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得的基础，是要有耐受力，要经得起磨练。人生好比一个战场，虽不见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但也绝不是温文尔雅，推杯换盏。磨练的代价是不小的，也不是每个人都受得的。否则，就不会有战场上的逃兵、敌后的叛徒和人生的意志不坚定分子了。今天的孩子无论如何都不会理解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长辈们所受的苦！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百废待兴，大家都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又遇自然灾害，以及“大跃进”和偿还“老毛子”的外债，天灾人祸，日子更难过。我上小学的时候，是60年代中期的事，一次去农村我姑姑家串亲，姑姑家吃的饭让我今生都无法忘记。那饭是用一种有些发了霉的我至今都叫不上名来的一种米掺了一种很难吃的豆子做的，无法下咽。姑姑见状，叫我表哥去高粱地打了一些乌米，蒸了给我吃。打乌米，在农村是不被提倡的，因为那样做，会对其他的庄稼造成损耗，乃至影响秋后的产量。姑姑之所以做了，是怕我挨饿。到了70年代，我上中学、大学，那会儿吃粗粮、穿打补丁的衣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记得很清楚，那会儿的人家，一年四季，不是都能够吃上三顿饭的。要根据节令、白天长短、劳动强度来改变。有的季节吃三顿饭，有的季节要吃两顿饭。挨饿的滋味不好受。我们家在矿区，妈妈曾说过，矿区的劳动强度大，吃的跟不上，活儿就干不动。上大学前，我赶上了上山下乡。谁都知道，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发出的号召。毛主席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赶上了，没有理由不去“大有作为”。乡下的生活是苦的。我们去的地方是丘陵地区。土地不太肥沃，山地多一些，加之那个时候不提倡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又不许经商，日子很紧巴。我们吃的主食，主要是高粱米和苞米面。煮茄子、土豆拌盐水是夏天的主要菜品；秋冬便以大萝卜和白菜为主。能吃饱已很知足。一个工作日，是从天亮日出到日落天擦黑计算的，上全工壮劳力工分10分，折合人民币两毛八分。我干过的活儿，有几样至今忘不了。
我们是在7月下的乡。7月里农活中有一项是收土豆。刚下乡，我们就被狠狠地考验了一回。那个时候种地很讲“科学”，为了所谓的通风透光、有利于庄稼生长，多数的农作物都搞间种、套种。土豆与玉米套种——两垄玉米之间，套种一垄土豆。到7月，土豆成熟了，玉米也到了扬花抽穗的时候。土豆是矮棵作物，玉米则不同，长得比人高，叶子也肥硕。收土豆需要在两根垄中间来回穿梭。东北的地片儿都很大，风一吹，青纱帐起伏，像海。垄也长，一个上午，都收不完一条垄。我们收土豆的方法是一男一女搭档，男生持镐，在前面把土豆刨出来，女生在后面背筐，把土豆捡拾进筐里，背到地头。说酷暑难耐，真的不假。闷热的天，走在地里，不说干活，站一会儿都难以忍受。汗水淋漓中，男人不知轻重就把衬衣、背心一类的衣服脱了。大太阳底下，男人们挥汗如雨，全然不顾如小刀般割人的玉米叶子，一会儿的工夫，我们的身上，已是一道道洇着血丝的小口子，汗杀着，那叫一个疼！
到了秋天，要割地收庄稼。那个时候，哪里有什么联合收割机啊，都是手工来做。收割高粱的时候，季节已是深秋。秋露已到来，天已转冷。天不亮，我们就下地。地头上我们排好队，每人10根垄，摸着黑，我们开镰。天真冷，秋霜遍地，草上、庄稼上亮着白色。片刻的工夫，便湿了我们的全身，我们不断地打着寒战。干这样的活儿，是要技术的。早下了乡的同学，弯身扎着马步，几镰下来，回身收拢割好的高粱，做好“腰儿”，嚓嚓几下就捆好了捆。而后继续往前推。干这活，镰刀要锋利。刀不快，割不动庄稼，你就遭罪。可刀快也是双刃剑，不熟练的人特容易割了手脚。腰还要有力，要有功夫，才能长久坚持。否则，走几步，割几下，就要歇一歇，那活儿就不知道何时能干完了。
起牛圈，也是一桩不好干的活儿。现在的农村时兴给庄稼上化肥，我们插队的时候，化肥很少，都是农家肥当家。到秋收结束，刚刚上冻的时候，就要起牲口圈了。准备好肥料，为了明春的春种。牛圈一般都露天。夏天的时候，牛圈里粪水横流，为了沤肥，这个时候就要不断地往圈里垫土、扔青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年初时的牛圈一般都是很深的，到了要起圈的时候，已经数次的沤粪行为，故已经比较浅了，离圈外的地面虽还有一点儿距离，但也开始接近。牛圈很味儿，一般这活都是男生来干。客观说，女生也干不动。起初的阶段，往圈外甩粪肥还好办，毕竟圈墙矮。随着层层的下挖，到后来必须采取分次外甩才能最终到圈外。深深的牛圈，人置身其间，味儿难闻不是什么事情。只是仰望无边的天宇，思虑前程的时候，心里不免发酸。
秋粮收好，净场后就要给国家交公粮了。这是一年中最后的活计了。一年的辛苦，换来一麻袋一麻袋金灿灿的玉米或者红彤彤的高粱，我们都高兴。但送公粮的活并不轻松，尤其是跟车的搬运工，装粮、卸车都是你的事，赶车的把式只是搭一搭手而已。200斤的麻袋，以我们的身体情况，真的吃不消，好在这样的活儿没几天，靠着硬努挺过来就是。有一次我跟车，不是一般的倒霉。送公粮最怕被粮站的质检员检出杂质多、不合格，我就偏偏赶上。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个空场地界，把车上的粮食卸下来，全部过一遍筛子，筛除杂质，再装好送进去。这个时候已是天寒地冻的冬天，手伸出去，一会儿的工夫，就麻木了。坚持着把事情做完，晚上回到知青点，一晚上睡不着。我们不懂，干扛麻包这类的活儿，是不能把自己的手指甲剪得太短的。手与麻包不断地接触摩擦，指甲若短，一会儿就磨到了指甲缝儿，再一会儿，指甲的前端便与指甲肉分离。分离的结果是，指缝间往外渗血。十指连心，能不疼吗？晚上躺在炕上，手指跳着疼，无法入睡。教训啊，人要懂得一些东西，不付出一定的代价是不可能的。
插队时候，让我最最难忘的事情，还是看青。所谓看青，就是到了秋天，庄稼就要成熟了，鉴于老百姓家养的一些猪、鸡等小动物祸害庄稼，还有个别人偷庄稼这样一些情况，村里每年都要安排年轻人看护庄稼，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看青。看青的活儿在所有的农活中，是轻松的。但也考验人。因为看青不止是白天，晚上乃至夜半都要在远离村子的外面活动。月黑风高天，山野里阴森恐怖。我天生胆小，一个人出没在漫无边际的青纱帐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一只突然出现的家猪，一个突然冒出的人，甚至于一只突然窜出来的黄鼠狼，都会让你毛发倒竖、浑身出汗，心里扑腾。清楚地记得，为了壮胆，我让家人给我做了一支铁头的红缨枪，还求人给我搞到了两颗鸡蛋大的钢球。我提着枪，衣兜里装着两颗钢球，去巡山。有了这一个秋天看青的历练，以后的我，便不再那么胆子小了。
有一种受得，是一种精神上的压抑，比之吃不饱饭挨饿、身子单薄干活还难以承受，不知要给人印象深刻多少倍。“文革”的时候，爸爸、外公都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批斗，由此，株连全家。那一年学校评五好学生，本来有我，负责地说，在我们学校，我是好学生。此前，也年年没有被落下过。但在全校几千人的大会上，宣布的名单中，却没了我。周围同学都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我。我很像一只受了伤的小动物，很无助。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也许是虚荣心的缘故，我把那份荣誉看得太重。当然，受的伤害足够大。说心里话，如果没有那一次的洗礼，可能不会有我日后对于一些荣誉的相对淡定。
受得不是自虐。只想受苦，那是有病。人要在受苦的过程中善于总结，总结哪些东西于自己有用，于人生有提高。要主动去积累生活的经验或者教训，这是一个意识和精神提升的过程。要学会在漫长的黑夜中，想到、看到朝阳初升后的景象的本领，要看到人生有美好的未来。勾践受得，卧薪尝胆的勾践，采用文种“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国策，励精图治，遂有越国的复兴。
苦中作乐，其前提虽然算不得什么好事情，但其乐观精神还是应该提倡。物质和精神，不好说谁重要、谁不重要。没有物质，精神何存？但倘若只讲求物质，没了精神，这日子过得还有意思吗？以此观之，吃苦和享受，各有各的意义。一味吃苦，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但一味追求享受，则更会让我们失去生活的目标。
我们不是功利之徒，也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不一定有多么远大的目标，但也要有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精神层面的升华，对于人来说，远比物质生活来得重要。否则，我们受的苦，真就是白受了。
2011年8月4日
与人交往，听到的好话太多了。也正常，说好话，不花钱，没有什么付出，还能让听者受用，总比说不好听的，要好得多。我们这个社会流行“多个朋友多条路”的说法和做法。表面上看，这样的提倡没什么问题，但什么事情都怕在正确的方向上再迈一步，于是，没有问题，就变成了有问题。由于理解上出了问题，为了所谓的“多个朋友”，就有了尽量去说好话，不得罪人，无原则的情况。无原则的结果，是把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搞得庸俗。于是，社会风气向歌功颂德、阿谀奉迎转向。再也听不到同事之间的真心话，“良药苦口利于病”成为幻想。即便尚有一二耿介之士，还可以做到直言，通常也会被视为“另类”。我们的社会病得不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虚，由于真的东西被扼杀，人人设防、彼此互不信任，便成为社会的流行性病症。这种情况不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要求和人类高尚的道德情操将很难实现。
说好话人们确实爱听。人有爱虚荣之本性，说好话正满足了一些人的虚荣心的需要。所不同的是，有的人在听了好话后，能自知、自省。《战国策·齐策》中《邹忌讽齐王纳谏》这样记述：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吾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从此段文字的表述分析，邹忌的妻、妾、客，都有说好话的本事，但却都不顾客观事实，原因在于一个“私”字，“私”“畏”“有求”，入木三分。难得邹忌能够从“甜言蜜语”中走出来，清醒地看到了背后隐藏着的问题。而且举一反三，引申出国家君王政治之弊，谏于齐威王。
人们都习惯了说好话和听好话。有一种说好话的人，你可以不在意，因为他说好话，只是习惯了而已。他不会去害人，他只想不让听话的人不舒服罢了。除了这种人之外，其他说好话的人，你就要注意一些了，别被忽悠晕了，别飘飘然，别找不着北。一般而言，说好话的人脸皮都厚。什么肉麻的话都能从这些人的嘴里说得出来。听的人凡有点良知，无论听得多么不自在，甚至于浑身都起鸡皮疙瘩，反观说的人，还在从容不迫、滔滔不绝。
说好话，从主动和被动关系考量，如果是长辈、师长、领导从鼓励和教育的目的出发，这样的好话有意义。晚辈、学生、员工听了这样的好话，会受益。但即便如此，也要防止走极端，鼓励和教育，需要好话，什么你最棒、你最好等；还要掌握度，不能一味赞美，有原则的批评，某种意义上更重要。知道什么是好，什么该做，是对的。但知道什么是不好，什么不能做，同等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