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但自己没写过诗，而且还曾给旁人浇过冷水。一九三五年刚接编《大公报·文艺》不久，我就这样答复过一位读者：创作家是对人间纸张最不吝啬的消费者，而诗人恰是这些消费者中间顶慷慨的。像一位阔老，除去住宅他还要占一个宽大空白的花园，这自然会引人妒嫉。但是许多场合，这位主人是应享有那片空白的，因为他的内容毕竟来得更精密深湛，使读者首肯那空白不是浪费。在那上面，诗人留下了无色的画，无声的音乐。然而倘若一首诗连着排下去同分行隔开，在意象、气韵上并没有什么差别时，霸占一座花园别人哪肯服气！我知道你有的是火热的情感和奔放的想象。如果你还不相信自己已掌握了那种纯化现实的本领，连行写成散文不是更有些把握吗？
“连行写成散文”——我指的就是散文诗。我喜欢俄罗斯的一些散文诗，记得屠格涅夫有一篇写阿尔卑斯山双峰在时间的长河中的对话，每句相隔几个世纪。还是半个世纪以前读的，至今犹有印象。
我早期有些散文往往带有象征意味。《破车上》写的是当时国家贫困落后的境地。《叹息的船》写的是全面抗战前，整个民族的瘫痪状态以及有些人对英、美的幻想，以为他们会出于“仗义”把我们从侵略者手中“搭救”出来。
在我的概念中，散文和特写还是应当有所区别：前者艺术性较高，着眼于创造一个完整的意境或形象，后者却比散文更贴近现实，因为它往往是新闻报导的副产品。举例来说，在《草原即景》中，我并不要向读者报道什么事实，而是想传达草原给我的那种如在茫茫大海中的感觉，以这浩无垠际的背景来衬托社会主义建设。写此文曾受到军事博物馆中罗工柳同志的一巨幅油画《井冈山》的启发。他那整个画面都是丛薄蔽翳、带烟萦雾的重岩叠嶂，只有幽谷深处露出小小那么一面红旗，看了却远比红旗飘满画面的效果要强烈。特写则实际上就是用文艺笔法写成的新闻报导。举《万里赶羊》为例。我没到过新疆，更未参加那次的赶羊。整个经过是由那位蒙族干部哈迪同志口述的。我主要的意图是把赶羊的缘起，一路的艰险尽量真实地传达给读者——真实对特写比什么都更为重要，因为感动人的不是文字，而是英雄事迹的本身。所以我从不为了加强效果而虚构什么。而且，解放前我的特写大都是职业文字。东西在报上发表后，倘若读者来信指出有不实之处，报馆被动，我个人也会砸破饭碗。就今天而言，当然主要是宣传效果问题。一旦摻厂假，读者对它的真实性就要打个折扣，效果势必大为削弱。《万里赶羊》刊出后，《人民日报》不久就发表了一些读者反应。一位李少一同志写道：“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从事豪迈劳动的各族人民子弟，应该受到人民的尊敬，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敢于做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我仿佛看到在天山下，他们站在冰雪化成的刺骨的河水里，结成人墙，把一千四百只羊运到了彼岸。我感动得流了泪，觉得自己工作做得太少了。他们的行动为国家节省了将近五万元，更可贵的是他们的爱国主义、不畏艰苦的精神。”
由于我出了校门后，主要从事的是新闻工作，反映现实生活的特写占这个集子的大部分篇幅。它们也几乎都是我十几年记者生涯的副产品。我认为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中，这一文学体裁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我作记者之前，就先为自己的生活画了个蓝图，或者说规定了条航线：从开始我就有意识地把写旅行通讯当作日后写小说的准备。读者也不难从这个集子里看到我摸索的过程——今天我也依然在摸索中。譬如，写小说首先要学会写入物。我感到人物外形还比较容易着笔，用简约的线条勾勒出人物的性格对我一直是个难题。《爱狗者》是我试图从侧面画一个人的性格。
散文与小说之间的界限，见仁见智，不是绝对的。契诃夫和曼殊斐尔的有些短篇小说并没有很复杂的情节，只不过是一个人物的侧影，甚至是一刹那心境的描述。我自己对这两种文学体裁有一个比较呆板但略易掌握的区分法。我认为散文可以记述一件亲身经历过的事，如朱自清的《背影》，也可以是想象虚构的，如《桃花源记》；而小说则必须带有虚构成分。本此，《浮生六记》不是小说，因为它是一段感情生活的追述。
一九四八年我曾凭印象写过一个荡妇型的英国少女——这就是《珍珠米》中的那个令我发窘的姑娘。这里，散文同小说的界限又不好分了。肯定会有读者认为应当把它看作小说。但由于它也是我亲自经历的事，没有想象虚构成分，所以也收入此集。
在国内外，我都结交过一些画家。我时常喜欢观察、了解他们怎样构思。像为我画过《珍珠米》封面上那幅肖像的西班牙画家格雷戈里奥·普列托，同他一道在伦敦繁华街道上走路才尴尬呢！他对橱窗里的陈列品一概不感兴趣，但他一路上向我品评着周围那些行人的头部，而且一边品评一边还用手指指点点。忽然他会停下脚来，双手比成框框，眼睛向前凝视着——他是在考虑如何取景构图呢。
一九五六年我同已故女画家、《考考妈妈》的作者姜燕同志一道去内蒙访问。我从没见过像她那么辛勤的艺术家。从早到晚她画板都不离手。她总是在画，什么都画。在东锡林郭勒盟，我们碰上一场草原上的婚礼。主人把我们几个陌生客人让进一座帐篷，立刻扛来一只整羊，递给我们每人一把刀子，并且请来一位名歌手为我们唱了起来。正当我们大吃大嚼的时候，坐在我背后的姜燕却在那里速写着那位女歌手的头饰；一边画，还一边注上各种宝石的颜色。
一个有志于从事文艺创作的记者，在采访消息之余，最好也像画家们那样经常在口袋里带个本本，随时随地写写生。一九四六年我之所以能在地中海上补记八个月以前的南德之行，就得力于这个多年来保持的习惯。
有的朋友能天马行空般地纵笔写出奇文。我不具备那样的才赋。在写作上，我一直努力做个勤勤恳恳、一笔不苟的学徒。由于一个时期曾研究过英美心理派小说，我确实读过不少怪诞作品。像爱尔兰那位乔伊思大师，他的作品甚至文字也多是生造的。在他最后一部巨著中，有一节描绘都柏林城郊溪水旁一群浣衣妇在嚼舌根，语言是用全世界江河的名字缀成的。当我在日内瓦踏访他的墓地时，我曾慨叹过：“这里躺着世界文学上的一个大叛逆者，他使用自己的天才学识向极峰探险，也可以说是浪费了一份天资去走死胡同，究竟是哪一样，本世纪是难以下断语的。”现在作为一种表现技巧，可以断言是后者。我对任何畸形的东西都不大有好感，它们对我的写作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我的特写基本上是用文字从事的素描写生，艺术加工主要是在剪裁上。我从斯诺那里学到一条至理名言：冗赘散漫是文章的大敌。写东西非讲求点文字经济学不可。《伦敦三日记》其实是根据将近十天的日记压缩而成的，我穿过巴伐利亚省沿着中欧阿尔卑斯山直趋巴黎的这次旅行，事实上走了十八天，报告本身却只有十一天。我把一些琐节删掉了。当然，由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我删掉的也说不定是应当着重写一笔的。但是没法补救了。所有的日记、笔记、文稿、卡片，都已化为灰烬了。总之，连报导也不宜有闻必录，何况还想让它比那流传得更久一些呢。
解放后看到朋友们陆续出散文集，我从未为之心动。我深知自己这些东西非珠非玉，而且一个没带地图的旅人，笔下误谬之处绝不会少的。这次敢于拿出来，既不是由于认为自己这些东西斐然成章，更不是在误谬这个问题上有了什么把握；这只不过表示我对于党的文艺政策所具有的信心。同时，恰好正逢新中国三十大庆，我才排除一些个人顾虑，想让新的一代读者在今天与昨天之间，有个对比；让他们通过我当时用粗线条所刻画的图景，看看旧中国是个怎样的烂摊子，看看那时天灾与人祸之间的关系，看看那时作为中国人的罹难，看看当时也标榜“革命”的反动政权把国家和民族地位糟蹋成什么样子。有了这样一种透视，再看看今天，我们就会更加珍爱它。另外，还想让读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西欧有点印象，看看一个恶魔般的法西斯政权，为一个伟大民族招致来怎样的凌辱与毁灭。
关于这种体裁的写作如果有什么经验教训可谈，那就是：要尽量克制——抑制好发议论的冲动。有议论宁可另外写成随笔杂文，尽可能不夹在描写中。在这一点上，我特别喜欢契诃夫。他从不把笔下的人物当作自己的代言人，也不使用“画外音”。尽管特写在艺术上低于散文，它也应通过形象来表达观点和思想。
我从不写理论文章，但在《大象与大纲》里，我曾试图用散文形式表达一下我的上述想法：文艺作品应当是通过形象来阐述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及感受。我相信高明的手笔是能把议论融到作品中去的。就文学作品而言，像法国的《红百合》（A.法郎士），美国的《白鲸》（H.梅尔维尔）以及易卜生和萧伯纳的那些戏剧。许多人赞赏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发的那些宏论，但我常感到倘若他能克制一下，或者另写一部《拿破仑战争论》多好！十八世纪中叶的菲尔丁就比他乖巧些。他也是位满腹议论的作家，在他那部共十八卷的毕生杰作《汤姆·琼斯》中，他把议论全部集中到每一卷的第一章中，不让议论打搅故事的进程，也算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种途径。
当然，我未收进的东西绝不仅仅是由于文体问题，主要还是今天认识到其中误谬之处更多一些。就是已收入的东西，我也抹掉不少原来发过的议论。袋中无地图，误谬是必然会出现的。写这些东西时，主宰我头脑的还是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这里，我要做一件不大时兴的事：向自己的爱人表示一下谢意。不时兴，然而我认为十分应该。因为五十年代后期，中国有这么一批可敬的女性——和男性，当她（他）们的生活伴侣在政治上遇到坎坷时，她（他）们由于对党的政策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和比较坚定的信念，又能置个人荣辱得失于度外，就并没用离婚来“划清界限”；她（他）们还竭力使受到挫折和打击的人依然看到曙光，并且让无辜的子女在比较稳定的环境中继续成长。文洁若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现在，通过向她鸣谢，我同时也向当时和她处境类似的男女同志致敬。
自然，这个集子之所以能和广大读者见面，完全是党中央坚决而认真地贯彻、执行和落实党的一系列政策的结果。落实政策这一英明措施的意义远远超出个人待遇的恢复，甚至也超出国内的安定团结，这是在世界范围内，为社会主义这金煌煌的四个大字恢复名誉。
辨识真假社会主义不是件容易事。半个世纪前，连希特勒这个歹徒就曾以社会主义者标榜过自己。什么是社会主义？它包含哪些内容，从未钻研过地图的我是没有资格来置喙的。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作为这个星球上的一个人，我确信这个距人类最高理想——共产主义仅差一步的社会主义，不是阴森可怕的，更不是血淋淋的；它同民主自由、同个人幸福并不相互排斥、誓不两立；不应当把普通人所向往的这些东西全部划归资产阶级的专利品。那些把社会主义同窒息和枷锁、甚至原始拜物教之间画等号的人，才是应受到万众唾弃的千古罪人。
今天，我们敬爱的党在领导着大家奔向的社会主义将带来的是解放，是幸福。我衷心拥护这样的党，这样的社会主义，并愿为之工作到最后一息。
一九七九年四月
（《萧乾散文特写选》代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