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的反共立场
1945年8月10日，这是一个可喜的日子。
下午6时许，山城重庆无线电波中传出了“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喜讯。中央社的墙上立即贴出了“日本投降了”的巨幅标语。
欢庆的鞭炮声漫过了山城的大街小巷，在人们心底炸响；欢喜的锣鼓喧天，敲出了欢天喜地的好心情。先是成队学生走上街头，贴标语喊口号，再是市民走出家门，重庆便成了欢腾的海洋。大小市街，人行道两侧，市民排列，队如长蛇。《新华日报》以“山城沉浸在狂欢之中”为题，描写“千千万万市民拥向街头，一片海涛似的欢呼，连珠炮似的鞭炮，狂热的鼓掌声，顿时掩盖了整个山城”。
8月15日，蒋介石对全国军民发表广播演说，庆贺胜利，宣布放假三天。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二陈”与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
病中的陈果夫，也是喜不自胜，在民国元老居正70大寿这天（10月21日），以晚辈身份赠祝寿诗一首：
先知先觉居先生，
仁爱心肠广济人。
五十年来勤国事，
而今司法更严明。
在兹胜利双庆月，
举觥宜称万众心。
国泰乐成人益寿，
再加七十不为增。
这年的春节格外喜庆，陈果夫觉得余兴未减，转身回屋，磨墨铺纸，凝神思索，挥笔写下几副喜联，贴满了陈氏官邸：
胜利还乡，勿忘八年苦战；
和平建国，正是千载良机。
研究科学，必须赶上原子弹；
从事建设，不可习染旧官风。
从这些喜联，不难看出陈果夫在政治上希望和平建国，开创新风，经济上希望从事建设，在科学文化方面希望能赶上世界强国的迫切心情。
陈立夫更是高兴，他不但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同时还听到了蒋介石要安排他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秘书长的消息，乃是双喜临门。他找到陈果夫，还有CC派的几位好友，共道欣喜之情，当晚也破例喝了些酒。
酒能助兴，酒也能伤人。酒过三巡之时，陈立夫就感觉到不对劲，只觉头大眼昏。为了助兴，接着又喝了一盅。这一盅下肚，就出了问题，他就滑到了桌子底下，不省人事，把大家都吓蒙了。慌乱之中，喊来了救护车，拉到了医院，送进急诊室。当时血压200，心跳120，大夫好一阵抢救，又是打针又是输液。直到两小时后，陈立夫才算清醒过来。这真是乐极生悲。
第二天，陈立夫便出了院，好人一般。他照常接见了学生代表，并听取了代表们的发言。陈立夫像位小学生似地不时地还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学生们的发言要点，悉心倾听他们的意见。
学生们畅所欲言，面对抗战的胜利，学生们憧憬着新的未来，展望着共和国的雏形，并要为其献身。当有同学说到这里时，提到抗战胜利是由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取得的，成功之日，国共两党仍需继续合作，以期和平建国，共谋开国大业。其实这话并没有错，却触动了陈立夫的反共神经，听到这里，他一下子拍案而起：“话不能这样讲，共产党不能与国民党平分秋色！”
被斥责的学生吓了一跳。
陈立夫觉得这样训斥学生有些不妥，马上又变得和颜悦色起来，道：“你们接受党的教育多年，应该晓知我们的政策。”
“什么政策？”
“日本赶跑了，新的敌人出来了，那就是共产党。对共产党只有杀，我已杀了他们高级党员二千几百几十几，普通党员二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了！”
与会者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做声。
陈立夫坐下了，稍缓和了一下口气接着道：“我再重申一遍，从今以后，我绝不允许再有人在我面前提国共合作。为啥？我心烦。”
接见会不欢而散。
应该说，在国民党的阵营中，陈立夫是反共的强硬派。这种强硬，不是与生俱来，而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自从西安事变站错队，蒋介石曾一度对他们兄弟疏远，兄弟二人还是像当年紧跟主子不掉队。
陈立夫认为，国共两党打了多年的仗，积怨甚深，对共产党只有消灭，除此以外没二话，但面对共产党军事实力的扩充，解放区的扩大，他也隐约有所担心。
陈立夫在政坛上可谓活跃分子，而陈果夫因为病魔缠身，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卧室中呻吟，整天挣扎在生与死之间，尽管这样，他仍然没有淡化对政治的热情。
胜利来得突然，建国便提到了日程。建设什么样的国家？陈果夫、陈立夫决定搞一个方案，先于他人呈到主子那里。要搞方案，必先座谈。于是便邀请著名学者梁漱溟来家叙谈。梁漱溟早年是北大教授，对中西文化颇有造诣，“二陈”对他的学问功底也深为折服。梁漱溟的“党应该改弦更张，励精图治，进行彻底的清理与整顿”的见解，使陈氏二兄弟顿开茅塞。接着又听取了元老派张静江的意见。拟出了“建党八条建议”，决定面见蒋介石。且说这八条建议是：
一、官僚作风与军阀作风不可再留；
二、政治应有方法，使早澄清，入法治之轨；
三、制度不立，无以为政；
四、为求安定，有时反种将来不安之恨；
五、性格不可让人捉摸，知注重某点，而窃取其他之点；
六、党无基础，共党如来合作，则我危险；
七、多听取老同志及新同志之意见；
八、同志应培植，否则将来无可用之同志，呼应不灵，难应付意外事变。
从这八条建议中，不难看出他的反共排共的思想。陈氏兄弟满以为这八条建议能得到蒋介石的一阵夸奖，没想到马屁股没拍成，倒拍到了马蹄子上。
蒋介石转过身来道：“党内确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说实话，我也有不满情绪，但你二位的批评是不是有些过重了？”
陈果夫不语，陈立夫低下头。
蒋介石又笑了起来：“尽管言辞有过重之嫌，但这八条建议足以证明果夫、立夫的忧国忧民意识，闻过则喜嘛。清理与整顿，是必要的，但我自有主张就是了。”
陈立夫接过来说：“对于国共两党的关系，委座认为该如何处理？”
蒋介石的答复却完全出乎“二陈”的预料，“我决定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
陈果夫、陈立夫惊讶不已。
蒋介石笑着解释道：“如果抗战一结束，我就急忙与共产党分手，那么，国共两党分裂的责任不就加在我的头上吗，我为何要做这等傻事？”
陈立夫道：“那也不能和共产党平分秋色啊！”
蒋介石在屋内踱了几步，慢悠悠地道：“傻瓜才与他平分秋色呢。我们也要抓民心啊。抗战八年，中国老百姓吃尽战争的苦头，如今抗战胜利，人心思定，在这种形势下，我不能当中国的希特勒。”
陈果夫道：“如果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不就等于与共产党和平建国吗？”
蒋介石打断陈果夫的话：“果夫尚不完全理解我之用意。这些年，延安对我来说一直是块心病。剿共剿了十几年，共匪反倒地盘更大，人马更多了，所以，我这块心病也就越来越重了。”
陈立夫道：“那为什么还要邀毛泽东来重庆呢？”
蒋介石道：“我相信他不会来，如果他不来正合我意，说明他与我党合作无诚意，我先礼后兵，日后刀枪相见，责任就不在我啦。”
初见毛泽东
1945年8月28日，蓝天无云，风和日丽。
重庆机场。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的专机在空中盘旋了一圈后，像只展翅的大鹏，翩翩地降落在跑道上。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款款走下专机。
机场内，人山人海，有学生有工人；重庆街头，成千上万的工人、市民和学生自动游行，热烈欢迎毛泽东等的到来。整个陪都为之轰动。
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的行动是“弥天大勇。”
重庆《大公报》发表评论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
且说毛泽东的此次重庆之行，是应蒋介石之邀，商谈建国大事。蒋介石的电报发到延安后，就有两种尖锐对立的反映：一种是说，这种邀请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里有阴谋算计，万万不能上当，不能去重庆，去重庆等于自投罗网。这种意见是普遍的。一种是说，任何事情都会有风险，风险越大的事情，成功的回报也越高。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献给最危险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值得的。毛泽东就是持这种激流勇进的态度。他力排众议，坚持重庆纵是火海刀山、纵是地雷阵，也要勇往直前。
再说蒋介石给延安的邀请信，其实也是一种计谋。正如蒋介石所说，如果毛不敢来，我是做到了“先礼后兵，刀枪相见”，到时别怪我不客气！谁知这件事超出了老蒋的料想，毛泽东不是不敢来，而是大摇大摆地坐飞机来了，应该说让他措手不及。这在民众的心里，毛泽东走了一手上风棋。
机场上人山人海。“毛先生，欢迎您！”“毛先生，辛苦了！”口号声此起彼伏。最叫人感动的是有人打出了一条横幅，上面书写着四个大字：“弥天大勇”。
迎接的文官武将主动上前，这时毛泽东摘下头上的帽子，在头顶挥动，缓缓举步，向欢迎的人群答礼。
在停机坪上，毛泽东发表书面讲话，他说：“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他的简短讲话引起一阵暴雨般的掌声。
大约半小时以后，机场上的欢迎场面才结束，毛泽东等三人被送往曾家岩桂园休息。
蒋氏官邸。
蒋介石搔搔头皮对赫尔利大使说：“毛泽东这么快地来了，要同他谈些什么，我还真没想好。”
赫尔利大使道：“你们谈什么我不管，既然毛泽东来了，蒋将军千万告诫你的部下，不得胡来，尤其是果夫、立夫等人，他们对毛恨之入骨，不要图一时之快，反惹起全世界舆论哗然，或者更使红军奋激，那我们就不合算了。”
“你放心，赫尔利大使。”蒋介石道。
当夜，蒋介石找来陈立夫、陈果夫密谈。
蒋介石对陈立夫、陈果夫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已到重庆，想是你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到达重庆以后的安全，由你们二位负责。不过我自己已答应赫尔利大使和魏德迈将军，绝不让毛泽东在重庆有任何意外。如出意外，我要拿你们是问。”
“我们明白！”
在曾家岩，毛泽东等人用过午餐，稍事停留以后，便驱车来到红岩村十三号，与在这里等候多时的党内同志见面。
晚餐为毛泽东接风洗尘，由蒋介石安排。
重庆的山洞林园，灯火通明。
毛泽东的专车风驶进林园，卷起落叶片片，在一处花园前停下。
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走下汽车时，主人蒋介石赶紧迎了上去。当两双手相握的时候，历史似乎又发生了某种改变。西方的一位作家，曾形象地说过一句话：中国的近现代史，实际是两位强人的争斗史。一方是毛泽东，一方是蒋介石。
蒋介石很有风度地道：“润之，你好！屈指算来，我们已有多年没有见面了，上次我请你来，你没有来，你派林彪来了。”
毛泽东从容不迫地道：“我这不是来了吗。”
蒋介石双手抱在一起：“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毛泽东谦逊地道：“我们久别重逢，实在令人高兴。”
蒋介石道：“欢迎润之到重庆来，希望你能多住些日子，我们很好地谈一谈。”
毛泽东道：“感谢蒋先生的好意，还请蒋先生多多赐教。”
两人再一次握手。
客人们被引进客厅就座，应邀出席作陪的，有国民党政府大员张群、王世杰、邵力子、陈诚、张治中、吴国桢、周至柔等，还有赫尔利大使和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陈氏兄弟没有参加，是蒋介石食言，怕他们火药味浓，担心别的事情。为此陈氏兄弟还有满腹牢骚。
宴席间，气氛非常热烈，毛泽东与蒋介石相继致词，并几次举杯互祝健康。
宴后，毛泽东等人即下榻于林园二号楼。他们在这里住了两个晚上，8月30日，才搬回红岩村居住。
应该看到，对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陈果夫、陈立夫持反对态度。陈果夫重病在身，显得力不从心，而陈立夫则三番五次找蒋介石，力陈自己的主张，仍一口不变地认为：对于共产党，只有消灭，不存在和谈。
对于陈立夫的强硬态度，蒋介石从内心赞同，但对他的露骨又极不欣赏。他不得不承认，“二陈”搞党务是行家，但搞政治斗争就显得缺乏头脑，缺乏策略，只知道一味地蛮干。担心之下，取消了他们的谈判资格。蒋介石重新委派了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作为国民党代表，与中共展开谈判。
谈判期间的9月1日。山城刚下了一场雨，雨过天晴，天空出现彩虹。雨后的空气显得格外新鲜。这一天，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主持人孙科、张治中、邵力子，向在陪都的国共两党负责人以及其他党派负责人、文艺界人士、社会名流贤达发出了邀请。
陈立夫被列入邀请人员名单，但陈立夫并不知道酒会中也有中共方面的代表。直到毛泽东来到他面前、与他握手时，他才感到突然。
且说这天晚7时，陈立夫衣冠楚楚、兴致勃勃地来到中苏友协大楼。一进门，陈立夫忽然感到气氛有些不大对头，大厅内，挤满了各种服装的客人。
国民党官员孙科、冯玉祥、张治中、邵力子、王世杰、陈诚、朱家骅、吴铁城等人早已到达了会场。
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及罗申武官也到了。
大家握手，互相问候。
另一边，等候着的却是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及社会知名人士，如沈钧儒、左舜生、傅斯年、王昆仑、张申府、郭沫若、茅盾、史良、侯外庐等。
众人有说有笑，却并不入座，像是等待着什么重要人物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