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郭泗耀小说集《桃花峪走出的男人》
刘浩歌
肥城在泰山的怀抱里，而肥城的桃又是盛誉海内外的佳品。因此，每到桃花盛开的阳春，我都被邀请去肥城赏桃花，那些嫣然微笑的花朵，喷出醉人的芳香。对肥城，我很关注，也关注那些在桃花盛开的地方的作家。偶然的机会，我阅读了刊发在贵州省《劳动时报》副刊的小说《莫旺的奇遇》，很是惊奇。同时，我也惊奇地认识了小说的作者郭泗耀，来自肥城的乡土作家。
肥城人杰地灵，结识的朋友很多，但我还未曾与郭泗耀这位作家在肥城谋面。但他刊发在贵州省《劳动时报》副刊的小说《莫旺的奇遇》，那浓浓的乡音乡情却让我欣赏：“下班后刚进家门，莫旺见爹娘倚在堂屋门口迎他。莫旺喊了声爹、叫了声娘。餐桌上，爹早已摆好碗筷，原来四十瓦的灯泡，被爹狠了狠心换上了一百瓦的。
莫旺把娘扶到座位上，转身招呼爹也坐下。莫旺心里明白，爹娘做了一桌好吃的饭菜，分明是在犒劳自己在卫生局端上了金饭碗。今天是自己上班的第一天，爹娘从心里替他高兴。娘上个月刚做了白内障手术，不算理想。爹前年开山凿石伤着了胳膊和腿，落下残疾。一直以来，爹娘是莫旺永远的心痛。莫旺想起从小到大，爹娘一直把他供到研究生毕业不容易，爹娘的恩情一辈子也报不完。他吃了口馒头，觉得馒头飘出的香气里浸润了爹娘的汗水。”
在文化寻根中让精神还乡，山东肥城的作家郭泗耀是一个视野开阔、个性十足、风格鲜明的作家，他的作品鲜活、生动、饱满，充满质感、厚重感和正义感。郭泗耀的作品，常常把乡音乡情放置在一个历史与现实的背景中进行双向审视，因而显得深沉而开阔，具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同时，郭泗耀的乡音乡情的光亮和深沉的文化关怀，给予“底层”巨大的人文关怀。他的小说一方面近乎残酷地表现出人在面临各种创伤与苦难时的血淋淋的“疼痛”，另一方面也近乎执著地赋予人生以轻灵的“乡土”。那种感同身受的“疼痛感”与挥之不去的乡土情怀，已经成为郭泗耀最为鲜明的艺术特色之一。郭泗耀坚持超越、创新自己的写作技艺，使得他的小说带有很强的现代意识和先锋气质，显得卓尔不群。他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实验色彩。郭泗耀对小说文体的自觉，也使得他在语言、结构、情节、人物等方面的处理上都显得严谨而大气。
郭泗耀的中短篇小说集要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壬辰年的隆冬时节，他与我联系要来微山湖畔的刘浩歌当代文学馆拜访，放下电话我又惊奇了，全国乃至泰安的名人大家诸多，为什么非让我为他的小说集写序？可从郭泗耀那坦率的话语中，我明白了，因为我是个乡土作家，他的小说集追求的也是乡音、乡情。
在文学馆，我和来自肥城的作家郭泗耀面对面交谈，针对他要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的书名，我们展开了讨论。我认为：之所以他的小说《莫旺的奇遇》被刊发，是因为是他写作生涯中最为成熟也最为有人情味的一部作品。之所以把原小说名《莫旺是冤枉的》的改了名刊发，是因为小说彰显了一种精神品质。但要作为一部小说集的书名，改为《桃花峪走出的男人》更为妥切。郭泗耀沉思了一会，默默地点头应允。从郭泗耀的思考中，我感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写作已经从青涩走向成熟，从局促走向了开阔，换句话来说，是一个作家的写作题材，没忘乡土，别有深情。
阅读郭泗耀的小说，我认为，他的语言来自于乡村，也就是他土生土长的桃花镇，我曾去那里观赏过桃花盛开的美景，一树桃花，突然出现在陡峭的山上，那粉红色的花朵，缀满了枝头；那金色的花蕊，在风中颤动；每一朵桃花，都显得格外绚丽；每一撮花蕊，都喷吐着温馨；山上山下的桃花，千树万枝就象火焰一般地怒放。恰如郭泗耀在小说《白发亲娘》中所描写的家乡田园：“娘走到院子中的菜畦里，那是一个小型的塑料棚，里面种满了菠菜、韭菜、芫荽、芹菜，小葱、莴苣等新鲜蔬菜。娘蹲下身来一棵一棵地拔菜并精挑细选，把菜择的干干净净，然后用水洗了，分别把菜装进了两只大袋子里。娘说，市场上买的蔬菜都有农药，咱自己种的可以放心地吃，你们留一袋，那一袋稍给你弟弟家，你弟弟在内蒙工作回不来，你弟媳教学带着孩子也没时间买菜，你就给他们送过去。”
郭泗耀的语言来自于乡村，也来自于人物，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语言强加到人物身上，如在小说《父母从乡下来》的语言中，更为明显：“儿啊，你爹说的对，咱人穷，没人家富裕，但礼数、道理还是要讲的……”这样的语言跃然纸上，如此清新、如此地道的语言真的不同凡响！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是孙犁、汪曾祺他们留下来的。如此经典的语言在郭泗耀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它就像是作家的血脉，流经身体的每一处。它不造作，不生硬，更不是遣词造句，而是作家的生命所在。郭泗耀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正是乡村的情感，所以才会有如此出色的表现。这些语言就像是一颗颗珍珠，镶嵌在小说的角角落落，让人惊喜！让人回味！它们是如此贴切、如此地道，一看就让人忘不掉。不用说，这才是真正鲜活的语言，是真正来自于人物的，而不是作者强加的。如今，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真是越来越少了，因为作家都失去了第一手的性命攸关的生活。郭泗耀肯定也不例外地生活在城市，但他用真挚的回望与浓密的情感巧妙地铺平了通往乡村的小径。在郭泗耀的小说中，童年的乡村记忆取代了今天的认知，他用近乎偏执的喜爱细细地梳理出了乡村人物的一言一行，以及他所熟悉的村庄里的一景一物，然后悄悄地套进一个当下农村的故事。这个故事或大或小，但都只求一鳞半爪，并不求全。这样的写法无疑是聪明的．也是极为讨巧的。这种写法说传统一点，是写意的，就像“深山藏古寺”一样，只要在崇山峻岭中画个和尚在山涧中挑水就行了。说现代一点，那就是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只写露出海面的一角，更多的留给读者去猜。
我喜欢这种智慧，喜欢这种写法，特别是在我们已经不太熟悉的乡村与农村，全知全能的写法只会暴露我们的无知无能。郭泗耀显然聪明地把握了这一点，所以他的故事常常非常简单，甚至只与我们听说的一样，往往是乡村里发生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小说《给娘省下一口参》、《卖牛》、《村长病了》，郭泗耀都在饶有兴致地诉说着，用一种非常小说非常艺术的写法慢慢叙说，让我们一同感受着乡村的点点滴滴，一同回味着乡村的美丽与可爱，一同为乡村的未来忧虑……
这点无疑是得了鲁迅的真传的，每次拿起《故乡》、《祝福》，我就深为这种举重若轻的写法折服。同样，郭泗耀也用了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手法，如《和为贵》、《窨井》、《机关澡堂》等小说，也关注了都市生活，给我们留下了好的印象。
当然，郭泗耀的小说提供给我们远远不止这些，虽然它总体风格是含蓄的、多义的，而且往往藏得很深，但它对乡村的热情与关注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深深沁入了乡村的肌肤。它不仅写出了乡村的质感，而且也写出了乡村的变迁，探求了乡村文明的陷落以及未来的可能性。更为可贵的是，作者静静地站在一个守望者的立场，他不居高临下，更不颐指气使，而是与乡村一同欢娱，一同叹息，一同忧虑……这种立场绝对不是局外人可以做到的，它要的是对乡村的热爱与深厚的情感，是迷恋与执著。我欣赏这种执著，因为在这个时代，真正迷恋乡村并执著于乡村故事的人已经成为珍稀物种了。
当然，郭泗耀的小说也在不同程度上露出了稚嫩的一面。特别是面对现实的农村，他的书写多少还存在着过重的抒情与诗意，对乡村文明陷落根源的探查也还停留在一般的水平线上。我们要知道，如今的农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有城市打工潮的冲击，更多的还在于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贫富分化的加剧与矛盾的激化，媒体信息的日新月异与迅猛的侵入，而更本质的则在于人们信仰的缺失与精神的随波逐流。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的复杂的原因，我们的乡村呈现给我们的才更多的是一个美丽而诗意的家园。
值得肯定的是，郭泗耀勇敢地正视了这一巨变，并以此为题材，坚持不懈。他的小说质量相当整齐，从短篇到中篇，都有着明确的艺术追求，风格也相当一致。这无疑正是一个成熟小说家的体现。
肥城作家郭泗耀的“自信与忠诚”是他的创作动力，他的小说血肉丰满，个性鲜明，这对于一个从政的作家来说，是非常不易的。因此，我才乐于写了自己的读后感，是为序。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荷花文艺社社长兼总编。著有《刘浩歌乡土文学选》、《我从微山湖来》等长中短篇作品集24部、计600万余字。2010年，荣获“中国通俗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
（2013年1月1荷花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