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苏德战争开始，莫斯科吃紧。盛世才以为苏联靠不住了，便倒向蒋介石国民政府。他为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加紧反共。1942年7月，迫使中共学员离开航空队。9月，中共在新疆的全体人员连同家属小孩150余人被隔离软禁。次年4月，又逮捕入狱。在狱中吴茂林病逝。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去重庆谈判，达成释放除汉奸外的一切政治犯的协议。1946年6月，在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张治中的援助下，释放了在新疆监押的中共人员和家属。归途经西安时，谢奇光病逝。1946年7月11日，返抵延安。回到延安的新疆航空队毕业学员共为31人。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多次接见这批学员。这是革命根据地培养的第一批数量较多的中共党员航空干部。
二、新疆航空训练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当时在苏联空军军事工程学院深造的王弼、常乾坤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回国参加抗战的请求。1938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通知他们：“党中央已同意你们回国，何时动身，尚未确定，请做好准备。”此时，王弼、常乾坤两人行将毕业，虽然完成了论文，但由于国难当头，回国参加抗战心切，未待参加学院毕业典礼，便于同年8月启程回国。9月，王、常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中共中央原计划派他们到新疆航空队担任教官，以便更好地培训中共派去代培的干部。由于盛世才的反对，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其实，就在这年8—9月间，中共中央曾调一批青年干部来新疆，准备作为第二批代培干部进入新疆航空队第四期学习。例如，郑德、林征、吴元任、周元清、叶远之、李春华、任平等。这批干部中，也有个别学过航空的，如郑德。郑德是中共早期党员， 1930 年10月入广东航空学校第五期学习飞行， 1932年4月毕业，在国民党空军中工作过一个时期。由于盛世才拒绝接纳这批干部，中共驻新疆代表处将他们组织起来，在“新兵营”成立了一个教员训练班。1938年底，李凡、王琏、王春回国后，也编到这个班。1939年5月上旬，刘风回国，党代表遂将郑德、李凡、王琏、王春等人抽出来，与刘风组成航空训练班。以后，扩大到11～12人。林征、吴元任等也都参加这个班学习。郑德担任航空训练班主任，王弼和常乾坤担任航空理论课教员，王弼兼任党支部书记。
航空训练班授课内容，主要讲航空理论课。常乾坤讲授飞机、飞行原理和领航学。王弼讲授航空发动机和发动机原理。另外，还设文化课、军事课和政治理论课。文化课由郑德等2人讲授；军事课由新兵营参谋长苏进讲授；联共党史课由肖理讲授。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中共学员也到航空班来补习。在这期间，常、王还编写和翻译了一些航空理论教材。常乾坤编译的有：《飞行原理》《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王弼编译的有《航空发动机原理》。抗战胜利后，这些教材在东北航校仍是主要教材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空军各航校的教学中，作为参考资料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1939年12月，新兵营返回延安。航空训练班中原准备入新疆航校学习未果的学员，如林征、吴元任等也随新兵营一道返回延安。剩下王、常等7名航空专业干部仍留在新疆，继续争取进入新疆航空队。此外，还有一名朝鲜族青年——王天，刚从苏联回来不久，是准备到新疆来学飞行的，也留在航空训练班。经过近一年的交涉，仍然未能与盛世才达成协议，于是航空训练班于1940年底结束。
三、延安航空学校
1940年4月，王弼、常乾坤写信给中共中央，建议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的困难时期。蒋介石加紧反共，破坏国共合作抗战。新疆盛世才也随之右转。中共中央从夺取抗日胜利的战略出发，决定组建延安航空工程学校，为空军的建设准备干部。1940年11月，调王弼、常乾坤等7名航空干部回延安。是月，王弼、常乾坤、郑德带领航空班及2 名随行人员共10人从新疆迪化出发，乘苏联军用汽车到兰州。2名随行人员是刚从苏联回国的女干部，一名蔡芬，另一名姓刘。兰州设有八路军办事处，伍修权任处长。航空班一行人经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安排，换乘公共汽车去西安。为了安全， 10 人分成两批上路：头一批有郑德、李凡、王春、王天和蔡芬，由郑德带队；第二批有王弼、常乾坤、刘风、王琏和刘某。第一批先一天启程，到达平凉附近被国民党扣押。王弼带领的第二批人员到达西安后，立即向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告郑德等5人被扣押的消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出面交涉，没有结果。后来，王天从国民党西安集中营跑出来回到延安，才知郑德、李凡牺牲，王春等不知所终。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人护送，王弼、常乾坤等5人乘延安来的货车，于1940年12月抵达延安。到延安不久，党中央和军委有关领导在延安杨家岭接见了王弼和常乾坤，商谈如何组建航空学校，以及向苏联提出支持教官、飞机和技术装备等问题。1941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军委航空工程学校，对外称第十八集团军机械工程学校，是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的。王弼任校长，丁秋生任政治委员，常乾坤任教育长。王弼和常乾坤兼任航空理论教员，刘风、王琏为助教。学校主要训练飞行员和机械士。
开始筹备是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先筹组机构，选择校址，编制教学方案和教学大纲，并着手勘察机场。校址选在安塞县西20里的侯家门一所中学的旧址，即杏子河畔的几座窑洞。选调一些文化程度高的学过航空的干部组成高级班，并兼文化教员。一般学员由敌后各部队选送年纪轻、身体好、文化程度较高的连排级干部来校学习。刘玉堤、马杰三、龙定燎、欧阳翼、许景煌就是这批学员。经过近两个月的筹备， 3月10日，航校正式成立， 4月6日开学。由于学员文化程度不齐，在安塞还分别编写了文化课教材，如数理化和语文等。刘风、王琏负责飞行训练，拟教航空概论；熊焰、吴元任等入高级班，同时兼任文化教员。还有一些曾在新疆学习先期回延安的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参加了学习和工作，学员不足100人。机场初步选定在延安经小便沟到安塞的路上，该处有一片开阔地带，地势平坦，附近的山头比较低。开学后，先学文化课，同时积极准备各方面的条件，等待苏联教官和教学设备，以及航空器材的到来。1941年6月，德国***不宣而战，进攻苏联，爆发了苏德战争。新疆局势陡然发生逆转，堵塞了通往苏联的交通要道。在此种情况下，难以得到苏联的援助。因此，开学不到四个多月， 1941年7—8月间，中共中央通知说：“苏德战争爆发，现在苏联没有精力帮助我党建立航校，当前只有收缩和储备技术干部，积极为技术训练创造条件，等待时局的发展和变化。”同时，撤销延安航校。1941年9月，该校撤离安塞，回到延安， 10月并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缩编为“工程队”，称抗大三分校一大队三队。在三分校训练部下设工程科负责工程队的教育。王弼任工程科主任，常乾坤任一大队大队长。大队下辖三个队，一队、二队为俄文队，三队为工程队。培养的目的是为未来空军和陆军特种兵准备干部。三队队长先后由陶铁英、刘风担任，刘端祥为政治指导员。1941 年12月1日，抗大三分校撤销，成立延安军事学院。工程队与工程科合并，改称军事学院工程队，王弼任队长兼政委。常乾坤任俄文队长。两队均属学院直接领导。这一时期，主要以文化教育为主，按文化分三个区队开展教学，教代数、算术、物理、语文和英语等课程。
1943年初，军事学院撤销，工程队一分为二，一部分编入俄文队，另一部分去绥德抗大总校。
四、航空研究组
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总参谋部下成立航空研究小组，正式名称是中央军委作战部空军组，也称航空组。王弼任组长，常乾坤任副组长，刘风、王琏任参谋。党的生活在总参一局，局长伍修权兼支部书记。这个组于1945年10月撤销。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主要做了3个方面的工作：扩建延安机场，建立机场管理机构；处理来往飞机起降保障事宜；聚集航空干部，组织人员接收华北和东北日军的航空器材和设施。
延安原有一个老机场，“西安事变”后，陕北地方革命武装将原有根据地大部恢复，并接管了延安和延安机场。该机场是土质跑道，多年失修，已不适于飞机正常起降。抗日战争后期，国际战局发生重大变化，革命根据地与外部联系亦有所增加。1944年春，中共中央决定修复并扩建延安机场，成立飞机场修建工程处，王弼兼任处长，刘风任监工员，朱世元任工程技术员。修建工程没有机械化设备，搬运建筑材料，破碎石子，碾压道面，完全靠人工劳动。因此，需要人力较多，不得不动员延安附近各县的民兵分段包干修建。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到延安党政军干部，以及工农群众都参加了扩建机场的劳动。1944年底，扩建工程竣工，建成沙石（碎石、沙子、黏土）跑道长2000米，宽60米。相应修建了一些机场附属建筑。与此同时，建立了机场管理机构——机场勤务股，隶属于延安卫戍司令部，业务上属作战部空军组领导。油江任股长，石蕴玉等4人任参谋，并派一个连驻守机场，担任警卫。
机场勤务股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管理和警卫机场，接收和放飞在延安机场起降的飞机。当时机场的设备极为简陋，只有一部手摇电话机，以及T字布、风向袋和小旗帜等。
在机场修建工程进行期间， 1944年7月22日，驻华美军司令部派遣的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抵达延安。此后，机场经常有美军的运输机来往。保障美军运输机起降成为机场勤务股的日常工作。到了1945年8月以后，机场处理了3件重大起降任务。一是1945年8 月20日，接收了从江苏扬州起义飞来的汪精卫专机“建国”号；二是苏联红军往返延安至沈阳，接送八路军干部的飞机；三是接送毛泽东主席一行赴重庆谈判的飞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航空研究小组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开始集中航空干部，组织他们赴华北和东北接收日本侵略军的航空器材，并筹建中国人民军队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
一、张家口航空站
“820”号飞机因无航空燃料，不能投入使用。8 月23日，八路军晋察冀部队解放张家口。该部发来电报说：该地有航空器材和航空油料。于是，八路军总部决定由王弼率刘风、蔡云翔等驾“820”号飞机去运航空燃料。飞机先飞到张家口，这里有大小两个机场，大机场正在修复尚未竣工，要求“820”号在小机场降落。结果误降在张北的灵丘机场。因着陆滑行不慎，碰上障碍物，右起落架损环，不能修复。经请示延安总部，决定王弼留在张家口组建张家口航空站（也称晋察冀军区航空站），并任航空站长。同时，指令刘风率蔡云翔、顾青、田杰、陈明秋作为“航空队”的先遣队（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在调集学过航空的干部，拟组织“航空队”去东北）继续兼程向东北进发。
晋察冀航空站接收了张家口的两个机场和张北、灵丘两个机场，还接收了一批航空器材、航空油料，以及几十名日空军战俘，大多是机务人员，仅有2架已损坏的飞机。航空站的主要任务是管理机场，负责接收和放飞过往的飞机；进行人员培训；维护航空器材，保管航空器材和油料。
1945年10月中旬，常乾坤率领的“航空队”第三批去东北的干部（约二三十人）到达张家口。王弼通过电台向中共中央任弼时请示，留下油江代替他担任航空站长，请求与常乾坤一道去东北建航空学校。中共中央批准了王弼的建议。王弼等部分人员乘沈阳航空队派来的飞机去东北，常乾坤等因另一架飞机发生故障，不能使用，从陆路向东北进发。王弼乘坐的飞机飞到凌源着陆时损环，改乘火车到朝阳，与常乾坤一行会合东进。
张家口航空站从去东北途经张家口的航空干部中留下一部分人，先后有：徐昌裕、吴元任、熊焰、胡华钦、李汉、孟力、马杰三、石蕴玉、刘玉堤等。航空站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场务科，科长熊焰；修理厂，厂长胡华钦，副厂长徐昌裕。张家口的大机场由站长直接管理，小机场场长为邱一适。张北、灵丘机场只分别派几个人看守。全站共有80～90人。大部分工作是进行人员培训。曾组织过修理日本飞机残骸。1946年，修理好一架“九九”高级教练机，结果被国民党飞机偷袭击毁。张家口航空站曾负责接待过军调部3 人“执行小组”，负责飞机起降的指挥安全，接待周恩来副主席、张治中和马歇尔及其一行。
随着战局恶化，在此地工作的一批航空干部离开张家口，向东北进发。先走的有徐昌裕、熊焰、胡华钦、孟力、马杰三等以及日俘飞行员长谷川。1946年8月1日，最后一批去东北的航空干部经口外，绕道辽宁、吉林到黑龙江。10 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张家口航空站的工作，遂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