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族子弟宜安分守业，耕读为本，工商次之，绝不可为倡优隶卒，房长不时访察，遇有不孝之徒甘为下贱，传祠警戒，不悛终身不准入祠与祭，其子孙不准违例捐考。
一、持斋入会结盟，洋烟赌博私宰以及盗贼劫掠种种不法事，皆为国法所不容，族中子弟如有干犯，轻则传祠警戒，重则送官究办。
一、无业游民踪迹闪烁，大都为奸盗之薮，族中子弟有似此者，房长宜随时访查实迹，传祠警戒，不悛禀官惩治。
一、族结与团结相辅团结屏不得入联者，族中为查明，情节轻重分别戒饬，轻者令其取保入联册，重则随同禀究，不得庇纵。
一、讼则终凶，凡族中有不平事，必先报鸣房长，入祠讲明道理，解释争端。若遇外侮，亦当知会本祠，或息或和以不讼为尚。
一、族众贤愚不等，不无矫强不变之人，小惩大戒，小人之福属在房族谊乌可已。兹择族中强干鲠直四人，以司传唤朴责解送之用。
一、族中或畏宗祠严肃，藉从戎边境，行商他省，遁迹为非，皆家教所不及，其父兄房长，宜预禀明存案，俟其归家，送官究办。
凡触犯了族规，违背了谱诫条例者，都要受到家法的惩处。旧时，遇到这类事，族长常端坐于宗祠中堂的正中，身边站立着各房长辈，态度十分威严，犯事者则老实地跪在中堂台的阶石碑（俗称杠石）上，听候发落。这块石碑是专为族中违规之人向列祖列宗下跪认罪安置的。在春、秋祭祀活动中，无论祠堂人数再多，也不会有人愿意跪在这块石碑上。其惩处办法，依照犯者的情节而定，除跪阶石、受鞭笞之外，有的还用特制的圆滚石压双腿。情节特别恶劣的，黜族逐村。
家会 。宋代以来，吉安以耕读为本的主流思想，对一般读书人影响极大，读书人在维护家族利益，推动宗族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万历年间，安福儒生刘孔当就经常聚合族众，举行家会，决议族事。这种家会，明代时期，吉安民间比较普遍。而刘孔当的会议被记录在他的《刘喜闻先生集》卷一二《家会引》中。刘氏家族的家会固定每月中旬举行一次，由族中各支派轮流负责。集会地一般在各支派的房祠举行，哪个支房轮值，就在哪个房祠开会。
家会的主要目的在于引导族众学习儒家思想中为人处事的道理，如何做人，如何行善，如何理解族谱中的祖训家规等。比如刘孔当家族的家约俗演有十个条目，其中对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进行批评，说：“今人往往父母存日，一杯酒一片肉不肯把与父母吃，但要自家做家火；及至父母百年之后，请起和尚道士来家做道场追荐，打过铙钹，烧过香烛，以此为报本。不知如此报本，倒不如当初好生供养，岂不是父母实实落落受用的。”
明朝时期，理学家们，广泛一点地说读书的人，很看重家族的发展，尤其是伦理道德观念方面，他们积极地为维护家族利益而进行理论探讨和亲身实践。明代嘉靖年间，永丰人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曾参加郡试，中秀才第一名。后来放弃科考，师从永新学者颜钧，滋生改造社会、造福百姓的抱负。他回到家乡，与家族父老弟子，建立萃和堂，也称聚和堂，聚结全族，撰写了《 聚和率教谕族俚语》、《聚和率养谕族俚语》、《聚和老老文》三文，从思想教化、物质生活要求上对族人提出遵守原则。何心隐还亲理一族之政，全族不分贫富贵贱、男女老少，丧葬嫁娶，统一操办。至于赋税徭役，则共同负担。全族人过起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的均贫富生活，何心隐称“大同生活”。在当时，对吉安的社会影响很大。清代之后，家会发扬光大，直至民国时期，虽不称家会，但各种形式的家族聚会议事屡见不鲜，而其本质仍属家会范畴。
第三节 乡规民约
乡规民约是我国历史上民间自发制定和执行的各种道德守则和公约。它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对于维护家族和社会公益利益起到过积极作用，《宋史·吕大防传》：“（吕氏）尝为乡约曰：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乡规民约或由一方士绅倡议，或由一乡宿儒发起，对某事某物加强管护。利人利己，如有违犯，按条约规定处罚，使之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约定。如今，仍作为一种风俗习惯，为各地百姓所传承。我国宪法把制定、执行乡规民约作为社会治理和建设的措施之一。从民俗角度看，这是一种建立在公民道德基础上的民俗习惯，有利于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纯正乡风民俗，教化民众自律。
禁约。禁约是村里保护生产、生态，维护集体和各户利益的一种有效措施。由村民民主推举约长，负责监督执行。商订的禁约条文，张贴在祠堂大门口或村中要道上；还派专人时时敲锣提醒。凡乱砍伐森林，任意放养鸡鸭猪牛，危害禾苗蔬菜，在库塘中偷鱼、药鱼，在村中小偷小摸，不讲公共卫生，污染环境等等不良行为，一经发现，都按约定条文予以处罚。有的罚款，有的罚物，有的罚修缮公共场所、修桥、补路等。
旧时禾苗封行时，除由官方、宗祠颁发禁约外，还以垄面为单位凑谷，由大家凑份，选聘一人专事执禁。执禁人肩扛铁锹，沿田垅巡视，凡凑了谷的农家都受益。除此外，油茶采摘，竹木砍伐均有禁约。
执禁人挎鸟铳，别柴刀，巡逡在村中林间田垅上。安福钱山乡至今仍有专职禁约的人，手提铜锣，边敲边唱：“各家各户听清锣，村里开始要禁约。红花油菜及时种，蚕豆碗豆大胆作。哪家猪牛下了田，一次要罚五元钱。”这种禁约有的还写进族谱，以族规的方式固定下来，如清嘉庆十四年（1809）《濠溪万氏族谱》规定：“族内所属风龙树木，禁止砍伐。如违，凭族房长绅士，轻则入祠责罚，重则革除。”
在封建社会，革除族籍是严厉的处分，有的还送官司究治。嘉庆二十二年丁丑（1817年）三月二十日，安福知县成启恩（山东邹平人）向县民告示：“为骈请示禁采樵永沐培植事。据东乡六十一都越山村举人王敬连、生员王敬操，上湖村副贡刘灏、增生刘汝祥，田心村廪生刘应达、生员刘应道、生员刘学淑、生员刘学洙、生员刘学清，拔贡刘学海、蠡湖西江村职员周思勤，越溪村童生彭存朴，五姓人等禀称：举人五姓比邻，数朝绵衍，互为戚友，世业诗书。原建禅林，名以福圣，并为书院，号曰聚奎。守周官之条规，月吉读法；仿荣绪之礼敬，庚子陈经。文星分光，令旦呈表示以庆寿；元旦献颂，父老扶杖而呼嵩。崇祀先贤，陶育后进。于今为烈，振古如斯。法华株林写经，挥采鸾之笔；金鱼玉带琢句，留云龙之诗。涌五人之源泉古井，三角分左右以华实。罗汉双株，是皆仙踪，县载邑乘，故寺又名神仙也。佛道绵延，与长庚以并焕；慈光辉映，俨大乙其降临。五姓簪缨，群聚鼓箧。攀丹桂，薾青云，联袂而起，屈指不胜。缅祖若宗，醵金之缔造维苦；由今溯昔，历阶而堂构聿新。瞻乔木于有唐，庇荫何远；慨小草之无识，斧削时加。特匍匐以摅情，乞申明府之令，恳签抻而箝印，用贴梵宫之门。丛林千秋，儒释两戴，等情到县。据此，除禀批外，合行给示严禁。为此，示仰该地居民人等知悉，尔等务宜各安生业，毋许在于福圣古寺山内窃砍栾林树木。倘敢仍蹈前辙，许五姓绅士人等查实，指名赴县，县禀以凭究惩。各宣凛遵，毋违，特示。”
封山育林。旧时，不论建房还是建宗祠庙宇，都先要请风水先生用罗盘察山择址，讲究依山傍水，合“龙脉”走向。这所傍之山，就叫“后龙山”。后龙山除要选择绵延不断的山脉（昭示世代流长）外，还要树木葱茏，俗称“山有林犹龙有鳞”，有林方能聚气，子孙繁衍，家业兴旺。因此，封禁育林、植树绿化就成了保护后龙山不成文的规矩。所以，有的从建造甚至立基之前就有意识地开始种树绿化和禁封育林。
风水先生把来分水的地方叫“水头”，出风水的地方叫“水口”。“水头”地形要宽大，风水来源广，“水口”要窄小，风水才留存得住。一般把村庄、房屋出路窄口看做“水口”。水口多有溪河，为“锁住分水”，村民会在此栽上成片树木。水口林多栽常绿树，如樟、柏、木荷、楠等。为方便行人休息，在水口林常建筑凉亭，有的也建寺庵。青原区渼陂梁家村的水口被呼之铜锅。东为富水河，西有岭，沿河岸为通往吉安的要道。梁氏在此处建地藏阁、铜锅庵，林木繁茂。虽然地界处多村落交邻，几百年来，风水地的林木保存完整。
吉安各地的水口林实行封禁，任何人不得入内砍伐。经过长期的种树和封禁育林，大多数的村落其茂密的水口林和溪流、房屋、凉亭融为一体。遂川大坑兰蓬村的水口林达二三十亩，楠、柏、樟等树葱郁茂盛。遂川新江石坑的水口林经过300余年来的绿化、封山管护，有约50亩95%的楠木，四季常青，生机盎然。为祈求神灵保佑一方平安和保护水口林，在水口处多设社坛神位，这也是不让人乱砍伐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