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璋一到北京，袁世凯的另一名心腹段芝贵马上来看望他。
寒暄几句后，段芝贵说：“我们北洋将领推你做代表，进劝总统实行帝制，登基做皇帝。”
冯国璋闻言大惊，但没有表态。
段芝贵又说：“全国的军政长官都向大总统劝进呢。”
原来，冯国璋进京前，各地的军界要人都一一被召入京，袁世凯故意问他们是共和好还是帝制好？
冯国璋这次进京，先后三次“觐见”袁世凯，前两次一提到国体，袁世凯总是把话题岔开。6月2日，冯国璋第三次见袁世凯时，心想要是再不把话挑明了，这趟北京就算白来了。
冯国璋寒暄几句后，便以汇报和请示的口气说：“外面盛传大总统想改共和为帝制，不知是否真假？若真有此打算，请大总统早点指示，我们好在地方准备准备啊！”
袁世凯看了冯国璋一会儿，才欠身说：“华甫（冯国璋字），你我在一起多年，你是知道我的。我想外面盛传谣言，不外乎是两种原因：第一，许多人，包括很多的文化人都说我国几千年都是皇帝当家，突然改为共和，多数人不习惯，这无非是要我多负一点责任。第二，新约宪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的权力，有人认为这是为改革国体做准备；还有的人说，满、蒙、回族可以授爵，汉族中那些有功于国家的国民难道就没有授爵的权利吗？这些恐怕都是社会上有些人说出来的。不管它，不管它！”
冯国璋轻轻点头，没有说话。因为袁世凯绕着话题说，说了一些分析的结果和一些他认为的现象，根本就不正面回答冯国璋的问话，而且，还把责任推向他人，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好像这些事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面对着这些“盛传”，他袁世凯也很无辜，只得听之任之了。所以，听得冯国璋也云山雾罩，不得所云。
袁世凯为了打消冯国璋的疑心，进一步“推心置腹”地说：“你我都是自己人，不妨把话挑明了说。我如今与皇帝有何不同？在有些人看来，当皇帝不就是为了子孙后代吗？我的大儿子是个残废人，老二又一心想做名士，老三不懂得政治和权力是啥东西，其余的都还年少，能担负得起管理国家大事的责任吗？再说帝王家庭有几个不是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为子孙着想也不能……”
冯国璋只好说：“是呀，是呀，江南传言极盛，他们都不了解大总统为国为民的宏图大愿。不过，到了中国强大起来的那一天，全国百姓一致拥戴的时候，大总统再谦让，恐怕也是推辞不掉的啊！”
袁世凯脸色一沉，故意拍着桌子大声说：“那就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华甫，他们逼我啊，我躲了！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经要他在那里购置了一点薄产。假若再有人来逼我，我就去异国他乡养老，再不问国事，再不问国事啦！”
冯国璋对袁世凯这些表白深信不疑，很快转告了梁启超，梁启超也以为袁世凯不至于倒退到再当皇帝的地步。
但是，冯国璋回到南京不久，《亚细亚日报》就发表了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向古德诺的文章《共和与君主论》，公然鼓吹君主制。袁世凯还唆使其亲信幕僚杨度等六人，于1915年8月14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冒充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公开鼓吹恢复帝制，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变更国体。袁世凯在各地的亲信也闻风而动，有的上书“劝进”，有的组织各种“请愿团”，拥袁称帝。
冯国璋这才明白自己受了欺骗，他甚至在亲信面前气愤地说：“我跟老头子这么多年，一直忠心耿耿，扶他当总统，做元首。他倒好，还是要当他的皇帝，传子不传贤，甚至连一句真话都不说，处处提防着我……”
北洋将领中最积极拥袁称帝的就是段芝贵。“筹安会”一成立，段芝贵就联络“筹安会”中的梁士诒、朱启钤等人，密电各省主管军事的将军和巡按使，督促他们明确表态。不久就收到了19位将军表示赞成帝制，拥护袁世凯当皇帝的回电，可这19人中却没有冯国璋的名字。
几乎与此同时，北洋政府决定政策的机构政事堂收到了冯国璋、江苏巡按使齐耀珠等人的联名电报。电报对推行帝制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是对“筹安会”和段芝贵等人的做法提出异议，说改变国体这种大事应该由国务卿定稿领衔，提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公议，以示公正。你一个“筹安会”算哪门子机构，这叫名不正、言不顺，要让国人服，必做让国人佩服拥护之事才行，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岂能退之。
一向俯首帖耳的冯国璋发出这份电报，让袁世凯吃了一惊，但他思虑再三，认为不能跟手握军权的冯国璋撕破脸皮。于是，袁世凯马上宣布改变国体要征求多数国民的公意，同时派心腹阮忠枢去南京游说冯国璋。阮忠枢是以袁世凯代表的身份去南京的，冯国璋举行了隆重的迎接仪式。阮忠枢却卑躬意谦，只是反复强调北洋的团结是国家的大事，是根本的根本，丝毫没有强求冯国璋公开表示赞成帝制，但希望他不要正面出来反对就行。
冯国璋也知道凭一己之力已经难以力挽狂澜，也不愿意和袁世凯翻脸，应付了阮忠枢几句，便给袁世凯拍了个电报，含糊其词地建议大总统：“俯同民好，早定大计，而奠久安长治之基。”
在袁世凯称帝这件事上，张仁奎却有自己的看法。
张仁奎虽然官职很小，根本轮不到他发言表决，可身微言轻的张仁奎对袁世凯称帝是不赞成的。他认为，这个“帝”不正统，袁世凯与大清皇帝完全是两码事，张仁奎曾是大清的武秀才，那是正统的“秀才”。可袁世凯算是哪门子的“皇帝”呀！在张仁奎的心目中，如果从“皇帝”的帝脉传承，怎么轮也轮不到他袁世凯呀！张仁奎并不反感帝制，但这个“帝”怎么也不是袁世凯。在张仁奎心中，可以接受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另一个就是冯国璋。如果是这两个人当皇帝，他倒可以接受。可孙中山主张共和，冯国璋又反对帝制。自大清皇帝被推翻后，张仁奎的心中就再也没有皇帝了。因此，他对袁世凯称帝这件事，是持反对意见的。当然，这种态度也只能藏在心底而已。在那个兵荒马乱之时，城头大旗变幻无常，谁都可以做梦，但绝对不能把梦当真，那会是自欺欺人的。他一路拼杀过来，已经看烦了这类的事，所谓，成者王侯败者寇，可谁又可以成为常胜将军，今日是朋友，明日就可能是敌人，今日是敌人势不两立，可明日又可以携手作战，这个世道真是变幻莫测。此刻，张仁奎自感前途渺茫，没有了奋斗的目标。好在他的上司冯国璋反对帝制，这给张仁奎稍有一丝的安慰。其实，张仁奎也真的无可奈何，他也只能听之任之。张仁奎审时度势，一边观察势态的发展，一边与各方密切联系，他要真正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
在当时的情况下，谁又有什么办法呢？就连手握军政大权的冯国璋都不能凭一己之力而力挽狂澜。虽然，许多军界政界的有识之士，纷纷反对帝制，但终不能形成巨流而覆舟。现在，张仁奎也只能等待时间了，他知道，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但张仁奎也相信，袁世凯称帝终不可以成为现实。如果袁世凯果然称帝，就会招来众矢所击，那时候，他袁世凯就会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当中，死无葬身之地。他要拭目以待。
在袁世凯操纵下，从10月28日开始，各省区的“国民代表”在当地进行所谓“国体投票”，至11月20日全部结束，“一致赞成”改民主共和为君主立宪。12月11日，参政院又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12日，袁世凯申令接受帝位，次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并对文武要员大加封赏。
10月31日，宣布改民国五年（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定都北京。元旦举行登基大典，上演了一幕复辟丑剧。
袁世凯当然也没有忘记冯国璋，一登基就任命冯国璋为参谋总长。
冯国璋却借口身体不好，告假休养，推而不就。
袁世凯又以“洪宪皇帝”开国之尊，按公、侯、伯、子、男等级分封爵位，论功行赏，封冯国璋为一等公爵。袁世凯对冯国璋一面封官晋爵，一面却派蒋行雁、阮忠枢分别以调查防务和探病为由，带“官医”前往南京，还指示“官医”要留在南京“驻署诊视”，实际上是把冯国璋严密地监视起来。
蒋行雁代袁世凯来探视冯国璋时，冯国璋故意失声痛哭：“我跟大总统一辈子，把自己的一切主张都扔到一边，只听他的，为什么洪宪皇帝偏偏不把我当自己人，处处都防着我。时至今日，我还是以皇上的主意为主意……”
蒋行雁微微点头，不置可否。冯国璋嘴上声言效忠袁世凯，实际上他与反对袁世凯的势力早已联系上了。1915年11月，冯国璋派人去上海请国民党人李根源来南京商讨时局，表示愿意逼袁世凯放弃帝制。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宣布云南独立，讨袁护国战争爆发了。
袁世凯命令冯国璋出任征滇军总司令，这一次冯国璋不再听话了，他推说身体不好，不肯去，一边暗中与各省通气，两次会见云南派来的代表李宗黄。
第一次冯国璋说：“请转告唐督军（唐继尧），最低限度，我这边决不会去跟护国军打仗的。”第二次又给出了三条承诺：“第一，立即复电唐继尧，说冯国璋赞同推翻帝制，恢复共和；第二，他负责保持长江中、下游各部绝对中立，拒绝执行袁世凯任何增援四川、云南的命令；第三，必要时，他将联络长江各部发表通电，请袁世凯取消帝制。”
冯国璋说到做到，南方七个省宣布独立反对袁世凯后，冯国璋见反袁声势越来越大，遂联合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于3月20日在江苏将军府发出通电，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这就是著名的“五将军密电”。
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形势下，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于1916年3月23日正式废除“洪宪”年号，恢复共和，恢复公元年历。
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直接削弱了袁世凯的统治力量。全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对，打倒袁世凯成为举国一致的目标，各地军政要员纷纷宣布脱离袁世凯北京政府。袁世凯最信任的四川将军陈宦、陕南镇守使陈树藩、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先后通电宣布“独立”。这真是对袁世凯的沉重打击，袁世凯羞愤交加，又恨又怕，再也支撑不住，以致一病不起。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做了83天皇帝梦之后，终于在北京一命呜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