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引进版权，业内的同行都很重视。2011年，海豚出版社引进了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幼童文库，该文库是中国第一套经典原创儿童绘本。计200种，内容包括故事类、社会类和自然类，是以低幼小读者为对象的。整套图书文字有趣易懂，以图画为主，共计3500余幅手绘插图和封面画。是在王云五的领导下，商务印书馆1934年起推出。2011年，商务印书馆（台湾）独家授权。海豚出版社出版时，对《幼童文库》整理再版，首次出版10册，以原书的4册合订为1册，共集原书40册。图书出版后，反响很好。最近他们又推出一套民国22—25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文学读本》，共8册。从微博上看，绘本的插图十分漂亮。新浪微博上说：“全书之精美，今天读来，仍然让人赞叹不已。”相信市场的前景不会差。好东西，一眼就会让人喜欢。中青社在版权引进方面，应该说，以时间论是走在前面的。我们算得上是开先河的人。我们确实也引进了一些好的作品，比如销售业绩明显的插图本《城南旧事》《毛泽东传》《没有任何借口》等。总的看，我们在版权引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们在引进方面的教训更值得总结。我们要反思，我们是最早下手的人，为什么现在落了后？我们的引进在多大的层面，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我们为什么没有形成特色？我们有多少随机性？我们有无整体性的规划？我们的引进机制是否存在问题？我们引进的图书品种中，盲目性有多大？我们的引进在多大的层面上支持了我们的出版事业的发展？这些问题回答清楚了，会对未来的引进工作有质的提升。
说到资源，出版社版权的维护非常重要。我们有责任、有义务看好我们的家。一个出版社要有家底。有家底，才好在圈内混。我们不一定去学那种鸡鸣狗盗的行为，把别人家还在版权期内的作品，利用作者或其后人的逐利本性，以一种见不得人的非法手段，进行资源的强盗式的攫取。但我们要管好我们的资源，管好我们的家底，总是可以做到。我们不能碍于情面、不能因为一些所谓的原因，便廉价地出让我们的资源，出卖我们的家底。其实，即便是不很廉价，我们也不要干这样的事情。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你就可以试出你该不该做这样的事！你用同样的条件去要求那个跟你要资源的人，你看一看他干吗？这些年，我们又从谁的手里获取过这样的资源！我们不是不想做，是人家对资源有着和我们不一样的认识。人家把资源看作生命；我们把资源看作什么？不好说重，至少没有人家那样重视。资源的独有性，我们不重视，于是乎，市场上多了许多版本。我们获得的那点可怜的租型费，被抢跑的市场份额轻易地就冲抵掉了。最关键的是给了人家进一步抢夺资源的机会。人家拿着新出的版本，很容易就可以获得作者或者有授权资格的人的信任。如此，你的维护版权的工作，力度是否会加大，成本是否会加大？聪明人不要做糊涂事。当然，今天的社会，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我们要交朋友，我们也会有与别人这样或那样的合作。即便如此，我们也要慎重对待我们的资源。比如说，合作了，我们同意租型。但我们是否要加上一些附加条件。我们可以按照对方的要数，由我们来组织生产，保证一次合作投放市场的量可控；我们也可以在版本和书装上有要求，除非不得已不允许对方出新的版本；我们还可以租型的时候，对其提出单本书不得定价单独销售的要求；……维护版权的办法是很多的，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对待资源的态度。在资源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大方。有的时候，甚至不惜动用法律的手段。人家早就对我们不客气了，我们还干吗装谦谦君子！我们并没有多少资源，那一点儿家底，经不起我们挥霍。某种程度上，大方与出卖是同义词。如果有这样的认识，我们的版权工作会好一些。
作为资源，还有一点需要关注，即公版图书。公版图书，是指那些已经进入公共领域、没有了版权的图书。在此方面，我们的关注度似乎不够。记得早年间，华夏出版社曾经有过大手笔，出版了一套百部中国古代长篇名著。在这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的也不错，诸如中国古代四大经典名著，以及其他一些古代典籍，时间上与现在靠近的《鲁迅全集》等。中华书局也在此方面做得较好。后起的在公版领域出版最多的还是民营的一些公司，吸引他们的最主要的是公版无稿费，做书成本小，利大。
总之，我们在资源问题上，挖空了心思去做，没什么不好。因为，只有你占有的资源多，且充分发挥了资源的作用，你的发展才有可能。反之，你不会有好日子过！
我出生的年代，是新中国历史上生活最困难的时期。国家资源紧缺，又加上天灾人祸，粮食供应不足。城里人要按定量供给。成人多一些，每人每月30斤左右，未成年人配给少，按年龄从10来斤到20来斤不等。食用油每人每月3两。粮食的种类构成，也是五花八门，得凑合就凑合。白面、大米月供每人各一斤，其他全由粗粮凑足。有高粱米、玉米面、黑面、荞麦面、地瓜面……其他方面的生活必需品，也是配给。那时国家发的各种票很多，有布票、肉票、糖票、粉票、火柴票、全国粮票、地方粮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的初期。
生活的艰难，使人们学会了很多应急的解决办法。秋天里，人们到秋收过的庄稼地里去捡人家漏掉的土粮食；春天的时候，四处寻找一些可以开荒的田头地垴，松松土、打上垄，弄上一些农家肥，播上种子，雨水若好，秋天里收一点儿粮食，贴补家用。冬天，是最难熬的日子。柴火不够了，要去冰冻的田地里刨茬管。秋天收割后的玉米、高粱地里，秫秸有一小段露于地表。由于地冻，土层下面的部分是刨不下来的，所以，只能用镐敲下露出地表的部分，再收集起来，带回家里烧火做饭。天冷，去一趟，等到把茬管带回来，人差不多要冻僵了。
那时，我虽小，大人往往也不愿让孩子过早地体验生之艰难，但耳濡目染，记忆是深刻的，故也会尽可能地帮助家里做些事情，减轻大人们的负担。也去开荒、也去拣庄稼，也去打茬管……那个时候，最盼过年。每逢过年，无论多艰难，大人们都会给孩子们几个压岁钱，可以买很少的一点鞭炮，吃到一点儿平时吃不到的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不是什么东西的好东西，有的时候，大人也许会给你做一件新衣服，那一刻，你的心里会洋溢出无限的温暖。脆脆的鞭炮炸响，你对生活生出的是无限的遐思。
前不久，看到一篇报导，说的是伊核危机中，各国在西方制裁伊朗的背景下，印度居然不顾西方的反对和制裁，超乎以往地加大从伊朗的石油进口份额，一跃成为全球从伊进口石油的最大进口国。这样做的一个前提，是印度离不开伊朗的石油。资源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它甚至可以左右一个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有句话说，在国际事务中，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只是利益。好好品一品，这话很深刻。再看看印度的做法，很值得我们深思。
出版社要发展，资源的问题要解决。有一个问题，我们还一直没有涉猎，就是资源的开拓问题。我们维护现有的版权，并尽可能地发挥它们的作用，这是必须做的，毋庸置疑。但在资源的问题上，还要有积极开拓的态度。我们要加大原创的力度，要让新的出版资源进来，我们也可以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加大版权引进的力度，让域外的资源进来。老的旧有的资源，与新的进来的资源，实现良性互动，好比一条大河，丰沛的水资源不断地补充进来，那河能不浩浩荡荡吗？如此，我们的出版事业，你想不发展都不可能。
钟馗，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神。本文取这样一个题目，并不是想说钟馗这个神，以及他种种打鬼、被人们爱戴的事迹。我们只是想借助这个形象名字，更好地诠释我们如何来通过借助社会的资源、力量，来发展我们的出版事业。
方今天下，人们生活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地球村里，人们整日里忙忙碌碌，谁都在设计着自己，以便自己活得比别人好些。那叫价值的自我实现。这无可厚非。但你要实现自我价值，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借助必需的诸如人脉、资源、资本等因素，你恐怕做不到。所以，“为了打鬼”，必需“借助钟馗”。
我上小学的时候，甚至于初中的早期，学校里有一种做法，挺有意思的，于今想来，不过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意思。那个时候，学校的管理很差，“文革”期间，全国一样。班级里秩序很乱，调皮捣蛋的学生多，有时正常上课都难以做到。不得已的，老师便出招，让几个班上最调皮捣蛋的学生做班干部。这样做的用意最清楚不过了，一则可以满足几个孩子的虚荣心，管住自己；二则“以夷制夷”，管住别的调皮捣蛋的孩子。学校里还盛行一种做法，男生女生间隔排座，尽量避免男生在一起上课捣乱。
我们不去更多地讨论这些做法中有无不妥当的地方，仅就客观效果而言，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三国火烧赤壁，是典型的“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案例。你想吧，曹操百万大军，浩浩荡荡，大举南下。刘备不借助孙吴的势力，只凭自己一己之力，无论如何抵挡不住强大的曹魏。故才有外派诸葛亮到孙吴，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遂大胜魏军。从此，奠定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基业。
借力、借势，古人、今人都懂，且运用起来得心应手，我们总不能于此无动于衷吧！
做出版工作，其实跟方方面面的行业和方方面面的人有联系。有的时候，联系还十分的紧密。它甚至于会成为你能否做好事业的重要性因素。因此，我们提倡聪明地做事，聪明地借助“钟馗”。这样，我们的事业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010年4月的一天，我读《参考消息》，副刊第480期上载一篇文章，篇幅不小，占了整整一版。题目是《那些书，影响了美国总统》。文章开篇即转引美国《华盛顿邮报》4月18日所刊发的特维·特洛伊的文章，该文强调说明：对奥巴马及过去历届总统来说，他们阅读的书籍影响着其政策与观念。文中挑选有代表性的几任美国总统，概要地介绍了他们所爱读的书，对他们有重要影响的书。文章的小标题醒目地提示：杜鲁门：爱读历史和传记，他喜爱《圣经》和《伟大男人和著名女人》；肯尼迪：一篇书评引发重大决策。用13000字的书评推介的那本书就是《另一个美国》，该书记载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贫困现象；尼克松：托尔斯泰迷；里根：推崇保守派的作品。对他影响比较大的作品，有密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乔治·吉尔德的《富裕与贫穷》；克林顿：博览群书涉猎广泛。比如，他喜欢的作家有马亚·安杰卢、拉尔夫·埃利森和泰勒·布兰奇。他读过的《怀疑的文化》《巴尔干幽灵》，对他都有不小的政策性的影响；布什：偏爱说明性的书。比如纳坦·夏兰斯基的《民主论》、埃利奥特·科恩的《最高命令》；奥巴马：看中书籍对舆论影响力。他读过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描写林肯内阁的《对手团队》。他还读过乔纳森·奥尔特的《决定性瞬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百天与希望的胜利》和琼·爱德华·史密斯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看过这篇文章，我思考很多。从华盛顿到奥巴马，历届美国总统，到现在加起来44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呢？不用说，假若我们丢开意识形态的观点去评价他们，无疑，这是一个精英的团队。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美国以至世界的走向。那么，是什么样的书影响了他们呢？这些书的魅力在哪里？对于今天的我们又会有哪些启发的意义？我们国内曾引进过大量世界名著，也有过“汉译世界名著”这样的图书工程，但我们可否尝试做一套以“美国总统喜欢读的书”为丛书名字的图书呢？这样，针对性是否更强？我以为是可以的。这样的图书选题，用不着做什么调研工作，只要抓紧操盘就是。随后，我们就安排了得力的编辑，进行全方位的出书安排。目前，我们已有《另一个美国》出版，后续还会有诸如《怀疑的文化》《大洋公园的皇帝》等将陆续面世。这个工程我们是会做下去的。
同是媒体，但兄弟媒体的工作，不仅启发了我们，也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有可能建设性地开展我们的工作。
借助央视的资源，发展我们的出版事业，也是一条捷径。过去，出版社出版过崔永元的《揭秘》，也有过影视互动的作品。最近几年，我们与央视的“探索·发现”栏目合作，出版了《考古中国》和《秘境追踪》两个系列的图书。央视的制作水平，保证了我们图书的质量。图书出版以来，社会影响一直不错。央视的“百家讲坛”，是央视的品牌栏目。2010年，我们完成了与央视合作出版《钱文忠解读〈弟子规〉》的项目。说到该书的出版，我不想多说与央视的合作多么成功，我更想说的是，作为新崛起的民营公司，在此合作项目中起到的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出版社的未来发展中，对于民营公司，出版社要给予应有的关注。这也是我们借力、借势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