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完武士英，应桂馨很高兴。又问：你这样抢银行是要坐牢杀头的。
武回答：坐牢杀头我都不怕，只要不亏肚子就行了。
应说：这个话你要早说，我就给你解决了。
武说：现在也不迟。
应见此人的胆量不像王阿发那样小，于是说：这样吧，我要交你办一件事情，如能成功，你抢银行的事我可以给你摆平，再说我还可以有千元大洋相送。你干不干？
武说：这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我能不干吗？长官，你快说吧！
这时，应从怀中掏出一张灰色的照片，让武看，然后说：把他干掉，有没有这个胆量？
武当场就应允下来说：抢银行的事都干了，杀人如同杀只鸡。再说长官对我不错，又免罪又给钱，我岂能装孙子！
好吧。应收起照片，站起身说：我们交易成功，今天我来请客。于是他们到一家饭馆，边喝酒边策划，一场罪恶的交易达成协议。
临分手时，应再三叮咛武：这些日子你先在旅馆小住等待，一有情况我就派人通知你，接头暗号为：货来了。
再说，北京方面洪述祖派出的暗探，一直在跟踪着宋教仁，寸步不离。当北京接到了应桂馨“一切就绪”的报告后，袁世凯便向宋教仁连发急电，要他急速返京，共商国是。
3月20日晚6时，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在一品香酒楼为宋教仁设宴饯行。宴毕，宋教仁在众人陪同下，登上马车，于10时抵达上海火车站，进入贵宾候车室小憩。他们并不知道，当他们下车时，暗处已有个戴鸭舌帽的盯上了宋教仁，此人就是武士英。
原来当天午后，有个人到旅馆找到武士英，拉他到三马路喝酒，交代说：“应先生的仇敌今晚11点乘沪宁线火车离沪，应先生要你在车站采取行动。”随即交给武士英手枪一支，子弹五发。
当晚，武士英行凶之后，立刻逃进应府领赏金。
应命人为他摆酒压惊，然后给了他30元钱，说要等确切消息出来，其余的再补，并叮嘱武士英旅馆房子退了，住到妓院去。
谁知第二天报纸消息报道宋教仁身负重伤，并没牺牲，气得应立刻找到武士英，大骂他无能，只会吹牛皮。
武士英赏钱得不到反挨一顿臭骂，只觉得自己晦气，一连两天躲在妓院里。23日下午，他看见送殡的队伍从大街走过，才知道宋教仁确实已死在医院，当天下午就急忙跑到应宅来讨赏钱，谁知应桂馨一直未回，他就一直在等，结果等进了罗网。
陈其美等革命党人曾利用会党分子从事反清活动，但在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不能很好地改造和处理这批会党分子，结果酿成革命党人被会党分子反噬的后果。其教训也是惨痛的。
把凶手推向斩首台
听到宋教仁被刺的噩耗，孙中山立刻中断在日本的访问，于3月25日回到上海，了解国内形势，主持国民党工作。
经过多次交涉，上海租界当局终于答应将应、武二犯交给中国上海司法当局审讯。
上海交涉使陈贻范一阅证据，十分震惊，觉得事情非同小可，此事牵涉总统、总理，因此立即邀请方方面面的头面人物：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国民党方面陈其美、黄兴，以及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黄涵之、检察厅检察长陈英等，到交涉使公署开会讨论。
会议一开场，就陷入了激烈的争论。
程德全说：刚才听了陈贻范的说明，我个人认为，此事牵涉到总统和总理二人，是否在小范围内审讯就可以了，不要扩大影响。
我不同意！陈其美忽地站了起来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定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一定要把凶手绳之以法！不然，我们就对不起遯初的冤魂！
黄兴也说：要公布证据，人心自有公论，对凶手严惩不贷。
在陈其美等人的坚持之下，争论双方达成协议：决定4月25日以程德全、应德闳的名义，将证据电告总统袁世凯、国会参众两院、国务院，及全国各省军政长官，并决定同时由上海地方法庭公开审理，按照法律程序解决。
就在法庭公开审理的前一天，意外的事发生了：24日上午，凶手武士英在严密的看守之下，突然暴亡。这让大家措手不及。
很明显，这是为了杀人灭口。
但法医检验了三次却说查不出因何致死，既无外伤，也无内毒。虽然武士英罪在当诛，死有余辜，但死因不明，至今仍是一大疑案。
4月25日夜12时，程德全、应德闳将调查结果及证据通电公布。
次日，《民立报》以醒目的标题，独家刊出：“注意！注意！注意！看民贼的手段。”宋案证据被披露并登载了证据的照片等。
宋案证据大白于天下，全国舆论鼎沸，一致吁请严惩凶手。
袁世凯如坐针毡，焦急万分。直到“二次革命”后，他才长出一口气。他以为，他已把国民党彻底打败了。不过，这个一贯心怀鬼胎的家伙，认为凶手活着对自己总是个威胁，便故技重演，干起了杀人灭口的勾当，一个个地把凶手除掉了。
先是应桂馨。1913年7月25日，应桂馨被他的门徒从上海狱中救出，逃往青岛租界。躲到10月，“二次革命”失败，他认为请赏的时候到了，便公然发出“请平反冤狱”通电，并于10月20日大摇大摆到了北京，随即写信给袁世凯，要求遵照前约，事成发给奖金50万元，授二等勋。
忽有一天，有人来见应桂馨，暗交他2万元钱，并说：“这是路费。大总统叫你早日离开北京，以后不许胡言乱语。”
应桂馨瞪着眼珠，说：“当年大总统许诺的两个条件，一个也不能少，不然我就长住北京不走！”
来人气势汹汹，声色俱厉：“你敢违抗大总统的话？请自重！”
“去他妈的，没有我应桂馨，他当不成大总统，我为他除了对头，吃了官司，他敢骗我！老实告诉你，我应桂馨不是3岁娃！”应桂馨不买账，把钞票狠狠地往地上一甩。
当天深夜，四个彪形大汉翻墙进入应的住所，因应宿娼未归侥幸逃了这一关。他明白，再在北京赖下去，真的要死无葬身之地了，便匆匆离京。火车至天津杨村时，有人发现应桂馨已死在头等车厢里，身首分家，满身污血。
应桂馨被暗杀的消息惊动了赵秉钧，他知道这是袁世凯所为，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便把电话打到袁府：“自古以来，凡人主能恩待阶下者，则效死之士必多，应桂馨忠于大总统，竟然如此下场，今后谁能再愿为总统办事？有谁肯以死相从？”
袁世凯没听完，就把电话啪的挂了。
袁世凯的这种专制态度，气得赵秉钧旧病复发，住进医院。
第二天，便有医生入见赵秉钧，说是奉总统之命，为大人治病，说着取出药丸，要他当场吞服。
赵秉钧心生疑虑，说：“只是我刚服药……”
医生“霍”地拔出手枪：“身体无病，心中有病，这药非吃不可。”
赵秉钧突然明白这是袁大总统赐死，劫数难逃，却又不甘心真的去死，慌乱中思得一计，高声喊道：“拿水来，让我吃药！”
他本希望卫士进来营救，哪知话音刚落，背后一人应道：“水已备好。”
他回头一看，是个陌生的面孔，原来他的卫士早被扣押起来了。
赵秉钧长叹一声，将药丸送进嘴巴，不一会儿便七窍流血而死。
接着，轮到另一凶手——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且说“宋案”证据披露后，上海《民立报》《民权报》等都把袁世凯、赵秉钧二人的照片登了出来，并在下面标着“袁犯世凯”、“赵犯秉钧”的字样，洪述祖一看，知道大事不妙，于是在宋案发生后的第六天傍晚，悄悄逃离了北京，回到了天津家中。他仍感到不安全，又乘火车连夜逃到德租界的青岛，过起了隐士生活。
洪述祖为了永远不再有拘捕之祸，他剃去胡须，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王兰亭子，向德国胶州总督递交要加入德国籍的申请书。没想到总督下令扣押了他，并准备把他作为杀人犯引渡给北京袁世凯。
袁世凯马上派内务部长赶往青岛，将洪述祖押回北京。
洪述祖正在绝望之时，听说德国警务长要求卖一座住宅，正为没有买主而发愁。他马上表示愿意买下这昂贵的住宅，警务长喜出望外，忙到总督面前为洪述祖讲好话。胶州总督便不同意引渡洪述祖，并悄悄释放了他。
时间到了1917年，洪述祖见袁世凯已死，便秘密回到上海，化名张皎厂在美租界北山西路六二一号定居。有一天，他突然收到租界会审公廨的传票。原来他向祥丰洋行贷款1500元尚未归还，该洋行控告他逃避债务。
那天，洪述祖从会审公廨出来，刚跳上电车，背后突然被人用力揪住。
“还我父亲血债！”宋教仁15岁的儿子宋振吕喊叫着，拦住了他。
接着，巡捕房把肥头大耳的洪述祖扭到会审公廨，后转解北京，判处洪述祖死刑。
1919年4月5日，洪述祖死于从美国刚引进的电绞椅上。
至此，与宋案有关的大大小小的凶手，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沪上举旗讨袁
宋教仁的被刺给国民党领导人上了生动的一课。
3月25日，这是孙中山先生回到上海的第二天。
孙中山寓所，窗帘低垂，一个紧急会议正在这里召开。孙中山主持，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黄兴、陈其美、居正、戴季陶、蒋介石、陈果夫等。
商讨议题是袁世凯是这场刺杀的幕后凶手，国民党方面应该怎么应对。
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黄兴主张按法律程序推倒袁世凯。认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主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采用暗杀手段，暗杀袁贼。
孙中山则不然，坚持主张武力说话，主张“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凯。他说：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相对。
戴季陶支持孙先生意见，极力反对黄兴意见。二次革命，刻不容缓，越快越好。
黄兴说：我们要讲求实际。如果不看实际，一切都是空话。
戴季陶说：实际是我们争取得来的，要靠努力。不能坐而论兵，要动员发动民众。
孙中山又说：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调兵遣将，行动极为自由。在我唯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现在是宋案真相大白，证据确凿，人心激昂，民气愤涨，正可及时利用，不可失之。稍纵即逝，后悔莫及。
……
两派意见不相上下，最后采取举手表决，结果黄兴一派意见占了多数。
会后，陈其美、孙中山、黄兴，按照法律解决宋案的设想，与专程到沪的江苏都督程德全商议，决定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宋案。
另外，孙中山对外主持新闻发布会：昨日以来，与党内之得力者协商，决意无论如何按正当之手段诉之于世界之公议，而将袁世凯排斥之。即考虑使议会按照预期集会，即弹劾袁之立场之丧失。
4月13日，宋教仁的追悼大会在张园举行。上万人参加了大会。大会由陈其美主持。
陈其美的致辞，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他说：
宋先生抱利国福民政见，人所共喻。先生无私仇，故先生之死，为国为民。故吾国民应致追悼之意，而开此追悼会，并继先生利国福民之志，以慰先生。同等对于此会有无上之感触，愿与同人共纪念之。
会后，在陈其美、黄兴强烈要求下，程德全与应德闳于4月25日通电公布宋案主要证据44件，使宋案真相暴露于全国人民面前。
陈其美、黄兴经与程德全商议后，拟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公开审理，并呈请袁世凯任命特别法庭组成人员。
这时，袁世凯做贼心虚，唆使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司法总长许世英出面阻挠。国民党领导人不理睬袁世凯及其同党的阻挠，径自在上海成立了特别法庭，并令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宋案主谋犯赵秉钧到案受审。但被告方律师却借口现任本庭法官未奉大总统、司法总长任命，不符合《临时约法》的规定，没有开庭的资格，被告拒绝到庭。
这样一来，宋案的法律解决出现了“公判不成，律师抗告，法庭冰搁，政府抵制，不但事实不进行，连新闻都没有”的冷落局面，所谓法律解决，完全成了纸上谈兵。
一时，引起了大家的愤怒。5月间，上海发生了激进的中下级革命党人自发进攻上海制造局的事件。
这次事件是由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一些会党头目发动的。其中有共进会副会长、铁血监视团发起人张尧卿，广东绿林改进团领袖柳人环，上海工党成员、铁血监视团成员韩恢等人。他们还联络了上海籍的工党成员徐企文，利用徐熟悉上海情形的有利条件，出头组织。张尧卿、柳人环并分别以黄兴、陈其美的名义来组织队伍。他们联络了在沪退伍军人、无业游民和驻守上海制造局的下级军官。但陈其美、黄兴此时仍幻想能与袁世凯调和，为避免被袁抓住把柄，轻率地决定抛弃这批本可利用的激进革命党人。5月27日，陈其美、黄兴获悉张、柳等企图起事的消息后，一方面阻止制造局参与其事，一方面还派黄郛赴南京向江苏都督程德全报告，并用电话通知了制造局总理陈杳。程德全、陈杳得到确切情报后，立即作了周密的应变部署并派人打入起事者内部，充当内线。
结果5月29日晨，徐企文举旗进攻时，当即遭到有准备的还击，革命不战而败。徐企文被抓，押送北京审讯。后来袁世凯又企图借用审讯，栽赃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但徐企文可谓是骨气之人，在袁世凯爪牙的严刑拷打下，始终没有捏词栽诬，报复陈其美与黄兴。1913年9月8日，徐企文被袁世凯处死于北京。
这是一场悲剧，应该引起革命党的反思。
陈其美等国民党人希望不以武力，以妥协来缓和袁世凯的压力，以保存国民党现有的地盘和实力，事实上，这种委曲求全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必须拿起武器。这时，陈其美已改变态度，转向孙中山，成为革命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