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条法事类》中就有如下法令：“诸买纳金银铜铅锡，皆铸为铤，各镌斤重、专典姓名、监官押字（原注：铜铅锡仍镌炉户姓名），麸金不用此令。”铜铅锡产品全部由官府收买后，除用于铸钱外，还供应官营作坊制造器用。其中，京城有“铸锷务”，掌造铜、铁、输石诸器及道具，以供内外出鬻之用。各地亦有官营作坊或经官府允许从事铜器铸造的作匠。僧人、百姓建寺铸钟前，须报请官府批准，方得买铜制造。如秀州华亭县福善院“惟钟阙如”，经“抵郡荐状”上达朝廷，“许输钱易铜”后，才铸成铜钟。余靖在嘉祜二年（1057）四月写就的《潭州兴化禅寺新铸钟记》中也提到：“本朝铜禁尤严，私无铢蓄。僧坊道具，官为制而给之。惟钟之巨，则许入金而赋铜焉。”南宋仍然如此，《关市令》日：“诸应用铜及铃石之物不可阙者，文思院铸造镌凿，发赴杂卖场立价请买，仍给凭由照会。寺观阙大钟，听经所在州陈启，勘会诣实，保明申尚书省，候得指挥，听铸。若诸军合用铜锣，申降指挥下军器所造给。”以上种种措施，历两宋而无变化，说明宋政府对铜这类矿产品的再分配一直采用了严格的控制手段。
自宋太宗起，封建政权的主要任务已从“打天下”转向“保天下”，即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巩固新建政权的基础。但是，当时最主要的铜钱铸造地饶州永平监岁铸仅七万贯，“常患铜及铅锡之不给”，难以满足社会生产日益发展及整顿币制之要求。于是，宋太宗特命江南转运使张齐贤措置采铜生产，令按行所部，“凡山川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以给官铸焉”。同时，为了激发矿冶户的生产热情，还提高了政府收买铜锡的价格。这一系列做法，促进了矿冶铸钱业的迅速发展。如信州铅山县铜坑，自开发以来，“出铜无箅，常十余万人采凿，无赖不逞之徒，萃于渊数。官所市铜钱数千余万斤”。宋真宗咸平年间，信州铅山等处铜坑，“官场岁买五六百万斤。”然而这种兴盛局面并没能长期维持下去，“其后止及二三百万斤”。造成这一后果的直接原因是铜产供过于求、政府采取了减价收铜及减少收铜量的做法。但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铜属于由官府收买的禁榷品，民间的私下贸易是被禁止的。因此当铜产量迅速增加而官府又没能投入足够的本钱尽数收买时，矿冶户的劳动成果得不到及时兑现，无以谋生，自然改营他业，以致铜产量迅速下降。这样的现象在两宋期间屡有发生。
宋代的禁铜法令，宋初最为严厉，“旧敕犯铜禁者，七斤而上并处极法”。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奏裁多蒙减断”，加之“待报逾时，颇成淹缓”，到宋真宗时，改为“满五十斤以上取敕裁，余递减之”。宋仁宗继位后，又免去死刑，“令所在杖脊、黥面，配五百里外牢城”。嘉祜年间（1056～1063），在制定的编敕中，又详细规定了禁铜内容及处罚条令，包括禁止铜钱从陆路、海路偷贩出境等内容。
宋神宗熙宁七年，禁铜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据熙宁八年十月张方平上《论钱禁铜法事》所言，熙宁七年颁行的编敕删去了嘉祜编敕中不许铜钱出界的禁令：“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迦。闻缘边州军钱出外界，但每贯量收税钱而已。……又自废罢铜禁，民间销毁无复可办，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熙宁编敕还规定：“诸不产铜、铅、锡地分，铜、铅、锡官自出卖，许通商贩，及听以铜、铅、锡或输石铸造器用卖买，仍并免税。”从上面所述内容来看，熙宁七年编敕对铜禁的修改，重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废除铜钱出境之禁令，允许私人向官府购买铜铅锡后通贩各地，允许私人制造铜器出售，私人贩卖铜、铅、锡器享受免税优惠等。实际上，在熙宁七年编敕颁行以前，官府已经有限度地对境外开放了铜铅锡的交易活动。例如，熙宁五年十一月，诏河北缘边安抚司提举榷场卖铜锡。在与西夏的买马交易中也出现了“令鬻铜、锡以市马”的现象。熙宁编敕颁行后，矿产品的国内贸易禁令被解除，宋神宗曾于熙宁九年十一月命令三司将诸路卖铜铅锡钱兑发京师，于市易务下界封桩，地远者可以变易物货，以节省运输物力。
这条资料说明，当时经各地官府之手卖往民间的铜铅锡已达到一定的数量，据此推断，熙宁编敕的颁布，对活跃于民间的贸易及制造活动必定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宋神宗时期之所以出现上述政策的转变，与熙宁变法期间大力推行召募制、承买制等经济性经营方式，减轻了国家的过多干预，从而促进了铜铅锡产额的迅速增加有着密切的关系。熙宁后期，全国岁课铜二千一百七十四万多斤、铅七百九十四万多斤、锡六百一十五万多斤；新设铜钱监十三个；年铸铜钱额最高达到五百零六万贯。无论是矿课额还是铸钱额均达两宋时期的最高点。大量的铜、铅、锡除供应官府铸钱、制器外，常常有赢余，从而为制定新的政策奠定了基础。
但是，上述政策在实施时，仍要根据情况有所限制。熙宁十年十二月，宋神宗下诏河北、河东路不许以铜及卢甘石博买通入蕃界。元丰三年九月，宋神宗又因“百姓阎庆诈为中使程昭吉状，称为内中降钱买三司铜铸钟，三司不详真伪，听买”，于是将阎庆决配广南，三司诸官亦各展磨勘二年。可见，当时宋政府仍把握着铜的贸易权或贸易批准权，不论是铜的国外贸易还是国内贸易，都还不是完全的自由贸易。否则，阎庆根本没必要假冒为中使买铜。
元丰后期，由于铜矿产量日益下降，岑水场铜“近年全然收买不敷”，宋神宗不得不下诏“增韶州岑水场铜价”，以期满足铸钱之需。元丰七年七月，又下诏将虔、吉州界作为禁铜、铅、锡地分。
从这些材料看，元丰后期虽未废罢熙宁编敕，但是已在部分地区恢复了禁铜之法。其后，户部尚书王存等因“请复开铜禁，各展磨勘年有差”。可见宋政府对铜禁的控制又重新加强了。
宋哲宗嗣位后，一方面罢废熙宁编敕，重新恢复嘉祜编敕；另一方面，为了解决铸钱原料不足问题，大力推行胆水浸铁成铜法。宋徽宗当政后，除在诸路广设矿冶机构，加强管理职能外，还专门派使措置东南铜事，极尽搜刮之能事。由于官府催逼勒索、侵扰过甚，北宋末期，矿冶业日渐衰落。
进入南宋，矿冶业生产下降愈甚。绍兴二年，因铜铅锡奇缺，江、池两州钱监被迫罢废，是岁铸钱才八万贯。各地官员“必欲管认旧来铜铅之数”，以致出现销熔铜钱以充课额的现象。昔日冶夫烹丁云集的信州铅山场、韶州岑水场，由于官府榷买矿产压价过低而人去场空，采矿炼铜活动几近湮灭。官府不得不使用数百名场兵或配役犯人从事胆铜生产。而散走的坑丁冶夫们，避开官府眼目，纷纷私下采凿冶贩，绍兴十三年，都大提点官韩球上言：“所有应干铜、铅并产锡地分若有私采盗贩，皆是违私禁榷之物，正与私盐事体一同。”于是，朝廷责委各地巡查私盐的使臣“兼管寻捉私贩铜、铅等事务”，加强了对私采盗贩者的缉捕。终高宗一朝，尽管政府费尽心机挽救颓败的铜、铅、锡生产，但绍兴末期全国岁收铜仅26万斤，铅19万斤，锡2万斤，成为两宋矿产量记载中之最低点。
由于南宋长期以来矿产不继，孝宗、宁宗朝都曾制定收买铜铅锡之赏格，以矿产增羡为官员升擢之依据。对于私人承买场地，官府或以二分抽收、八分榷买之制尽行掊敛；或立定课额，催逼完纳。
宋孝宗乾道二年，还制定了坑户卖铜免抽收、官府支还十分价钱的政策。宁宗时期，又颁行了条款极为完备的榷禁条法，不仅对铜铅锡产地私采盗贩者进行严厉的制裁，还对失职的官员和地方胥吏给以惩处，同时辅之以告获给赏令格，以弥补官府巡防不周之弊。更有甚者，连当时贩易天下各地的湖州铜镜，亦禁私人制作而改为“官自铸之”。即使对那些为了应付官府的铜课额而不得不“毁钱为铜”的坑户，宁宗也没有手软，而是下诏：“坑户毁钱为铜者不赦，仍籍其家，著为令。”然而上述种种措施并未发挥有效作用，终南宋一朝，民间私采、私卖、私制器具活动一直不断地破坏着宋政府的禁榷垄断之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