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可言的佛毕竟一直被言着，而且不同程度地逐渐渗染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每一个细胞。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一轮新的佛学热在中国知识界出现，倾心或关注佛学的文化人，是一长串触目的名单：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章太炎、欧阳竟无、杨度……一时卷帙浩繁，同道蜂起，高论盈庭，这种鼎盛非常的景观直到后来“神镜（照相机）”和“自来火（电）”所代表的现代化浪潮排空而来，直到后来内乱外侮的烽烟在地平线上隆隆升起，才悄然止息。一下就沉寂了将近百年。
又一个世纪之交悄悄来临了。何士光承接先学，志在传灯，以《如是我闻》凡三十多万字，经历了一次直指，人心的勇敢长旅。其中不论是明心启智的创识，还是一些尚可补充和商讨的空间，都使我兴趣生焉。我与何士光在北京见过面，但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我只知道他是小说家，贵州人，似乎住在远方一座青砖楼房里。我、知道那里多石头，也多雨。
1994年12月
（最初发表于1994年《读书）〉，后收入随笔集《完美的假定》。已译成英文）
爱的歧义
一个口号用得最滥的时候，可能是这个口号大可怀疑的时候。“佛法”一旦随处可闻，空门使难免纳垢。“革命”一旦不绝于耳，红旗便难免变色。同样的道理，当流行歌、主人以及节日贺卡动不动就“爱”起来的时候，不能不令人捏一把汗：爱的危机是不是已经来临？
“爱”的含义过于笼统，容易导致误解。一个入爱吃红烧肉，爱看枪战片；爱去高档时装店挥霍公款，这算不算爱？如果算的话，那么这种无须劳力和劳心的享乐，相当于天上掉馅饼，当然是很多人最为惬意的事，也是最容易的事，用不着旁人一再鼓动和号召。
不大容易的爱，如爱踢足球，需要在绿茵场上大汗淋漓；爱下围棋，需要在棋盘前殚思竭虑；爱一位情侣，需要殷勤照料热心帮助甚至在危难时机生死与共。相比较而言，这种、爱以某种付出为前提，具有了较高难度，并非所有人都能体会和拥有。聊可安慰的是，正因为有了难度，爱的乐趣也就有了相应的深度和强度，比如情侣之间的牵挂和激动，非一盘红烧肉的滋味可比。
难度最大的爱，可能让一些人望而生畏。这是一种根本没有回报的付出，与爱者本人的利欲与乐歆完全分离，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差不多是一种近乎沉重的责任，近乎痛苦的牺牲，甜蜜感流散无几。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多少人能把爱支撑下去？我看到一个儿子把他的病母孤零零拋弃在家，情愿在歌舞厅里发呆或者在马路上闲逛，也不愿意回家去帮一把。我并不怀疑这位儿子对母亲爱意尚存，如果母亲健康、清洁、富足甚至美丽，他一定会表现出更多对母亲的亲近。如果母亲去世，他也可能痛心不已甚至深情怀念。但他不过是用一种对待红烧肉的爱，来对待母亲——不愿意有所付出。毫无疑问，他一定也会用这种方式来爱朋友（假如这个朋友既有钱又有权），爱国家（假如这个国家既不贫困也不落后爱真理（假如这种真理可以带来丰厚的现实功利并且像免费午餐一样唾手可得等等。他怎么可以承认，他的内心中缺乏爱呢？
爱是有等级的，随着付出的多少，随着私欲含量的增减，发生质的变化，完全不是一回事。也许，以欲代爱，是最低的等级，可谓兽的等级。爱欲结合；是第二等级，几乎是人的等级。至于无欲之爱，爱久病及至冷酷的老母，爱丑陋的邻童，爰荒漠的土地，爱竞技场上获胜的敌手，爱无情拋弃了自己的国家和民众当然是最高等级，只能是神的所为了，只能是人心中神的指示和许诺。人不是神，要求所有的爱者无论何时何地都具有：无私奉献的伟大和崇高，当然是一种苛求。问题在于，用一个“爰”字抹煞红烧肉与母亲的差别，混淆情感的不同等级，是中文、英文、日文乃至世界大多数文字迄今尚未纠正的重大缺失之一，是一切无爱者最为乐意利用的文化事故。
这个事故最大的后果，就是使“爱”字常常显得虚假和肮脏，让我一听就浑身冒出鸡皮疙瘩。
1995年11月（最初发表于1995年《海南日报》，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失》。）
伪小人
说真话不容易，让人相信真话也不容易。如果我说不喜欢名牌西装，这话就很难让人相信。很多人惊诧之余，总是从狐疑的笑目中透来诘问：你是买不起就说葡萄酸吧？你是腰缠万贯不想露富？是不是刻意矫俗傲物装装名士？是不是故作朴素想混人下一届领导班子？他们问来问去，怎么也不觉得这只是个服装的问题。我无论怎样真怎样实地招供，也不会得到他们的核准。这些人不相信也不容忍规在还有人斗胆不向往不崇拜不眼睛红红地追求名牌奢华，他们已经预设了答案，只须招供者签字画押。他们不能使招供者屈服的时候，就只能瞪大眼恍然大悟：世故、见外、城府深，这号人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哈哈哈。
他们宽容地大笑，拍拍你的肩膀，表示完全理解并且体谅了你的假话——为他们也经常需要说假话，这没什么。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有勇气说真话么？你是否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你不想当局长不想贪污公款不愿意移居纽约不喜欢赴宾馆豪宴不在乎大众对文学的冷落没兴趣在电视台出镜也没打算调戏发廊小姐？这当然不是真话的全部。这些真话当然也不像交通规则可以适用于所有的人。问题是这些话在很多人那里，巳经排除于理解范围之外，你能向他们缴出怎样的真实？
从来没有通用的真实，没有符合国际标准老少咸宜雅俗共赏敌我兼容时真话。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人们只能理解自己理解中的他人；都有各自对真实的预期。同他人谈话，与其说是想听到真卖，毋宁说更想从对方获得对自己真实预期印证和满足。正像十多年前，拒绝奢华之举必须被当事者坦白为对地主分子的仇恨和对毛主席的忠诚，才会使首长和记者心满意足；而现在对乎很多人来说，一切行为如果没有基于争名夺利的解释，就很不正常，很不顺耳，很有点世故搪塞之嫌。
时尚握有定义真实的强权，真实总是被某种社会潜意识来选择或塑造。革命的辉煌已经落幕，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真实性不再是无可怀疑。在这个某些人心目中金钱至上的世纪末，当然是俗人、庸人、小人最能成为真实的标准蓝本。为了活得被别人认可真实，为了获得围观者赏赐的“真实”桂冠，很多人忙不迭地躲避崇高，及时热爱大街上人们热爱的一切，及时羡慕大街上人们羡慕的一切，就是说，必须操着流行词语一脑门子官司地非利勿视非利勿听非利勿为，用失血的干笑填满每一次交际。如果我们还没有把自己彻底地改造成一张钞票，为了进入某些人的理解，就必须把涉嫌君子的那一部分言行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很有犯罪感地愧对他人。在一个以真实为时尚的时代，人们的真实就这样被时尚没收在一个以个性为时尚的时代，人们：的个性不得不对时尚百般逢迎和绝对臣服。谁敢落在时代的后面？
真君子和真小人其实都是较为罕见的。大多数人装君子或装小人，无非是从众心切，给自己增加安全感和防卫手段；或者是向行情看涨的时尚投资，图谋较高的利润回报。在今天，小人身份几乎已是反叛伪道学的无形勋章，而且可以成为一切享受的免费杈。
只要狠狠心，谁都可以得到。小人无需对良己的行为作啰啰嗦嗦的道德解释，今禾与你拉手拍肩，亲热友情一番，要你帮他赚钱帮他扬名也陪着他玩玩感情，明天就可以翻脸不认人，以小人这张超级信用卡结算一切账单，了却一切责任和指摘。既是小人，当然可以无情无义和无法无天，当然可以说假话造假账流假泪谈假爱，谁能对小人认什么真？这就是当小人的实惠。他们的物质实惠之后还要把所有被他们利用过的人判为小人，不承认帮助和被帮助有什么不同，不承认人间还有什么好意。因此他们永远不欠谁，走到哪里都潇洒——这就更添了心理实惠。
除了潇洒，强行把自己打成小人还有一个特别好处，就是主动糟践自己反倒更容易诱钓他人的赞誉。在这个高科技时代，凡事都不能傻干和蛮干，倘若一开始就把自己端成个君子，好话讲得太多，人家一齐要求兑现时你岂不作难？因此，最好事先降低一点对方的期待值，把自己往坏里夸张，夸张到对方不忍心的程度，到时候你再兴之所至做一点不那么小人的事，给对方一个意外的惊喜，对方岂能不欣喜过望？其实这也是先抑后扬和欲擒故纵的手段，一条曲线做君子的路线，在实际生活中每每成功行之有效。但恰恰就在这里，自诩小人者泄露出自己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性——他们居然还暗暗想着给人好感，居然暗藏着君子梦。与真君子的不同点只在于，他们策略高明一些，做起来会省力一些，投入少而产出多，是成本较为低廉的君子制作术。
这样看来，当一个真小人还不是太容易，当来当去，一走神就还会怀念当君子的虚荣，还会鬼使神差往君子的神位上蹿，落下一个“伪”字。这正如某些伪君子一不小心就会暴露出小人嘴脸，是同样的道理。
伪小人作为伪君子的换代产品，是对伪君子的逆反和补充，也是一种文化敌伪势力，属于广义的打假防伪对象。伪小人从根本上说与多数人一样，不那么坏，也不那么好，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的伪术可能使他们在时风中趋利避害，多得到一些什么。可惜的只是，有一样东西失去以后就永不可复得，那就是他们常在流行歌中所期盼的：真实。
真实是现代人常感困惑的难题。
1996年10月
（最初发表于1997年《青年文学》，后收入随笔集《海念》。）
强奸（的）学术
有一夫，一个男人在某公共场所——比方说一个旅游区较为僻静的角落，强奸了一个女人，被游客或保安人员当场抓获扭送派出所。照理说，这桩案子有目共睹，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法办就是了，没有什么可说的。简单如我这样的凡人，即便把事情想过来又想过去，即便有十个脑袋把天下的学问研过来又究过去，恐怕也不会觉得有别的什么结论。
其实，这便是我等的无知。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理外也有理。理非理，非理理也。谁说强奸者就必定无理呢？谁说一个流氓就不可能获得同情和辩解呢？如若不信，且往下细看。
“动机免罪”法：女士，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这位男人的行为从现象上看确实有所过失，但看问题必须看本质，考察一个人的行为必须同时考虑他的动机。很朋显，他是要杀害这个女人吗？不是。他是要抢夺这人的财产吗？也不是。你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男人对这个女人有什么恶意。恰恰相反，他不过是爱这个女人，一心想亲近这个女人，只不过是以一种可能不太恰当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心愿。而一个人的爱，无论怎么说也不是罪过，反而是一种高尚动机，是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一个医生也有可能因为不慎而出现手术事故，但这位医生是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信念走进手术室的，你们能依据偶然一次事故的后果，给这位医生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吗？“主流抵过”法：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这位男人今天来旅游，没有买门票吗？没有买车票吗？吃饭没有给钱吗？喝酒没有付账吗？违反了交通规则吗？破坏了公共财物吗？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吗？他爬山、赏花、洗脸、买替烟、哼小调、上厕所、脱大衣，没有一件事有错，没有什么行为违法。他对那个女人的行为可说确实不妥，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就是对这位女士，他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曾经为她赶走了可怕的狗，为她打开了汽水瓶盖，等等。我们看问题要看主流，要分清一个指头还是九个指头的问题。他在二十四小时内的二十三小时零五十分钟里都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优秀公民，你们为什么无视主流抹煞主流而偏偏要揪住他那个不过十分钟的小节不放呢？你们把局部当全部，把支流当做主流，这对于一个人来说岂不是有欠公正和宽容？
“比下有理”法：毫无疑问，我也同你们一样，极端厌恶和反对一切粗暴行为，视公道和法律为自己的生命。但事情总要一分为二，就说强奸吧，当然不是好事，不过比较而言的话，强奸总比杀人好吧？（杀一个人也比杀十个人好吧？此类推论暂且不提。）强奸也比“文革”冤狱密布冤案如山的政治恐怖要好吧？（“文革”政治恐怖比，日本侵略者的“三光”政策要好吧？此类推论也暂且不提。）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延安”还是“西安”的问题，分清一个有错误的同志和敌人之间的界限，前进中的缺点和反动腐朽本质的界限。我感到奇怪的是，大敌当前，那么多杀人在逃犯你们不去抓不去管，那么多一心想恢复“文革”的极左势力你们不去与之抗争，你们的良知和勇气，就是抓住一个无权无势的小人物吵吵闹闹大做文章么？你们这样干的同时，放过了那些身居高位手握巨资而且比这个男人可恶百偌的更大流氓，这是何其势利！何其怯懦！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你们一心诛杀窃钩者，是不是要给普通劳动人民脸上抹黑？是不是要在公众中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那些权贵集团中的隐身流氓比小人物更有道德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