孰料退保不久，却发生一场森林大火。恰巧，那天我们全家应邀到纽约朋友家做客，火顺风蔓延到我的养鸡场。
我的那片农场共有30英亩大，房舍占了三亩地，那时地上落叶遍地，久不下雨，大火就燃烧着落叶一路烧过来。
说来也是不幸中之大幸，就在做客前夕，把我房子四周落叶扫净，不料，竟因此使燃烧未延伸过来，房子乃未被大火波及，而三排鸡舍被焚，只剩下半排鸡房，我一部新坐车，放在饲料室旁边，也烧成灰烬，那是因为去纽约朋友家做客，往返是搭当地朋友的便车去的，故把车停放家中车间里，不料竟遭此意外。
逢此火灾，适值减投保之后，只保了原来的四分之一，因此赔偿也减少了！此非始料所能及。
1964年10月，那场森林大火，把陈立夫的农场化为灰烬。
正如他在文章中所云：“此非始料所能及。”这场无情的大火，把他平淡的田园生活烧焦了，连同他的十年创业。面对焦土尘烟，面对狼藉一片，陈立夫的心也似乎被烧焦了。
陈立夫后悔自己偏偏在这一天去纽约朋友家做客。
孙禄卿安慰他：天灾人祸，谁也躲不过。
陈立夫又后悔自己不该提前退了12000元的保险金，不然会减少一些损失。
儿女们劝他：钱财是身外之物，只要没烧着人就算是幸事。
陈立夫曾一度情绪低落，在政坛上失意被迫远走他乡，原想在平淡无奇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中得到一些慰藉，谁料，躲过了人祸，又遇上天灾。
大火后，有人建议陈立夫把地皮卖掉。陈立夫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没有那样做，尽管30英亩土地能换回不少的钱，完全能够挣回这场大火造成的损失，但他不想那样做，他反倒把眼光放得更长远。
当时，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在威斯康星大学已获博士学位。次子陈泽宁也完成了博士学业，服务于电子公司。女儿陈泽蓉虽在念大学，但已结婚，搞半工半读，不需家庭负担，老四陈泽宠在普渡大学研究所攻读航空工程，也即将毕业。
他的儿子们早就希望父亲能放弃农场，与他们一起生活。这次，儿女们知道农场失火后，都纷纷要求陈立夫夫妇到他们那儿去。
陈立夫知道儿女都很孝顺，也有能力养活他，让他安度晚年，但他不想去和儿子们一起生活。陈立夫过惯了这种“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田园生活。失火后不久，陈立夫又开始挥锹，整理荒地，盖起了房舍，并重新买了少量的鸡来喂养。同时，他们还在家中做起了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等副业，将这些产品运到纽约，卖到那里的华侨餐厅。
就这样，陈立夫夫妇又开始了新的生活。
返台定居
花开花落，岁岁重阳。
时间到了1966年9月，陈立夫平静的生活又添波澜。
这天陈立夫正在书房看书，大孙子喊着“爷爷、爷爷”，像只小鸟飞进了陈立夫的书房。
“什么事啊？我的乐乐。”陈立夫停下看书，把头转过来问。
“信，你的信。”
陈立夫接过信，和乐乐亲吻了一下，道：“玩去吧。”乐乐高兴地跑走了，陈立夫展信阅读起来。
信是蒋经国来的，大意是说，明年是父亲蒋公的八十大寿，准备要好好庆贺一番，父亲还惦记着你，让我写信，一是邀请你们全家返台定居，二是参加父亲的八十大寿庆典。
面对着新的波澜，夫人孙禄卿说：“我也拿不准，不行开个家庭会吧，听听孩子们的意见。”陈立夫也称好。
陈立夫与孙禄卿共生育三儿一女，并且皆以成婚。他们意见像事先商量好的似的，一致不同意父亲回台定居。理由是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生活安定，全家和睦。孙禄卿也说，孩子们一个个事有所成，都很孝顺。我们也能老有所养，要我说就不必回台定居。
开完家庭会的这一夜，陈立夫睡不着觉了，往事一幕接一幕地回忆起来，乃是一部理还乱、剪不断的蒋陈情结……
1951年长兄陈果夫在台逝世，蒋介石来电传报噩耗，没有允许陈立夫返台吊唁，铸下陈立夫的终生愧疚；1961年2月，父亲陈其业病危，蒋介石又发来电报，允许陈立夫回台探望。他到达台北松山机场的时候，蒋经国、陈诚、朱家骅、李石曾、莫德惠、陈启天、孙亚夫、黄国书等到机场迎接。面对着这些军政大员，面对着这沸腾的场面，陈立夫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想不到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离台十年，在美一直过着隐居生活，清心寡欲，不问政治，而一朝回台后，却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真有受宠若惊之感。第二天，他就去拜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十分客气，亲自给他倒茶，询问了他在美的生活，言语间透着关切之意，只是闭口不谈政治。告别时，蒋介石送他到了府外，挽留他在台多待几日，既来之则安之，走走转转，访亲问友，多年不见，肯定要有话说。
陈立夫也满口应承，但静静地思忖，便咂出了蒋的话中有话，其实是提醒陈立夫不要涉足台湾政事，因为蒋经国的根基还需培植。随后陈立夫又对媒介进行观察，发现自己返台的事，各大报纸反应冷淡，正像《公论报》的概括所云：“新闻界对陈氏行踪及尊翁病况略有报道外，其他甚少评论。以陈氏过去之显赫，受其扶掖提携者自不乏人，似不应相喻于无言中，显出如此寂寞。尤其与陈氏关系极深的中央报，竟无一词一字欢迎之意，不得不令人有冷暖炎凉之感。”
陈立夫揣摩清楚老蒋的心思，明白台湾不宜久留，他一待父丧完毕，旋即返美，许多本应由儿子料理的后事，都托付给了亲戚朋友。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因有人怕我被总统留台任职，颇有疑虑，故以早离为宜。”“父亲丧事，全赖在台友人料理。”因此，每每想到“台湾”二字，总觉得于“孝”、“悌”有愧，心里不怎么好受。
陈立夫偕夫人在台湾住了42天后，便乘机飞日本，从日本取道回美国。
陈立夫离台后的情形，台湾的有关报纸作了专门报道：悄然离开台湾的陈立夫，16日到达东京之后，显然的，他的心绪大为轻松下来。
4月中旬以后的江户风光，虽然那些急性的早樱和垂樱，大多已经谢了春红，但是晚开的八重樱，配合着暖和如醉的仲春天气，却仍然保留着几许旖旎。
陈立夫心绪转为轻松，当然，不单纯因为他走进了一个春光明媚的世界，实际上，他从严肃的居丧期间以及42天台北那股紧张的政治空气中摆脱出来，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也应该舒畅地深吐一口气的。
然而，真要决意不回台湾吧，根性上的切断、忠道上的失落，更让他深感不安，于是又想蒋介石以前诸多的好处，尤其是鸡场那场大火，老蒋得知后，慷慨解囊，给靠借钱度日的陈立夫莫大的慰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幸在此期间，蒋公了解我的困窘，虽然我从未张口，他却每年总有一两次寄来二三千元，几乎成了我偿还借债的固定来源，不啻是雪中送炭，我很感激蒋公的关怀。”1963年来，陈诚淡出政界后，蒋家子承父业的格局基本稳定下来，蒋介石频频发来信息和信号，多次让蒋经国给陈立夫写信，许以“联合国大使”、“驻日大使”、“考试院院长”、“西班牙大使”、“希腊大使”等头衔，请陈立夫挑选。此时陈不问政治的决心弥坚，对上述安排一律不感兴趣，虽说拒绝得很爽快，心里的感动却没有减少，如今追忆起来，还真有点儿苦尽甜来的感觉。
他觉得，这次蒋邀他返台是真心实意的。人与动物的最大不同就是具有感情。陈立夫是那种注重感情的人。总之，拗不过情理的作祟，陈立夫撇开子女的反对，坚持走自己的路，于1966年10月26日回到了台湾。
在台北松山机场，他和夫人孙禄卿一下飞机，欢迎的人群如海，人们手中的鲜花向他晃动。更显眼的是，那人群的海洋中有一幅标语：“欢迎陈立夫回台定居。”人们向他挥手。陈立夫挥着帽子向大家招手致意。
下机5分钟后，陈立夫夫妇便离开检查室，可是他们夫妇寸步难行，从检查室到门口贵宾室，平日最多一分钟可以到达，这天却被挤了十多分钟才到达。陈立夫一进贵宾室门就被关上了。台湾的军政官员，在蒋经国的带领下，一一与陈立夫握手拥抱。陈立夫再一次涌起感情的波澜。
记者们在门口等得焦急无助，力图挤进贵宾室，拍下这动人的场面和历史的镜头，却被警察挡驾。
三分钟后，蒋经国陪着陈立夫夫妇走出贵宾室，人潮又涌动起来。在这些人流中，除了国民党元老人物，还有当时在“立法院”、“监察院”、“行政院”、“国大代表”中的重要人物，有不少还是陈立夫提拔起来的后生。因此，当他们听到陈立夫返台的消息后，没有一个不争先恐后地到机场来欢迎他。于是便有了机场上一个空前的热烈场面。
一个记者把话筒举到了他的嘴边，为避免人们无端的猜疑，陈立夫借机表示说：“此次返台，专为总统祝寿，别无他意。”
到台湾的第二天，陈立夫便到“总统官邸”拜见蒋介石。陈立夫倏地发现，气氛真切得出人意料。蒋介石已到门外等待，他紧紧地握住陈立夫的手说：“人老了，总想家乡的事、过去的事，水是家乡的甜，人是故旧的亲啊。”一席话说得陈立夫怦然心动。
思古感怀是人老的一种象征。蒋介石一语道出隐衷，陈立夫也忍不住感慨起来：“立夫身在异地，思乡思亲，如煎似熬，心中没有一天的平静……”说到这里，感动得语塞，指端竟也微微地颤动起来。
蒋介石问：“我给你的信，还有经国的信都收到了吗？”
陈立夫回答：“都收到了，每次阅信，我都动容。”
“立夫在美国怎么样？孩子们都很好吧？”
陈立夫回答：“我在美国的乡下生活，那里风光秀丽，气候适宜，颇能修身养性。我做些养鸡著书的事，倒也过得充实，孩子们也都已成家，各有所成，只是我和禄卿闲下来的时候，也常想起台湾，想起朋友，想起总统，唉，毕竟是故乡难离啊。”
蒋介石听得出对方话里有怨艾，似乎仍为阻碍奔丧的旧事耿耿于怀，便略带歉意地一叹：“往事如烟，不堪回首，瞻望未来才是重要的。你还是回来吧，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总不至于在外漂泊一辈子吧。趁我还在，早作些安排，晚年可以过得安稳一些。果夫去了，我必须为你负责，否则，百年之后，我有何颜面重见英士先贤。”
蒋介石说到二叔的名字，陈立夫心中“咯噔”一下，久已淡漠的“蒋陈情结”重新清晰起来。他抬头看看老蒋满怀企盼的眼神，一股热血涌上心头，终于点头答应了：“好，我听你老的。”随后，捧出一份寿礼，恭敬地递给“总统”。
蒋接拿在手，见是一本书，饶有兴趣地翻开扉页，口里喃喃念道：“《四书道贯》。”
说起这份寿礼，陈立夫着实费了一番心思。他记得1944年，也是蒋介石过生日，朱家骅为了逢迎讨好，铸造了九个直径二尺的铜鼎献给蒋介石。美国人知道后，大肆渲染，说：“蒋介石叫人给他献九鼎，目的是准备做皇帝。”接着，国内舆论大哗，指责批评的声浪，滚滚而来。蒋介石无端受辱，十分气愤，大骂朱家骅“混蛋”，为此连带着朱仕途受累，一蹶不振。陈立夫明白自己虽不足与当年的朱家骅相提并论，但多少也算是政坛间的敏感人物，万一寿礼送得不妥，平白引来是非口舌，蒋介石不高兴，自己不乐意，何苦呢？于是想到礼轻情重的古训，准备把这几年写的得意之作《四书道贯》献上。一来，表白不过问政治的意愿，以文化言志，非常符合气氛。二来，蒋介石国学的根底深厚，长时期里，被人颂扬的只是军政方面的才干，偶尔有以文为师的机会，他肯定高兴。
“这是我在美国研习《易经》的一些心得，还请总统多多指教。”陈立夫说得十分诚恳。
蒋介石知道陈立夫的《四书道贯》在海外影响很大，已经重印了好几次，当即表示：一定认真阅读。
未久，蒋把陈立夫叫去，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本书的前言与结论，写得非常精彩，只是书名太深一点儿。”陈立夫说：“假如总统有更好的书名，待下次再版的时候可以更改。”蒋说：“让我再想一想看。”过了两天，蒋介石托蒋经国捎来口信谓：“不必改名了，只要把我所题的字插入该书第一页就好了，使‘道贯’二字更易使人明了。”蒋介石的题字是：“陈立夫著‘四书一贯之道’”，落款“蒋中正”。陈立夫见到题字“殊深感激”，认为这是蒋介石对自己的厚爱，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
从“总统”官邸出来，陈立夫忽觉脚步格外轻快，不知是归宿落定，还是与“总统”有了新的沟通，反正心里说不尽的舒坦，原本答应就《四书道贯》一题，在台讲十次课的允诺，经不住蒋介石的鼓励，一气讲了七八十次，结果疲累得生了一场大病。他在回忆录中说：“蒋公看了我送他的作为寿礼的《四书道贯》后，大为激赏，特邀我到慈湖去住一晚，并且要我去各军校讲一讲。……我以为军校不过三四所，不料合起来竟有十几所。……先例一开，计有一百余所学校请我去讲演，待讲到第七十五所学校时，就渐感体力不支，再加上过多的邀宴应酬，终在一场台北国际狮子会讲演中病倒了。经送荣民总医院诊治，确定为急性肝炎，蒋公到医院看望我，问医师病况怎样？医师们说：‘很严重。’蒋介石面露焦急的神色，专门从香港请来了名医、肠胃科专家张光璧先生，经他诊治，认为‘病情虽很严重，但无危险，要多休息’。引自李海生、张敏著：《陈果夫与陈立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5—4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