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礼教思想是与建立新型国家相违背的落后思想，若遵从礼教，则一切改革均无从谈起；若要发展国家，就必须根治包括礼教在内的落后文化。因为，如果孔子之道，能够将国家与社会很好地组织起来，使之适应当今世界的激烈竞争。那么，不但共和宪法可废，而且十余年来的变法维新与流血革命，以及设国会、改法律、新政治、新教育等，无一不是多余而又错误的。但在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孔教的落后性已经暴露无遗。如果要向西方学习，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40]
其五，礼教旧思想给共和国体的建立带来了隐患。陈独秀感慨于国民旧思想的顽固，他认为大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但在其脑子里实际上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一张口，一伸手，不知不觉都带有专制臭味。若任由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共和的巩固仍然希望渺茫。鉴于此，就必须清除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为共和的巩固消除隐患。 [41]
其六，礼教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了阻碍。陈独秀认为经济是现代生活的根本，现代经济发展的前提是个人拥有独立和自由，而经济发展的这一需要又影响到了伦理学。所以，现代伦理学所论证的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个人财产独立，是可以互相证明的。在现代伦理与经济学说的支持下，西方社会的社会风纪与物质文明才因此获得了巨大进步。反观中国社会，以纲常立教的儒学，使为人子为人妻者，既要依附于他人存在而失去个人独立之人格，又没有个人独立之财产，导致经济发展缺乏所需的条件，社会也由此失去了活力。而“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根本也。” [42]在陈独秀看来，礼教是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的落后思想，不冲破其约束，就不会有物质文明发展的长足进步。
第三，陈独秀认为必须向西方文化学习，破除礼教对人的束缚，使人们在思想上实现彻底的解放，使每个人都能成为拥有独立人格的人。如前所述，陈独秀对礼教最为深恶痛绝的，就是对人自由发展所需的独立自主人格的压制，因而，反礼教的核心就在于对人的主体性和自主地位的提升，让独立自主的精神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的思想之中。为此，陈独秀号召人们努力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善于进取的人，心胸开阔、放眼世界的人，注重实利与科学的人。陈独秀认为，这是一种“适于今世之争存”的已为西方物质文明的巨大发展所证明的积极态度。陈独秀正是基于这种事实而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敬告”青年去追求这种在纲常名教中生活的中国人从未经历过甚至从未思考过的新型的、实实在在的、鲜活的人生。陈独秀号召的以反孔、反封建的纲常名教为核心内容的伦理觉悟，就是要实现人的解放，使人能够“脱离大奴隶之羁绊”，完善“自主自由之人格”，做到“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凡事都要“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来处理，而不是去“盲从隶属他人” [43]。
由于五四启蒙思想家依然面临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课题，这就决定了他们在谈论个性解放的议题时，都会有意无意地与民族国家的解放联系在一起。陈独秀认为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的人格高尚，则国家的人格亦高尚；个人的权利巩固，则国家的权利也能巩固。他的这一思想就为个性解放赋予了双重正当的理由，即它既是个人道德完善的需要，也是国家得以保存和发展之所必备。只有个体获得“独立自主”的人格，由个体构成的国家才能够获得“独立自主”的国格；只有个体的权利得到巩固，建立于个体基础上的国家权利才能巩固。同样，侮辱个体的人格，也就是在侮辱国家的国格，只有个人的人格提高了，国家的国格才能提高。所以，要想提高国家的国格，巩固国家的权利，就要首先从完善个人的“独立自主”人格、巩固个人的“平等自主人权”处入手。在这里，个性解放既是启蒙的课题，也是救亡的课题。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性解放的深远历史意义才进一步显示出来；唯其如此，根除礼教、提倡人格独立才体现出了巨大的价值。
当然，陈独秀之反孔并非针对孔子本人，而是反对将孔学视为万古不变的教条而行之于现代社会，反对那些借尊孔名义而开历史倒车的复古分子。与陈独秀同时持反孔立场的新文化人还有吴虞、胡适、***、易白沙、鲁迅等。吴虞的反孔立场和陈独秀有一致之处，他指出：“我不是要除掉孔子，我不过不要他高高在上，要把他请下来，和诸子百家坐在一起，讨论是非。孔子是豪杰之士，但用他的思想来统治中国，是不好的。” [44]胡适从哲学意义上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对于孔学也是如此。胡适在给《吴虞文录》写的序中称吴虞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是和陈独秀并列的“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胡适还道出自己反孔教的理由在于“二千年来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锤碎，烧去！” [45]***认为孔子思想是历代专制帝王的护身符，与当代宪政社会所提倡的自由是格格不入的，若把孔教定为国教，把孔子这一“数千年前的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也。”因此，***反对把为封建专制思想辩护的孔子学说写进宪法之中 [46]。易白沙指出自汉武帝以来历代封建王朝的尊孔，都是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是为了“蔽塞天下之聪明才智，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其失去自由”。 [47] 鲁迅则尖锐地指出，那些尊孔复古的人，其实并非真正的尊重孔子及其学说，只不过是在利用孔子而已，“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一旦这些人利用孔子达到自己的目的后，便不再理会孔子了。所以，“孔子这人，其实是自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48] 由此观之，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文化人，以民主、自由、平等观念为思想武器，揭露了孔学为专制服务的本质特征，为消除封建专制统治的文化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发扬科学精神反对宗教迷信
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人的主体性和独立自主精神得到了很大的激发，对科学和理性的提倡，促进了西方社会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资本主义也因此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物质财富。在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使宗教越来越失去影响力，仅仅在道德领域里还残存着一定的地盘。由于封建专制总是与封建迷信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打破封建专制，就必须扫除封建迷信的影响，这就需要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确立科学的权威。
首先，陈独秀客观分析了宗教迷信在历史上得以形成的原因。“窃以为宗教之根本作用，重在出世间，使人生扰攘之精神有所寄托耳。……凡宗教必言神，必论生死，此大前提未必有误。……宗教之为物，无论其若何与高尚文化之生活有关，若何有社会的较高之价值，但其根本精神则属于他的信仰，以神意为最高命令。” [49]在此，陈独秀指出宗教属于信仰的范畴，其作用在于为人们提供一个虚幻的、在现实生活之外的神秘世界，使人们的精神能够暂时从日常生活的困扰中摆脱出来，以求得心灵的安稳与寄托。而要达此目的，宗教就必须设立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以神意为最高命令，假神意来驱使信徒、控制信徒的思想。另一方面，陈独秀也指出宗教里包含了一些对人们精神生活境界提升有着一定积极意义的内容。“我们今后对于基督教问题，不但要有觉悟，使他不再发生纷扰问题；而且要有甚深的觉悟，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液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陈独秀还认为，“支配中国人心底最高文化，是唐虞三代以来伦理的道义。支配西洋人心底最高文化，是希腊以来美的情感和基督教信与爱的情感。我近来觉得对于没有情感的人任你如何给他爱父母、爱乡里、爱国家、爱人类的伦理知识，总没有什么力量能叫他向前行动。……耶稣所教我们的人格、情感是什么？（1）崇高的牺牲精神。（2）伟大的宽恕精神。（3）平等的博爱精神。这就是耶稣教我们的人格，教我们的情感，也就是基督教底根本教义。除了耶稣底人格、情感，我们不知道别的基督教义。这种根本教义，科学家不曾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 [50]在此，陈独秀客观分析了作为宗教的基督教对西方社会所起的积极作用的一面，那就是宽恕、平等与博爱以及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是作为推动一个人前进的爱的力量而存在的，它并不因为科学的发展而消失和被破坏，这就是宗教得以存在的理由，也是宗教之于人类的价值所在。可以认为，陈独秀对宗教所做的价值分析是较为客观的。不过，陈独秀认为作为基督教教义的博爱与牺牲精神，不是有了基督教才能成立，而是能够脱离基督教而实行的。这两种美德已成为人类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算作是基督教独有的价值理念。基督教可以使人有信仰心，不做恶事，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方法之一；但对于拥有一定科学知识的现代人而言，不应再信仰虚空的上帝，上帝已不能让人们相信他是万能的主宰了。 [51]
其次，陈独秀指出了反对宗教迷信的理由。他认为反对基督教的理由有二，一是在于基督教教义完全是反科学的，所以要提倡科学，就不得不反对基督教。二是在于基督教教会的资本主义色彩过于浓厚，是十足的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机构。 [52] 针对基督教“有罪”和“赎罪”的教义，陈独秀认为，如果基督徒有了罪恶之后，可以通过向上帝祈祷，受牧师洗礼来洗去罪恶的话，那么，任何罪恶都会因其主体为基督徒而一洗了之。这样一来，人类的罪恶不是在减少，而是与日俱增，既然如此，要上帝又有何用呢？陈独秀对基督教的这一诘问，是基督教无法自圆其说的。“基督教还有许多不合科学的事，好象上帝是造人类的，灵魂可以升天堂的……等，不过这不是最大的毛病。基督教不合科学，还能存在，而‘有罪’和‘赎罪’，却是大问题，足以使基督教失去存在的价值。” [53]可见，在陈独秀眼中，使基督教失去存在价值的根本原因，还不是科学的发展对其带来的巨大冲击，而是基督教自身在教义上的无法自圆其说。陈独秀感叹，有自治独立精神的人类，何须上帝的监视与保护！具有理性判断力的人类，应该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能将自身命运轻易地交给既不合科学，自身基本教义又矛盾百出、无法自圆其说的基督教或其他一切宗教。
基于基督教教会已成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事实，陈独秀指出，天主教的盛行恰好与封建专制制度的盛行同步，并由此打上了非常专制的烙印。过去，天主教是用惨杀手段来对付异教徒的；现在的基督教则被资本化了，对于一般民众，只是用笼络手段，使人们认同资本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又宣传肉体的痛苦为轻，灵魂升入天堂为要紧。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没甚关系，可是他们使劳动者天天为资本家做奴隶，不起来运动反对，大家和和平平过去，好使资本家安逸地得利，这层，从事劳动运动的人，那能不竭力反对呢？” [54]基督教的过去是专制的、压制科学与人权的宗教，基督教的现在是资产阶级维护其利益的一种工具，企图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永远合法化，这样的宗教文化在陈独秀眼中是必须根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