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一、军事飞机学校的建立
1924年夏，苏联派来的航空顾问和教官到达广州，并带来10余架飞机和器材。苏联的航空专家除协助训练飞机队外，并于同年7月帮助组建航空学校。当时这所学校称为军事飞机学校。校址选在大沙头之北，原飞机制造厂附近。校舍因陋就简，略加修葺。苏联航空专家李縻，被聘为航空局局长顾问。李縻，犹太人，联共（布）党员，俄国籍，能流利地讲俄、德、英3种语言。他带来俄德籍飞行人员数人，分配在军事飞机学校的有3人。他们是雅尔台、冯·格拉姆和瓦尔特，均为德籍。他们都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精通航空技术业务，有空战经验。雅尔台主持日常校务，并教授领航、侦察和战术等科目，其他两人专门教授飞行驾驶技术。
1924年8月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决定设立统一训练处，将黄埔军校及航空局划归该处训练及管理，孙中山亲任主席。黄埔军校和军事飞机学校的训练和管理方针，都是在孙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那时的国民革命军各级领导和指挥机关都有国民党的党代表，与军事首长及苏联军事顾问，3人共同决定重大事项，为单位的领导核心。军事飞机学校校长由李縻顾问兼，党代表为刘云（国共合作后参加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军事飞机学校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和招生，于1924年9月开学。第一期学员11人（另一说为10人）。计有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选送的8人：刘云、冯珣、王勋（即王叔铭）、万鹏（少鼎）、王翱（凤仪）、袁政（涤清）、郭予如（一予）、李岳阳。从飞机制造厂实习生中选送来3名：唐铎、金震一、朴泰下（即朴太河，粤语“下”与“河”发音相近。故有资料称朴太河，有的称朴太下或朴太厦）。
刘云，湖南人，黄埔一期生，曾任黄埔一期学生队队长。他早年留学法国，在法尔芒（旧译法曼）飞机工厂附设的飞行学校学过飞行。因此，派他来当学员同时兼任党代表，是非常合适的人选，既懂业务，又懂政治，而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后来，他在学校中享有很高威信。刘云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学习飞行的党员之一，比他更早的首推孙龙光，曾在1916年与杨仙逸、张惠长、陈庆云等一起在美国学过飞行。“四一二”政变后，被蒋介石杀害。一期学生中，除刘云是中共党员外，尚有万鹏和郭予如也是中共党员。朴泰下和金震一是朝鲜革命志士，当时日本政府正在通缉他们。而唐铎、王勋当时是党的培养对象，也参加中共党小组的一些活动。后来，唐铎到苏联学习时正式参加了共产党。
军事飞机学校草创时期，规模很小，教学设备和设施甚为简陋。当时正值东征陈炯明，大部分飞机调往前线配合作战。学校只有2架飞机，后来也参加了东征，因而全体学员也都进行了空战实践。针对当时的艰苦条件，党代表刘云在学员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他经常鼓励全体学员说：“我们现在学员虽少，但却是中国航空事业的开拓者。”这批学员革命觉悟较高，学习非常努力，加上教官的细心教导，学习不到一年，到1925年7月，就完成了初级飞行训练，放了单飞。他们在空战实践中，还有改进投弹的创造性活动。例如，党代表刘云与德籍教官瓦尔特共同设计了一个半自动投放炸弹装置（炸弹架）。1925年春，东征陈炯明时，革命军派飞机散发传单、侦察和轰炸。那时的飞机上只装一挺机枪，在座舱内端着向地面敌人射击。没有瞄准具，只能用肉眼观测，更没有自动投掷炸弹的装置。轰炸时，只能用手直接投放炸弹。新的投弹装置设计成功后，安装在机翼下面，当需要投弹时，飞行员从座舱里只要把装置炸弹的架子拉开，炸弹就自行下落。
1935年12月，广东航校出版的《空校月刊》，在学校“沿革”一文中，曾对军事飞机学校草创业绩，有这样的评价：“溯本校自民十三年，前人缔造经营，规模始获粗具，迨经年累月，循序渐进，以致纲举目张……本校之诞生也，实与本党新生命俱来。”文章含蓄地认为这所航校的诞生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实行联苏、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结果。对办学质量的评价是：“在学时期虽暂，然以主事者之苦心经营，教师之悉心教导，学员之专志研习，政府之期许甚殷，量数不多，成效大着。时东江叛逆，逃罪经年，劳我师徒，负隅未服，第一期同学追随教师长官之后，东征南讨，所向有功。”这里对军事飞机学校所起的历史作用和一期生本身都作了公允的评价。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大战开始。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直系政府倒台。冯玉祥等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商讨和主持解决时局问题。11 月13日，孙先生离粤北上，陈友仁随行。于是，遂委航空局顾问李縻暂时代理局长兼军事飞机学校校长。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7月1日，广州大元帅府改组为广东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主席，聘苏联人鲍罗廷为政府高等顾问。此时，第一期学员已完成初级飞行训练，由于没有战斗机，不能进行高级飞行和空中战斗训练，加之，训练飞行用的汽油须从苏联远道运来，更增加了困难。为此，广州国民政府遂决定派李縻顾问带领刘云、王勋、王翱、冯珣、唐铎、朴泰下等6人赴苏接受高级飞行训练。同时，并决定由李縻偕林伟成、陈卓林赴苏考察航空和购买飞机。李縻等一行于同年8月30日离开广州， 9月上旬离沪赴苏。此前7月，国民政府已委张治中任航空局局长兼军事飞机学校校长。为迎接新飞机的到来，张治中任航空局长后，将飞机队扩编为3个队。由蔡司渡、关荣、陈秀分任队长。陈秀原任的飞机修理厂厂长一职，改由李其苏担任。
1925年7月，军事飞机学校续招第二期学员。由黄埔军校第二、三期毕业生中，选拔并考取学识与体质俱属优良而有志航空者入校，成立飞行和观察2个班。飞行班学员10人，见习官2人（第一期毕业生金震一、云南航校毕业生刘重伦）。观察班也录取了10人。飞行班中只有女生李玉英一人为非军人，不是从黄埔军校选送并经过考取的，她是中山大学预科的学生。第二期学员9月入学， 10月正式上课。由于观察班入学后，坚持要求学习飞行，后来，校方同意转入飞行班。然后，又从黄埔军校第四期中，选拔20 人为观察班学员。因此，二期学员总数达到42人。不久，又增加到49 人，计有：观察班丁祥松、飞行班常乾坤、毛邦初等47人，见习官金震一、刘重伦两人。学员均为少尉待遇。第二期生中，有5人是中共党员。他们是：常乾坤、徐介藩、李干元、金震一（朝鲜籍）、黎鸿峰（越南籍）。常乾坤为党的小组长。
张治中主持航空局并兼校长后，委陈维为管理员管理日常校务。航空局顾问，除李縻外，尚有斐利。教官为：冯·格拉姆，教授飞行术科和学科；雅尔台，教授观察学、领航学和战术；熊式辉，教授军事学；李其苏，时任修理厂长，兼教机械学。此外，聘苏联顾问的夫人一名为俄语教官。
飞行班先学飞行理论。掌握初步理论知识后，即开始由德籍教官带飞教授飞行驾驶技术，学习飞行时间为上午5时开始。上午9时以后上学科课；下午机械实习及学习俄语。
观察班重点是上学科课，基本上是课堂作业，间或由飞行或观察教官带飞作空中观察实习。“观察学”一词，如今已不使用。在早期，对军事飞行来说，这是很重要的学科。飞行器用于军事，一开始主要用于为陆军和海军进行搜索和侦察，于是便产生了“观察学”这一学科。利用飞机可以观测地形，掌握地面敌军调动情况，还可以用空投情报等办法校正炮兵的弹着点。
1926年2—3月间，飞行班最先学习飞行的10名学员，多数已经掌握初级飞行技术，但因当时飞机多在东征前线，学校只有2架詹尼式教练机，不仅陈旧，而且时有故障，校方不敢用这样飞机放学员单飞。
1926年夏，张治中调黄埔军校任职。此时，林伟成和陈卓林已由苏联完成航空考察和购机任务回国。军事委员会遂委林伟成任航空局局长兼军事飞机学校校长。林、陈自苏联购回飞机8架，计有：德·哈维兰式轰炸侦察机6 架，容克斯式旅客机1架，阿弗罗式教练机1架。这3种飞机是苏联于1922—1923年投入仿制生产的。苏联的编号分别编为埃尔－1、容克斯－21 或容克斯F－13、乌－1。由于增加了飞机和飞行人员（是年又有一批在国外学习飞行的人员回国），航空局扩大了组织机构，设军事、航业、总务等3个处。航校由黄秉衡主持校务，聂开一为政治指导员；加派黄光锐、陈卓林、关荣为飞行教官。学校原有2 架教练机，此时虽增加1架阿弗罗式教练机，仍是机少人多不敷教学使用。为解决这一矛盾， 1926年5月，决定抽出两班内10 名学员赴苏受训。他们是：常乾坤、徐介藩、李干元、金震一、冯正谊、王运尧、黎鸿峰（越南籍）、张圣哲（朝鲜籍）、林理甫、余世沛。这些人由李縻带领到苏后，先在红军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步兵训练，然后分配学习。常乾坤、徐介藩、李干元、黎鸿峰4 人被分配到奥伦堡红军第三航空学校学习。其余6人被分配到列宁格勒航空机械学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
常乾坤，山西省垣曲县人，太原讲武堂毕业。1924年，去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 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校期间，曾任区队长，共产党员小组长。黄埔军校毕业后，以第一名成绩被军事飞机学校录取。1926年到苏联后，在红军第三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和领航， 1929年毕业。他曾在苏联红军航空部队任飞行、领航、射击教官，飞行大队长，领航主任等职。1932年考入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航空工程。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后来与王弼等进行筹建空军的工作，成为中国人民空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历任东北民主联军航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空军副司令员等职务。徐介藩于1948年回国，长期从事人民军队摩托化部队建设。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系主任、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李干元、黎鸿峰归国后，被蒋介石政府杀害。
二、北伐战争中军事飞机学校的变迁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军委会将航空局缩编为航空处，设军事、经理、总务等科，直接隶属于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部。委林伟成为处长，张静愚为党代表，陈卓林为北伐军飞机队队长，率领由苏联教官驾驶的军用机3架、水机1架配合陆军作战。北伐军总部到达衡阳后，林伟成和顾问李縻在该地组织起航空处，作为飞机前进基地。党代表张静愚留守广州主持后方事务，黄秉衡代理军事飞机学校校长，杨官宇任飞机修理厂厂长。不久，黄秉衡亦上前线，黄光锐代理校长。二期生大部分随军北征，校内只留下毛邦初、张廷孟、龙文光、李玉英，以及朝鲜籍学员刘铁仙、李乘云、金震一等7人，继续学习飞行。他们于同年12月22日毕业。
在林伟成、李縻指挥下的这支飞机队，后来又增加了苏联志愿飞行人员，装备的德·哈维兰（苏联编号“埃尔－1”）双座轰炸侦察机达到13 架。这些飞机基本上由苏联人驾驶。机徽为“中山”二字，故此种飞机亦称“中山”式，该飞机队称为中山航空队。8月26日，共产党员**指挥的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先锋部队发起了汀泗桥战役，经过激烈战斗打垮吴佩孚的主力部队。接着，北伐军又发起贺胜桥战役。9 月3日，北伐军包围武昌。此时，飞机队从衡阳机场起飞，猛烈轰炸武昌。稍后，为缩短作战飞行半径，增加投弹次数，将前进机场从衡阳移到武昌城西约6 千米的南湖机场。在这里储存了大量油、弹，以便就近装弹、加油。晚上，飞机仍飞返衡阳机场。10 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并趁胜攻克汉口。为了解决飞机修理和维护问题，在南湖机场设立了飞机修理厂，委陈秀为厂长。
在东线作战的北伐军侦察机不断侦察敌军兵力部署和工事修筑情况，使指挥机关准确地判知敌人的防线和兵力。在攻克南昌战役中，飞机队协助地面部队发起猛烈进攻，取得很大战果。蒋介石在他写的《航空与中国》一文中说：北伐军飞机队“飞于衡州、宝庆、吉安之间，侦察敌情，总司令部根据此图决定作战计划，所以战争大胜利。武昌之役有空军猛烈轰炸，敌方蛇山炮垒、武昌电台均被击毁，因而战争大胜。南昌之役，首都之役，均赖空军特殊之效能，或施轰炸，或行侦察，遂获全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