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 王刘纯
一
高适（702？—765），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景县南）人（编者按，关于高适的祖籍，尚有争论）。他的生平事迹主要分前后两个阶段，五十岁左右是这两段的分界。
前段，他很不得志。李颀说他“五十无产业，心轻百万资，屠酤亦与群，不问君是谁”。在这五十年中又大致可分为北上蓟门和浪游梁宋两个时期。
在北上蓟门之前，他二十岁时曾赴长安求仕，失意而归。在《别韦参军》中，他写道：
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
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
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寰宇。
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
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
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
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
这里一方面揭露朝政的黑暗，贵族近臣垄断政权，布衣之士遭受压抑；另一方面写自己客寓宋中，托身畎亩，生活处境非常艰窘，心情苦闷，但“弹棋击筑，纵酒高歌”，意气仍是豪迈的。
十年托身陇亩之后，为了寻求立功报国的机会，他北上蓟门。他说：
少时方浩荡，遇物犹尘埃。
脱略身外事，交游天下才。
单车入燕赵，独立心悠哉。
在北上途中，他游于魏郡（在河北大名县东），“睹物思怀”，写下了借古抒怀的重要作品《三君咏》，歌颂了“济代取高位，逢时敢直言”的魏徵、“纵横负才智，顾盼安社稷”的郭震和“昌言太后朝，潜运储君策”的狄仁杰。《旧唐书》本传说他“负气敢言，为权幸所惮”，这和三君的气质相类似，可见此三君是诗人仿效的榜样。
北上蓟门，东出卢龙塞，这是高适第一次出塞。初到蓟门，他“题诗碣石馆，纵酒燕王台”，意气豪迈地唱道：
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
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
抒写报国立功的雄心壮志。可是这次他的希望又落空了。不过他虽然没有找到仕进的机会，但对于边塞战争生活却有了亲身体验，这就为他后来写出著名的《燕歌行》打下了生活基础。
以后转入浪游梁宋时期。这一时期直到天宝八载举有道科为止。这时他一面“渔樵孟诸野”，一面做富贵人家的宾客，就是本传说的“以求丐取给”。有时也到山东、江苏等地漫游，广交朋友，投诗于达官贵人，寻求仕进的机会。长期的困顿，使他苦闷悲愤，但用世之心未尝减退。他在《咏史》中这样说：“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这也是借古抒怀，表示他对前途的自信。
在长期交游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天宝三载（744），李白赐金放还，至洛阳，遇到杜甫，二人同游汴州，又与高适相遇。三位诗人慷慨怀古，然后同至单父，登宓子贱琴台，猎于孟诸。这件事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至今开封市禹王台（即古吹台）内仍建有“三贤祠”以纪念他们的盛会。季秋，高适和他们分手，南游楚地，自商丘沿汴东下，经县、符离、灵璧、徐县、泗县、盱眙、淮阴、淮安，而抵襄贲（今江苏涟水县），写了一篇《东征赋》，记载了安史之乱前的汴河防卫，可以据此纠正《资治通鉴》的错误，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惜未被人们注意，故特表而出之。
北上蓟门和浪游梁宋时是高适创作的丰收时期。他现存诗共二百四十四首，有一百七十馀首诗是这两个时期的作品。《旧唐书》本传说他“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此后转入诗人的后一阶段。这阶段包括两次入仕，这是高适个人历史变化的时期。第一次入仕是天宝八载（749），他的诗才受到宋州刺史张九皋的赏识，奏其所制诗集于朝，“荐举有道科”，蹉跎半百的高适才获得一个入仕的机会，心情非常兴奋，在炎炎三伏天，十日赶到了长安，中第后，被专权妒才的右相李林甫所抑，只授他一个小小的封丘县尉，使他深感失望和不平。次年秋，他以县尉身份送兵出塞，到达清夷（在今河北怀来县）。它在《使青夷军入居庸》诗中悲愤地写道：
登顿驱征骑，栖迟愧宝刀。
远行今若此，微禄果徒劳。
绝坂冰连下，群峰云共高。
自堪成白首，何事一青袍！
回封丘后，他因深感“拜迎长官”的屈辱与“鞭挞黎庶”的痛心而弃官，写下了名作《封丘县》。不久，得到了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赏识与推荐，充任翰幕府掌书记，高适仕途显达实始于此。
安史之乱爆发后，高适以监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关。潼关失守后，他奔赴行在，见玄宗陈述军事形势，迁侍御史，擢谏议大夫。玄宗在蜀，用诸王分镇，高适切谏，以为不可，为肃宗所知。数月后，永王璘据金陵起兵，肃宗即召高适计议，适分析形势，认为永王必败，深受肃宗嘉奖，就任他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从三品），淮南节度使，使讨永王璘。高适一跃而为雄藩重镇的封疆大吏，成为开元、天宝时期诗人中最显达的人物。胡震亨曾评论说：“高适，诗人之达者也。其人故不同，（杜）甫善房，适独与左（谓反对房琯诸王分镇事），（李）白误受永王璘辟，适独察璘反萌，豫为备。二子穷而适达，又何疑也。”（《唐音癸签》卷二十五）这三位诗人的仕途显蹇，确与在这次重大政治变动中的态度有关系，胡氏之说是有道理的。
次年，永王败死。大宦官李辅国恶适敢言，在肃宗前进谗，降官为太子少詹事，出为彭州（今四川彭县）刺史，高适写了自叙生平经历的名作《酬裴员外以诗代书》。后迁蜀州（今四川崇庆县）。代宗初，迁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未几，召为刑部侍郎，转左散骑常侍，卒，谥忠。
高适的创作，以边塞诗成就最高。他第一次出塞，北上蓟门，亲身体验了边塞士兵的生活，写下了《蓟门五首》。在诗中，他对“戍卒糟糠，降胡饱衣食”的不平等待遇感到愤慨，并给予深切的同情。他说“官亭试一望，吾欲涕沾臆”。对“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的英勇爱国、不惜献身精神则给予热情的歌颂。而对士卒长期戍边，夫妇离别又表示了关心：“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回？”
开元二十六年（738），他创作了最杰出的代表作《燕歌行》。这首诗从序来看，与张守珪部将打败仗有关，但其内容写的却不全是这次战役，而是把他在蓟门的见闻，进行更高的艺术概括和对他们英勇的爱国精神的赞美。这些都超过了历来的同题之作。诗中描写了战斗的激烈和艰苦，并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样鲜明的对比，深刻揭露了将军和士兵苦乐悬殊的生活和唐朝军政的腐败黑暗。
由于诗人自己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所以他对保卫边疆的爱国将领作了热情的歌颂。如《送浑将军出塞》中对浑将军的刻画是很出色的。在敌人入侵，“昨日边庭羽书至”的时候，浑将军即慷慨出征。“城头画角三四声，匣里宝刀昼夜鸣”二句不赞浑将军本身，却正衬托出将军忠勇为国、心情异常激动的精神面貌。“黄云白草”的塞外风光，与“击剑酣歌”的昂扬精神，进一步突出了一个不畏艰苦、为国忘身、心情乐观的爱国将领形象。通篇严整而飞动，魄力雄毅，风骨遒劲，与《燕歌行》同样表现了高适七古的艺术特征。
其次，是反映时事的诗歌。其内容主要是对唐玄宗晚年昏聩的讽刺和对安史之乱的痛恨。例如唐玄宗晚年宠信安禄山，而安禄山却是一个诡诈反侧、屡次挑起边衅，以所谓“边功”来市宠的家伙。高适在送兵到清夷时，就体察到他以边兵作为个人市宠的牺牲品，在《答侯少府》诗中就指出“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埃尘”的可悲事实。而玄宗却对安禄山越来越宠信，连年加官晋爵。高适在《蓟中作》（亦作《送兵还作》）中用比较含蓄的语句说，“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对玄宗的昏聩滥赏进行了讽刺。
到天宝十载（753），安禄山居然“出入宫掖不禁”，“颇有丑声闻于外”，而玄宗竟听之任之。高适为此写了借古讽今的《辟阳城》诗。诗中借审食其与吕后私通事来影射安禄山与杨贵妃的暧昧关系。这类直指最高统治者、揭发其宫闱丑事、寓意深刻的讽刺诗，在当时是罕见的。
对安史之乱，高适的态度是鲜明的。他在《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中写道：“河华屯妖气，伊瀍有战声。”他抚剑悲歌，心存戡难，还致书贺兰进明使救梁宋，解睢阳之围。及九节度使兵溃于邺城（在今河南安阳），他目睹国家残破，人民遭到杀害的惨状，写了《酬裴员外以诗代书》一诗，诗中有四句说：“纵横荆棘丛，但见瓦砾堆。行人无血色，战骨多青苔。”反映了中原经过这一番杀戮洗劫之后，一片破瓦颓垣，白骨纵横，人民流离的悲惨景象。关于邺城战役所造成的浩劫，只有在高适这首诗中得到具体的描述，这是它的可贵之处。
再次，他深入地反映了农民疾苦。由于高适长期贫困，又有“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的亲身感受，所以他能够关怀民生疾苦。属于这类的诗作有《东平路中遇大水》、《自淇涉黄河途中作》等。前者用白描手法写出了农村遭受水灾，因而“农夫无倚着，野老声殷忧”的情景；后者揭示了农民在旱灾和重税剥削下的贫困和农村凋敝的生活景象：“去秋虽薄熟，今夏犹未雨。耕耘日勤劳，租税兼舄卤。园蔬空寥落，产业不足数。”开元天宝诗人中，高适是第一个反映农民疾苦的诗人。
正因为如此，高适对能够关怀民生的地方官是称颂的，特别是对春秋时宓子贱为单父宰“琴和人亦贤”的良政作了多次歌颂。后来他自己任州牧时即以子贱为榜样，《旧唐书》本传说他“屡为藩牧，政存宽简，吏民便之”。
此外，高适还写了较多的自伤不遇的诗歌，反映出尽管是盛唐时期，大批人才仍然遭受压抑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诗作如《别韦参军》、《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高适是一个落拓不羁、崇尚节义、有匡世之略和负气敢言、气质慷慨的人物。他的诗如其人，内容从多方面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社会矛盾，抒写爱国热情和怀才不遇的感慨。其语言质朴爽朗，直抒胸臆，魄力雄毅，气骨琅然，多慷慨悲壮之音，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高文（1908—1999），江苏南京人。现代著名学者、教育家。19岁入南京金陵大学中文系，曾师从国学大师黄侃、词学大师吴梅。1934年入金陵大学研究班，师从著名中国文学史家、书法家胡小石，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又曾于西北大学、国立边疆大学任教。1951年，受河南大学中文系力邀而前往执教，直至去世。著有《汉碑集释》、《全唐诗简编》、《全唐诗诗句索引》、《王安石诗选》，与他人合著有《高适岑参选集》、《柳宗元选集》等。
以上“代序”为高文与王刘纯合著的《高适岑参选集》前言之节选，题目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