那样：“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一位公民，在一个国家、市镇、学校、教会、商行、工会、俱乐部、政党、公民社团以及许多其他组织的治理部门中，处处都会碰到政治。政治是人类生存无法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 [3]正因为政治与人们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才促使陈独秀花费很大的精力来研究中国的政治问题，力求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寻找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
其次，陈独秀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政治体制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他认为社会的进步有赖于新社会制度的建立，而要建立新制度，一方面必须要对旧制度的弊病有着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则要用革命的力量把旧制度推翻才有可能。 [4] 在他看来，中国政治制度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这种立基于宗法社会的封建政治，以家族为本位，个人毫无权利可言。在这种社会里，国家也如同一个家族，尊元首、重阶级，造成了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人格、窒碍个人思想自由、剥夺个人法律平等权利、养成个人依赖性和压制个人生产力等种种弊病。 [5] 显然，当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当道的时候，就国家政治生活本身而言是远离民主与自由的；就个人生活而言也同样是没有任何自由和尊严可言的。在这样的社会里，政治不仅禁锢着人们的思维，而且也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根本无从谈起。因此，要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就必须改变这种落后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
再次，中西方社会所实行的不同政治制度，已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显著差异。陈独秀认为：“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 [6]保证个人的人格独立和财产独立，既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前提，也是推进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有力杠杆。没有个人人格和财产独立的保证，拥有资本的人就不愿意投资兴办实业，劳动者也无法自由地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资本主义大工业就没有发达的可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把人从封建社会的人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以一种新的物的依赖方式促进了人主体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政治制度的较大进步，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产阶级学者所宣传的民主和自由理念。西方社会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浪潮，一方面摧毁了以“神治”“人治”为特征的专制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则建立了以民主和法制为主要标志的现代民主国家。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要求人是独立自由的个体，而通过法制所体现的政治民主，则是对这一身份的确认和保护。以逻辑分析为基础的、体系化的法律制度，成为人们解决社会关系中争议和分歧的根据。如果没有政治领域的法制化，现代经济制度所需要的明确的产权关系、自由市场等都将失去法律屏障而无法建立起来。所以，政治民主化构成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法制社会则是政治民主化所要达到的目标。陈独秀认为，向西方社会学习的中国，也必须成为一个民主和法制国家，要用法律来保障个人人格独立和财产独立；否则，中国社会就无法取得快速发展，而专制的军阀统治恰恰是与个人人格独立和财产独立的要求背道而驰的，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已使国家走到危亡的边缘。所以，反对专制统治、启蒙国人的人权意识，就成为陈独秀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的突破口。
由此观之，政治民主化并非是政治家们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变更后的必然要求。政治民主化以法制化为表现形式，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证。可以说，社会发展呼唤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则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生，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第二节 政治民主化理论的探索
陈独秀的政治民主化理论驳杂而多变，改良主义的政治观、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均对其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果说改良主义政治观尚未能使陈独秀提出系统的政治理论，那么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扬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则成为陈独秀政治民主化理论之魂而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当陈独秀发现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道路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后，恰逢马克思主义乘十月革命的东风传入中国，其理论的逻辑魅力和对中国社会的适应性征服了陈独秀，使陈独秀的政治民主化理论实现了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的转变。
一、人权与民治：政治民主化的早期探索
（一）人权的呐喊：吹响政治民主化的号角
中国现代化经历了一个由改革而革命的历史进程。辛亥革命由于匮乏法国大革命式的人民起义，使民国难以摧毁建军阀势力而免除袁世凯窃国的危机。1915年前后，中国进入了政治最黑暗的年代。由于民国初年议会政治实验的失败，更凸显了民国缺乏广泛社会动员的上层政治变革的困境。中国向何处去？民主在哪里？知识分子负有怎样的历史使命？这一系列问题成为了所有关心国家政治前途的人们所要回答的问题。著名记者黄远庸备述悲观消极之状，呼吁知识分子勿“怨望愤恨烦闷”，应“椎心流血深自忏悔”而有所作为。 [7] 思想界名人张东荪写出了《行政与政治》一类的文章，试图从行政组织的功能方面阐发民主的含义。 [8] 在思想文化界颇负盛名的梁启超则号召知识分子把目光由政治转向社会，从事社会实业与教育，改变“举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而“社会事业一方面虚无人焉”的状况。 [9] 这正是陈独秀主编《青年》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的社会思想根源。
1915年9月当《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后，陈独秀便以之为阵地，大力进行人权思想的启蒙教育，力图唤起全社会对人权的尊重意识。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在创刊号的首篇《敬告青年》文中将“人权”和“科学”归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两大基石，号召国人奋起追求人权和科学。他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10]他还指出：“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11]在这里，陈独秀是把人权学说视为与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学说并列的、可以改变社会的一大思想武器。而在这三者之中，陈独秀将人权学说置于首位，其对人权学说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人权学说对社会发展的意义究竟何在？对此，陈独秀以人权思想在欧洲的发展历程为例进行了说明。他认为：“法兰西革命以前，欧洲国家与社会，无不建设于君主与贵族特权之上，视人类之有独立人格者，唯少数之君主与贵族而已；其余大多数之人民，皆附属于特权者之奴隶，无自由权利之可言也。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之人权宣言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 [12]这段话明白地告诉我们，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确立，以资产阶级人权思想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为基础，而这种人权就是一种能广施于大众的自由的权利。这种自由的权利，其作用就是为了保证人人皆有独立自由的人格。
作为欧美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特权和宗教神权的斗争中提出来的人权学说，于1776年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中第一次得到了体现。而在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通过的《人权与公民宣言》，则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的纲领性文件，它宣称，人人生来是平等自由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人权说兴起后，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风行一时，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锐利武器，但同时也掩盖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从欧美国家的现代化历史来看，工业化社会必然要求建立一个开放的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的人流、物流均必须是能够自由流动的。否则，市场发育就不健全，生产就不能扩大化，生产力就不能得到有效发挥。而市场体系中的人流能够自由流动的前提，就是人们必须拥有独立自由的人格。因此，以法国“人权宣言”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宪法对人权的肯定，不过是反映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的要求。可以说，陈独秀对人权的呐喊，一方面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对唤醒大众的人权意识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民主化模式的选择在理论上进行了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