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于说真话
“文化大革命”中，我学会了撒谎。倒也没什么人什么势力直接压迫我撒谎，更主要的是由于撒谎和虔诚连在了一起。说学会了也不太恰当，因为没人教，就算无师自通吧。
有一天我和同学中的好朋友从学校走在回家的路上，谈起了“林副统帅与毛主席井冈山会师”。
我说：“是朱德嘛！怎么成林副统帅了？咱们小学六年级的历史书上，明明写的是朱德对不对？”因朱总司令已上了“百丑图”。我们提到他时，都将“总司令”三字省略了，直呼其名。
同学说：“那是被颠倒的历史，被颠倒的历史现在重新颠倒过来嘛！”我说：“那也不对呀，林彪当时才是连长呀！”同学说：“那也是被颠倒的历史，现在也应该重新颠倒过来嘛！”我说：“当年咱们又不在红军的队伍中，咱们怎么能知道那真是被颠倒的历史呢？”
同学说：“当年咱们又不在红军的队伍中，咱们怎么能知道那不是被颠倒的历史呢？咱们左右都是不知道，将来再颠倒一次，也不关咱们的事儿！”
正是从那一天始，我和我的那一位同学，将撒谎和虔诚分开了。难免继续说谎话，但已没了虔诚。前几年，有位外国朋友，问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说假话时有何感想。
我回答：“明明在说假话而不得不说，我便这样安慰自己反正人一辈子总要说些假话，赶上了亿万群众轰轰烈烈都说假话的年代，把一辈子可能说的假话，一块儿都在这个年代里说了罢！这个年代一过去，重新做人，不再说假话就是了。”
外国朋友又问：“那么梁先生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再没说过假话了？”我不由一怔，犹豫片刻，说出一个字：“不……”我因自己没有失掉一次说真话的机会，对自己又满意又悲哀。外国朋友流露出肃然起敬、钦佩之至的表情。我赶紧说：“我说‘不’的意思，是我没有做到不说假话。”
我想，如果我不解释，我说的这一个字的真话，实际上岂不又成了假话吗？外国朋友也不由一怔，她问：“那又是因为什么？”我说：“一方面，我感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已经有了一个维护真话的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大概要归咎于我们有说假话的后遗症。”
她问：“报纸、广播，不少宣传手段，不是都曾被调动起来，提倡、鼓励和表扬说真话吗？”
我说：“这恰恰证明假话之泛滥是多严重啊。倘若说真话须郑重地提倡、鼓励和表扬，细想想，不是有点儿可悲吗？”
她问：“妨碍说真话的根源，主要是政治吧？”
我说：“那倒不尽然。在党内，将说真话，作为对党员的最基本要求一提再提，足见共产党还是多么希望它的党员们都说真话的。我不是党员，但对此确信不疑。而我感到，社会上，似乎弥漫着将说假话变成一种社会风情的怡然之风。”她不懂“怡然”二字何意，我请她想象小孩子玩“到底谁骗谁”这一种纸牌游戏获胜时的洋洋自得。
她说：“梁先生，可是据我所知，你被认为是一个坚持说真话的人啊！”我说：“我当然坚持说真话。坚持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词，况且我常常坚持不住。在上下级关系方面，在社交方面，在工作责任感方面，在一心想要做好某件事的时候，在根本不想做某件事的时候，在不少方面，不少因素迫使你就范，不得不放弃说真话的原则，改变初衷，而说假话。常常是，哪些时候哪些方面有困难有问题，你说了假话，困难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说了真话，困难就更是困难，问题就更是问题了。我说过多少假话只有我自己最清楚，我仅仅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说过一些真话，人们就已经觉得我有值得尊重的一面，可见说真话在我们的生命中到了必须认真提倡的程度。”
她注视着我，似能理解，亦似不太能理解。
……后来，我和一位友人又讨论起说真话的问题。是的，我们是当成一个问题来讨论的，而且讨论得挺严肃。
我又回忆起我小时候因为撒谎，使得母亲怎样伤心哭泣，以至于怎样打了我一记耳光，和对我进行过的撒谎可耻的教诲……我讲到我的已经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如今怎样仍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子似的，耳提面命，谆谆告诫我：“傻儿子，你究竟为什么非说真话不可呢？该说假话你不说假话，你岂不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碰南墙不回头吗？你已经四十出头的人了，还让妈为你操心到多大岁数呢？”
友人默想良久，严肃而又认真地说：“你母亲是对的。”我问：“你是说我母亲从前对，还是说我母亲现在对？”他说：“你母亲从前对，现在也对。”
我糊涂至极。他诲人不倦地说：“撒谎是可耻的，这毋庸置疑，所以我说你母亲从前是对的。但说假话并不等于就是撒谎，甚至，和撒谎有本质的区别。”
这一点，我的确没思索过。我一向简单地认为，撒谎说假话，乃是同性质的可耻行径，好比柑和橙是同一种东西。于是我洗耳恭听，于是友人娓娓道来：“撒谎，目的在于骗人，在于使人上当而后快，是行为，听明白了吗？撒谎之后果必然造成他人的损失，起码是情绪或情感损失。更严重的，造成他人利益损失。所以正派人是不应该撒谎的。而说假话，不过心口不一而已。心口不一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为概念，通常情况之下体现为态度问题。一个人对于任何一件事，有表明自己真态度的权利，也有说假话的权利。听明白了，说假话是人的权利之一。假话是否使对方信以为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对方，责任完全在对方。因为任何人都有不相信假话的权利，谁叫你相信的呢？举一例子，我们小学都学过《狼来了》一篇课文，那个撒谎的孩子之所以应该谴责，不可取，是因为他以主动性的行为，诱使众多的人上当受骗。如果你一个同事告诉你，他在西单商场买了一件价格便宜的上衣，并用花言巧语怂恿你去买。你果然去了，没有那种上衣出售，或虽有，价格并不便宜，是谓撒谎，很可恶。但是，说假话的人之所以说假话，往往是被动的选择，通常情况是这样的一个人指着一个茶杯问你造型美观吗？你认为不。但你看出了对方在暗示你必须回答美观极了，于是你以假话相告。你又何必因说了假话而内疚呢？如果对方具有问你的权利，你连保持沉默的权利也没有，而对方又问得声色俱厉，带有警告的意味，你更何必因说了假话而内疚呢？如果对方信了你的话，那么对方只配相信假话。如果对方根本不信你的假话，却满意于你说假话，分明是很乐意地把假话当真话听，可悲的是对方，应该感到羞耻的也是对方。对应该感到羞耻而不感到羞耻的人，你犯得着跟他说真话吗？老弟，你看问题的方法，带有极大的片面性。你只看到人们在生活中说假话的一面，似乎没有看到生活中有多少人喜欢听假话，早已习惯于把假话当作真话听。他们以很高的技巧，暗示人们说种种假话，鼓励人们说种种假话，怂恿人们说种种假话，甚至维护种种假话。他们乐于生活在假话造成的氛围之中。他们反感说真话的人，因为真话常使他们觉得煞风景，觉得逆耳。一万个人或更多的人心口不一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要的是一致的假话而轻蔑一致的人心。正是这样一些人的存在，使说假话变成了似乎可爱的现象。所以，与其惩罚说假话的人，莫如制裁爱听假话的人。因为少了一个爱听假话的人的同时，也许就少了一批爱说假话的人。人们变得不以说假话为耻，首先是由于有些人变得以听假话为荣啊！另外，老弟，因为咱俩是朋友，我向你提几个问题，你坦率回答我……”
我似乎茅塞顿开，有所省悟，又似乎更加糊涂，如堕五里雾中，只说：“请讲，请讲。”
“你说真话时，是不是感觉到一种人的尊严？”我说是的。
“当别人都说假话时，你偏想说真话，以说真话而与众不同，并且换取尊重，这是不是一种潜意识方面的自我表现欲在作祟呢？”
我从未分析过自己说真话时的潜意识，倒是常常分析自己说假话时的潜意识。尽管我似乎觉得“作祟”二字亵渎人说真话时自然、正常而又正派的冲动，但也同时尊重潜意识之科学理论。犹豫了一下，我点了点头。
“难道出风头就比说假话好到哪里去吗？”“强词夺理！”我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气愤了。友人自然是不屑与我斗气的，友人嘛。他笑曰：“瞧你瞧你，也听不得真话不是？一听真话也羞也恼也要跳不是？能听得进真话并不是舒服的事哩，是一种特殊的，有时甚至非强制而不能自觉的训练啊！”
一番话，倒真把我说得虽恼羞而又不好意思成怒了。友人谈锋甚利，其言自是，又道：“你不要以为别人不说真话，便一定是怎样的观风使舵。其实，不屑于而已。与人家的不屑于相比，你自己每每足令大智若愚者扼腕叹憨罢了！”
友人辞去，我陷入前所未有的困惑。后来，我又向几个惯常说假话，却又能与我推二三层心至腹外之腹的人请教。
皆答曰：懒得说真话。何必说真话？说真话，图什么？
我相信他们对我说的话句句是真话，所谓酒后吐真言。为了这样一些真话，我奉献出了几瓶真的而不是假的好酒，还有佐酒菜。从此，我观察到，假话是可以说得很虔诚，很真实，很潇洒，很诙谐，很郑重，很严肃，很正确，很令人感动，很精彩，很精辟的。从此，每当我产生说真话的冲动，竟有几分羞于说真话的腼腆，在意识当然潜意识中作梗了！
后来我做过一个梦：我因十二条大罪被判十二年徒刑。我望着法官们的面孔，觉得他们一个个似曾相识。我看出他们明知所有大罪都是无中生有，但他们一个个以假话把它说成是真的。他们那些假话同样说得水平很高，包容了我从生活中观察到的一切形式完美的假话之最……我忍无可忍咆哮公堂大喝一声可耻！于是我醒了。我愿人人都做我做过的这个梦，那么人人都将不难明白，仅仅为了自己，也断不该欣赏假话，将说假话的现象，营造成生活中氤氲一片的景致。无奈在非说假话不可的情况之下，就我想来，也还是以不完美的假话稍正经些，不完美的假话仍保留着几分可矫正为真话的余地啊！……让我们爱憎分明让我们共同体验爱憎分明之为人的第一坦荡、第一潇洒、第一自然吧！几经犹豫我才决定写下这一行题目。写时我的心里竟十分古怪仿佛基督徒写下了什么亵渎上帝的字句。仿佛我心怀叵测，企图向世人散布很坏的想法。我能预料到某些人对这样一个题目的忐忑不安，他们大抵是些丧失了爱憎分明之勇气的人，这使我怜悯。我能预料到某些人对这样一个题目的不以为然乃至愤然，他们大抵是些毫无正义感的人，并且希望丑恶与美好混淆在我们的生活中。因为他们做人的原则以及选择的活法，更适应于丑恶而有违于美好。唯恐敢于爱憎分明的人多起来，比照出了自己心态的阴暗扭曲，甚至比照出了自己心态的邪狞。我不怜悯这样的人，我鄙夷这样的人。
世上之事，常属是非。人心倾向，便有善恶。善恶之分，则心之爱憎。爱憎分明之于人而言，实乃第一坦荡，第一潇洒，第一自然之品格。
古人云：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又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怎么的，现在，不少人，却像些皮囊里塞满稻草似的人？他们使你怀疑，胸腔内是否有我们谓之为“心”的器官，纵有，那也算是心吗？
男欢女爱之爱，他们倒是总在实践着。不但总在实践着，而且经验丰富。
衔恨怀仇，也是从不放过体验机会的。不但自己体验，还要教唆别人。于是，污浊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在这些人看来世界大概是无是无非，无美无丑，无善无恶的。童叟扑跌于前，佯视而不见，绝不肯援一搀一扶之手，抬高腿跨过去罢了。妇妪呼救于后，竟充耳不闻，只当轻风一阵，何必“庸人自扰”。更有甚者，驻足“白相”，权作消遣。
苏格拉底说：“有人自愿去作恶，或者去做他认为是恶的事，舍善而趋恶不是人类的本性。”
苏格拉底是对的吗？帕斯卡尔说：“我们中大多数人欲求恶。”又说：“恶是容易的，其数目是无限的。”还说：“某些人盲目地干坏事的时候，从来没有像他们是出自本性时干得那么淋漓尽致而又兴高采烈了。”帕斯卡尔所指的是人类生活现象的一方面事实吗？而屠格涅夫到晚年也产生了对人类及其生活的厌恶。他写了一篇优美如诗但情感色彩冷漠之极的散文《山的对话》，就体现出了他的这种情绪。
当然我们不必去讨论苏格拉底和帕斯卡尔之间孰是孰非，人性本善抑或人性本恶早已是一世纪的命题，并且在以后的世纪必定还有思想家们继续进行苦苦的思想。
我要说，目前我们中国人的某些人，似乎也患上一种“疾病”，可否叫作“爱憎丧失症”？
爱憎分明实在不是我们人类行为和观念的高级标准，只不过是低级的最起码的标准。但一切高尚包括一切所谓崇高，难道不是构建在我们人类德行和品格的这第一奠基石上吗？否则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必将再无真诚可言，我们的词典中将无“敬”字。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如果我们中国人在心理素质方面成为优等民族，那么世界四分之一人类将是优秀的。反之，又将如何？
思想哲人告诫人类对善恶的无动于衷是人类精神最可怕的堕落。生物学家则告诫我们一类物种的灭绝，必导致生态链条的断裂，进而形成对生态平衡的严重威胁和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