瑜伽哲学的最终信条是那种神秘的修行可以引领修行者进入忘我境界，达到天人合一。但是日本人也不信这个。虽然原始民族、伊斯兰教阿訇、印度瑜伽修行者或中世纪基督教徒的信仰不同，但只要推行神秘修行的信徒都会说，他们做到了“天人合一”，能体验到那种“不存在人间”的喜悦。日本也有修行，却不是神秘主义的修行。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入定，他们也能入定，但是，他们把入定也当做是训练专注的方法，而不把它称作“入定”。其他国家的神秘主义者认为入定时，五官会处于静止状态，禅宗信徒却说入定能让“六官”极度敏感敏锐。第六官存在于人的内心，修行之后就可以支配五官，但味觉、触觉、视觉、嗅觉和听觉在入定时也能得到特殊的训练。禅宗的修行之一就是要能辨别无声的脚步，并根据它确定位置，或者在入定时也能分辨出香味。嗅、视、听、触、尝都“有助于第六官”，人要在入定中学会“诸官皆敏”。
每一个注重超感觉经验的宗派，都认为这是不同寻常的修养。禅宗修行者就算在入定状态也不想超脱自身，而是像尼采描述古希腊人那样“保留自己的原样，保持自己市民的名义”。很多日本著名的佛教大师都对这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中最精彩的就是高僧道元的讲述。他在13世纪时开创了禅宗曹洞宗，至今仍是影响最大、势力最大的。他谈到自己的顿悟时说：“我只知道眼睛横在鼻子之上……（在禅的体验中）并无神秘。就像时间流逝一样自然，日出东方，月落西沉。”禅宗也不认为“入定”除了能培养自我修养以外，还能传授别的什么能力。一位日本佛教徒写道：“瑜伽派认为冥想可以获得超自然的能力，但禅宗认为这很荒谬。”
这样，日本就抹杀了作为印度瑜伽基础的各种观点。日本人酷爱限定，令人想起了古希腊人，他们把瑜伽派的修行理解为完善自身的自我修养，理解为达到人与其行为无所阻隔的“圆熟”境界。这种修养要自力更生，而且它的回报具有即时性，因为它使人们用力恰到好处，最有效地应付各种局面；它能进行自我控制，不恣意妄为，不躁不乱，不管遇到外来危险或内心的激动，都能使人保持镇定。
这种修养不仅适用于僧人，对武士也很有益。事实上，武士是把禅宗当作了自己的信仰。除了日本用神秘的修行法来训练武士骑兵作战，其他地方大都是靠它来追求神秘的超感官体验，而这一习惯从禅宗开始一直延续至今。12世纪，日本禅宗创始人荣西的巨著取名《兴禅护国论》，禅宗训练武士、政治家、剑术家和大学生，以达到功利的目的。像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说的那样，中国禅宗史的发展根本不能想象得到，禅宗传到日本有一天竟然成为了军事训练的手段。“禅宗和茶道、能乐一样成了日本式的文化。人们可以想到，在动乱的12、13世纪，这种不主张从冥想、神秘修行中悟出真理，而主张内心直接体验的教义，会在忘却红尘避世免难的僧院中流行，更不会想到武士会喜欢上它并作为生活准则。但事实就是如此。”
包括佛教和道教在内的日本许多教派都特别强调冥想、自我催眠和入定，有些教派甚至认为这种修行的所得是上帝的恩赐，他们是把哲学建立在“他力”之上，要依靠神助。以禅宗为主的教派，则主张自食其力，依靠自助，他们教导人们：“潜力只存在于自身，只有靠自己才能发掘潜力。日本的武士发现这种禅宗教义更符合他们的性格，无论从事的工作是僧侣，或政治家、教育家，他们都以禅宗的修行来完善自身。禅宗的教义十分明确：“禅所求者，唯在己身可求之光明，不容任何阻碍。除尔途中一切孽障，……遇佛杀佛，逢祖灭祖，遇圣剿圣。唯此一途，可以得救。”
追求真理的人，不应间接接受佛法、经书、或者神学。“三乘十二因缘教就是一堆废话。”研究它们虽说不无益处，却始终无法让人灵光一闪，有所顿悟。一本禅语对答集中记载了弟子求禅僧讲《法华经》的故事，禅僧讲得很好，弟子却失望地说：“怎么，我还以为禅僧看不起经典、理论和逻辑呢？”禅僧回答说：“禅并非一无所知，只是相信一切真理皆在法外。你不是来求知，只是来问经而已。”
禅师们所传授的传统修行，意在教弟子如何“悟道”的方法。这修行有肉体上的，也有精神上的，但无论是哪一种，最后都必须归于内心，进而得悟。举一个剑手的修禅为例，他必须经常练习剑术的基本动作，但这只属于“能力”范围，他还必须学会“无我”。他首先要站在地板上，把精神集中于脚下支撑身体的那几英寸的地板，又窄又小的地板逐渐升高，久而久之，剑术家立在四米高的柱子上也能轻松自如地像站在平地上一样。当他能自如地站在那根柱上时，他的心已经随着自己的意志不会再感到眩晕或害怕摔下去，这时他就顿“悟”了。
日本的站柱修行已经不再是苦行，其实是把人们熟知的西欧中世纪圣西蒙派的立柱苦行术改造成为一种有目的的自我修养。不管是禅宗的修行还是农村的许多习惯，都把肉体训练进行了改造。世界上有许多地方都有浸冷水或站在瀑布下之类的苦行，有的是为了锻炼肉体，有的是为了祈求上帝的眷顾，有的则是为了入定。日本人喜好的那种耐寒苦行，是在黎明前站在或坐在冰凉刺骨的瀑布之中，或者在冬夜洗三次冷水澡，但其目的是有意识地锻炼自我，直到感觉不到痛。遵循此道的目的是训练自己冥想时能不受干扰，当他意识不到水冷而颤抖时，他就“圆熟”了。此外，他们不求得到其他什么。
同样，精神修行也必须自食其力。你可以请教师父，但师父不会像西方的老师那样教你，从自身以外学到的东西也没什么意义。师父也可以和弟子讨论，但他不会温和地引导弟子去接受新的知识。越粗暴的师父反而越有帮助，如果师父突然敲掉弟子刚送到嘴边的茶杯，或者把弟子摔倒，或者用铜如意敲打他的关节，这样能打掉他的自满，他就会瞬间顿悟。僧侣言行录中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师父为了让弟子开悟，他们最爱用“公案”这一方法，公案的字面意思就是“问题”。据说这样的问题有一千七百个，禅僧逸话中说，有人花七年的时间解决一个问题也不足为奇。但是有些问题并不一定有合理的答案，比如：“试想一下一个巴掌怎么拍响？”或者“幻想一下你没出生时你母亲的状况”以及“背着尸体走来的是谁？”“朝我而来的是何人？”“万法归一，那一又将何归？”等等问题。12、13世纪以前的中国也有过这类禅问，但后来就绝迹了。日本引进禅宗的时候也引进了这些禅问，并且逐渐成了到达“圆熟”的最重要手段。禅宗的入门手册中就很重视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中包含着人生的困境”。他们说，思考问题的人就像“被逼入绝境的老鼠”，或“铁球堵在喉咙”的人，“想叮铁块的蚊子”，会加倍努力，直到除去心灵和问题之间的屏障，两者合而为一，瞬间他就“顿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