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一年壬午，日寇流窜，家毁学荒，唯多撰短文，刊于东南各报。父执叶寿康常见之，谓我曰；倘能随余先生学，则前程有望矣。余先生者，桑梓之人皆以此称余绍宋（越园）者，而以乡音连读变调出之，“余”音“依”，倘连缀其名或字言之，不如此读也。顾乡人极尊畏余公，视为泰山北斗，凡说余先生者，皆知此乃公之所独，绝不致误指为另一余姓之人也。叶丈与公相熟，虽有此私念，亦不敢冒冒然推荐。无何而父执童蒙吉（果行）丈枉顾，得读拙文，赞赏久之，欲荐为国文教员，随后张基瑞、余小岑亦相继获荐，皆以资浅而受拒。已而余先生省亲返里，果行丈领之晋谒，先生略翻剪报三册后曰：尔作我已经常见之，但不知为龙游同乡人如尔之年青人所为也。遂议定同意入浙江云和大坪浙江省通志馆任职。正欲成行，而日寇又来流窜，余借筹之行李服饰，又遭抢劫一字。以是蹉跎稽延至三十三年甲申始得抵馆。其时尚风声鹤唳，馆一部分遥青田南田，总馆若干人员，正从景宁迁回，另又有浙西办事处在天目山，浙东办事处在临海。分散四处，商讨不易，从业维艰。于时人数无多，除白天办公外，傍晚则同出散步，归则至先生客厅品茗论文。食宿虽简陋粗绾，心情则极为舒畅也。旋申请获款办《浙江省通志馆馆刊》，命我为编辑之一。重要稿件，公必亲自顾问。每期后记，皆衔立所作，初公见之，为之涂抹甚多，继乃仅点窜一二字或更定少数笔误而已。衍文为人与为文，皆极粗心大意，文稿成后不愿覆看，在家有严父督责，到馆后则有金公审定，以是遂养成疏懒习惯。然以此改文之法教人，于同仁中即有以是而悟入得窍者，不可谓非先生之赐也。及受命为编《蒋宰棠先生纪念特辑》后，即为先生《寒柯堂诗》作校读评点，书后自称“弟子”，而实未尝行过大礼。先生不拘礼法，默然许之，欣以为慰。盖就实况言之，承受之益，固远胜课堂之听讲授也。
一日越园师见余好称道袁简斋，不禁大诧曰：“汝何取乎此佞人乎？品格全无，学养父窳，惟用小慧以欺世盗名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好而效之，危乎殆哉！”余曰：世人多误会袁简斋，缘未能尽读其书，不知其玄珠所在；又多耳食目论，以讹传讹。公少与同光诸老游，其诗风自与简头水火不相融；又特重车实斋，实齐固有胜人之识见，而未免好胜忌名，言未必当，公或又为所误耳。简斋生于乾隆盛世，于人重博览考订之际，而偏不崇尚于此；又于头巾之气犹尊之日，瞻敢率真直道其诚，不随波逐浪，敢于独立独行，设非豪杰之士而宁能之乎？虽然，简斋乃才子而非学人也。其骈文自佳，有以伪体斥之者，实未明通变之微妙也。惜乎用典之错乱太多，作注者皆未能悉行举正。诚然，才士诗文，偶有差错，自属难免，唐时李杜，间亦有之，宋之苏黄，系所谓以学问为诗者欤，而舛误不少，苏为尤甚，然皆下若简斋之累累叠叠也。古文颇具才气，但好为绘声绘影之谈，遂失实而流为小说家言，以是为人诟病，固不待言。诗患篇多，时见浮滑，然惊才绝艳，慧舌灵心，世罕有匹。第我之赏心所在，不在其诗之才，而独重其诗之识。历来谈性灵者多矣，而惟简斋最为圆通完整。世俗或以其诗而证其说，则谬矣。又简斋于各家诗篇之赏析，皆窳陋而令人失笑，亦不足以阐其微，是究其实者所当知。又其为古文虽时有胜处，而论古文则极平庸。简斋少年时尝受知于李绂（穆堂），又与桐城姚范（南菁）、姚鼐（姬传）叔侄游，谈论古文诸作，皆未能越出两家矩，虽不语可也。且其为人也，受恩则倦倦终身，爱才则津津乐道，亦是一有血性之深情人也。荦荦大端，岂可厚诬？行有余力，颇思为其《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作注，已在多方搜集材料，不审能如愿否耳，师因余所言，特用近一周时间，取《随园全集》浏览，似深有味乎余之言者。
又一日，师又问曰：汝何时始赏识袁简斋之立说也？余对曰：少随家父读诗，多所深思，於清之神韵、格调、性灵、肌理诸说，皆欲辨微得髓，似初有所悟。后入中学，校方因方光焘先生回乡省亲之便，敦聘其来校暂授课一学期。方先生为著名语言学家，系校内不少教师之师，彼能暂来屈就，全校惊喜若狂，众多师生，全来听讲，其所执教之高三年级，原定为学术源流，所选范文，乃《易乾文言》、《道德经》（节选）、《庄子天下篇》之类。方先生於此似非所好，略翻一过曰：“这些文字无甚好教，另讲文学理论吧。”衍文时尚读高一，按理尚无资格听课。受学长之邀，特去旁听。所讲诸说，令人耳目一新。后衍文之偏嗜理论，实方先生有以启迪之。然微感不足者，似於我国传统，涉及无多，偶尔提及，无非免园册子中物。诸学长课后问及听后观感，即以此意答之，不意引起若干同学反感，曰：“何目中无人如此！我等皆服方先生，不尔取也！”因反诘曰：“诸君既以受益良多。可知方先生日论性灵？性灵之真谛何在，能知之乎？方先生能阐述透辟乎？”众不能答也。次日上课，方先生又大谈性灵，于是有同学问曰：“何谓性灵？”方先生一怔，思索片刻，曰：“如你们失恋，心情痛苦，乃作诗以抒发之，此即性灵之表现；倘黄狗之母狗为他狗所夺，自亦难过，然不能表达，惟‘汪汪汪’一阵狂吠而已，此即是无性灵之徵也。”又有同学问曰：“人非尽能为诗者，如多数农民即不能作诗也。”方先生答曰：“此话又错矣。吾友郭沫若，尝带儿子游青岛，儿子初见海，张开两臂呼曰：‘海啊，海啊！’沫若言：‘我从来没有做过如此激情的好诗！’你们如何竟说‘农民不能作诗’？同学又反问曰：“这‘海啊海啊’的，与黄狗之‘汪汪汪’，究有何本质之区别？”方先生答曰：“尔等乃为辩论而辩论，抑为学术而辩论。若为学术而辩论，我欢迎；今尔等为辩论而辩论，恕我不再答覆。”下课后，我再诘问同学：“方先生于此问题，已是语穷而遁，诸君尚能满足其解释乎？其所举例，皆是围绕中心之外在兜圈子，而未尝中的也。何为性灵，惟我能探赜引触，神而明之。”于是遂约略阐述性灵之源流，袁简斋之胜义，及今林语堂之所倡，如何反不若袁之深广圆通等等，而人皆无间言，于是益自信可彰往察来，显微阐幽，安心著成一书矣。师曰：方先生亦吾友，曾欲聘其来任编纂，亦不欲离开教席，与余重耀（铁珊）同，遂俱聘任为特约编纂。
编馆刊时，与越园师通函最密者，为陈子长（际清）、蒋伯潜口口、宋慈抱（墨庵）诸先生。陈先生多奇诗或谈诗，蒋先生多道乱离遭际，唯宋先生多为馆刊撰文。其文其函，皆深爱之。一夕越园师云：“拟请宋先生来馆任分纂。”余曰：“以宋先生之学养，任分纂未免屈才，非公待士之礼。要请即当请其任编纂为宜。”次日师即函省政府发聘。其时馆中组织条例，编纂与分纂担任撰稿，初无区别。分纂属馆长聘请，底薪有二百六十元与二百八十元两类，编纂由省政府主席聘任，底薪五百六十元，相差甚巨。盖编纂颇重声望，故较优容。宋先生因余一小职员之一言而得厚禄，师不以余之人微言轻而不屑听，亦一趣事，然而宋先生终身不知也。宋先生来后，赠我其所著之《续史通》、《寥天庐文集》、《寥天庐诗集》等书。《续史通》有永嘉学派绪余之迹，而所为骈文极佳，《文集》中骈文，严谨而见工力。诗则学人之诗，押韵而已。越园师尝询余：“尔得尽读蒋宰棠先生著作，今又得见宋墨庵先生多文，试较二人之短长如何？”余曰：颇难言也。蒋先生乃才士，名士气重，故诗文皆疏放纵横，才情两茂，而常见阔略粗陋处。宋先生乃学人，多拘谨，为文亦慎严雅洁，而才气稍逊。大要论之，古文则蒋先生胜于宋先生，骈文则宋先生甚可观，蒋先生为之实无甚可取。诗则为蒋先生所独擅，宋先生无能与之较量。倘以史裁而论，宋先生若肯尽心，反较蒋先生为宜，盖史之与文，虽有相通处，而实各有道。以文士操修史之弊，古人已屡言之，公亦最能体察，不须赘矣。师颇膛之。旋又问：“尔以我之诗，与蒋先生诗相较，以若为长？”余曰：彼此遭际、性情、入手、格局俱异，是极不易等量齐观者。然蒋先生自幼即学诗，公少年中年，皆尝与晚清著名诗家游。各家之诗，工夫到处，往往突过前修，后世皆不易及，惜公当时未曾致力；公读亡友黄晦闻莱《葭楼诗集》，不亦云”迫怀我悔学吟迟”乎？以是诸家集中，无有与倡和者。即如以陈石遗《诗话》收诗之滥，亦末言及。马叙伦（夷初），书小但言公好人，而赞誉蒋先生处则不少也。袁筒斋尝云：与诗远者，终身为诗，必无所得；与诗近者，虽晚而始学，必有可观。可为公诵之。公友人江庸（诩云）来札不亦云乎，其言与简斋如台符契，而云“兄从前不其为诗，近来始多作，不意精到如此”，亦殊下易也。可见公原有诗人之气质，其诗他日之能与史相参补，亦无待筮龟矣。
宋先生来馆后，余亦以师礼侍之，为诗文多请政于先生。久之遂无所拘忌。余尝与同事林君言宋先生骈文之善。林君曰：“我自幼亦即好骈文，称誉于邻里。余曰：曷不请益于宋先生？林遂以其铅字印成之骈文十余篇向宋先生求教，意原在自炫，非虚心之怀也。不意宋先生不通世故，笔下毫不留情，几将其全文悉行重写，批语密密麻麻，皆言其未是处。林君持回细读，画发赤而默然久之。经此开导，总以为当可脱胎换骨，至少亦能落尽皮毛，而不意后日送来新著，犹是依然故态，仍在门外徘徊也。由此可见，纵有金针度人，不善绣者，得之亦不能用也。
宋先生一生，于进浙江省通志馆前，未尝有过合宜工作，来后又得高薪，故精神极为振奋，尝赋诗云：“我非作赋摩空手。潦倒邱园鬓渐霜。鄙事多能少也贱，新诗漫与老仍狂。（以下两句因纸张破损，追记不及。不能补出）。多谢龙游贤宿谊，散才樗砾许升堂。”此当是先生一生中最佳之什，缘记事情，条理井然，概括得体，但云“新诗漫与老仍枉”，则先生实未尝狂过，迂或有之耳。先生自复员到杭后，作《苏小小墓》诗云：“无限兴亡感，六朝墓尚新。美人同梦幻，名士认乡亲。此地湖山好，何时俎豆陈？西泠松柏在，凭吊一伤神。”吟成适遇越园师，就呈政之。师曰：“诗颇佳，惟‘何时俎豆陈’一句甚有可议。缘苏小小非巾帼英雄，岂配俎豆之享？”宋遂易后四句云：“长对湖山好，浑疑花月神。西冷松柏在，凭吊一沾巾。”颈联改而可取，结语则成病矣。苏小一生风流，死后冢犹艳丽。谒墓者除冯小青之类薄命才女外，感而伤神者固亦有之，凭吊而沾巾者亘古所无也。抒情之什，美自须求，真亦不能离谱太远。推作者之意，绝非触景而生情，不过在凑韵成篇耳。近体诗拘韵之失，亦可于此见之。余按苏小小诗云：“妾乘油壁车，郎跨青聪马。何处结同心，西泠松柏下”。到杭后悒郁不自得，一时根触有怀，遂缘其诗而吟曰：“油壁香车杳，长吟古今；西泠松柏下，何处结同心！”宋先生颇善之。又吊冯小青云：“怅对烟波香不温，残花几办梦犹存。（指其诗集《焚余草》）夕阳无复桃红影，何处来招倩女魂？”当时颇稍自喜，后乃悟亦已落套，步王渔洋之后尘矣。咏怀古迹类诗之难于摆脱既定之模式也，凡为诗者皆当深思熟虑之。
越园师曰：凡为诗文或其他创作，年少而有才情者皆可崭露头角，而为学人，则非穷年累月，勤学苦研不为功。以是少年多才士，而无饱学。余对曰：此非前人所谓“青春作赋、皓首穷经”之说乎？管窥所及，大体自是，然亦不可一概而论也。缘各人秉赋不同，机缘各异，造诣遂分。即以近人而论，短命之学人，无如刘师培，成就岂不伟显？再以胡适之而论，今虽健在，而其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诽议自当别论，此亦在三十左右所成稿者，皆不可谓非早成也。师曰：余与刘胡，皆略有交往。尝与适之同席，我戏之曰：君提倡白话文，尚不彻底。适之愕然，问从何见之？余曰：若论彻底，君当改姓名为“那里去”，不当用胡适、胡适之也。一座为之莞尔。师又曰：尝闻人言，师培、适之著述，皆是其家传遣稿，彼二人真所谓是干父之蛊者。余对曰：果如是言，窃尚有疑焉。项城欲帝制自为，师培著《君政复古论》以鼓吹之。其笔势与他文格局全然一致，岂此时尚有存留之高文典册可资袭用乎？适之著作，舛谬固多，然多变旧法，发凡起例，令人耳目一新，影响当时及后人之龋ǘ，宁能忽诸？恐非仅师承皖学者所能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