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铜墙铁壁背后的思科
作为全球第二大通信设备供应商的华为始终打不进美国这个大市场，即使耗费了十年的时间，美国在任正非面前依然是坚硬如铁，这大概是任正非所遇到的最难啃的一块骨头了。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美国方面反对华为和任正非的人确实不在少数，就连刚刚从中国离任的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都曾极力向国会游说，要求抵制华为进入美国市场。
美国，尤其是美国的政界，缘何会如此为难华为？其实，与其说是为难，不如说是恐惧，更何况每一位美国政客的身后还都有着美国企业的影子。
作为中国首批国际化大公司之一，华为只不过被当作发泄愤怒的出气筒。由于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以及对网络安全和窃取知识产权等问题的忧虑，华为成了名副其实的替罪羊。随着经济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焦虑情绪的蔓延，美国人的担忧日益加剧。政客们认为，愈加强硬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而华为则是中国的代言人，因此打击华为可以为自己轻松加分。而另外一个原因，是根深蒂固的保护主义在作祟，一些公司担心华为的进入会压缩他们的利润，正如华为进入欧洲市场时的情形。
任正非的军人经历在很多地方曾经给华为带来益处，其军人作风也让华为受益匪浅，不过，在进军美国市场时，这却成了任正非的“痛脚”。美国人据此认为华为是有军方背景的企业，所以他们完全有理由以安全的名义将华为挡在美国的大门外。
为了改变美国各方的这一认识，任正非不惜花重金去游说各方，期望他们能用一个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他本人，看待华为。
据悉，从2005年到2011年，华为为了美国市场花在游说方面的费用分别从24万美元、40万美元、35万美元直至42.5万美元。而到了2012年，美国发出了那一纸不信任华为的安全报告书之后，华为的游说费用更是激增，涨至了82万美元。
为此，任正非聘请了包括APCO Worldwide、Walter Group、Strategic Public Affairs、Strategic Federal Affairs、Canyon Snow Counsulting和Doyce Boesch在内的6家游说公司，共18名游说人去为华为当说客。
在这个游说团里，APCO的游说团队成员国际政策总监Barry Schumacher曾为佛罗里达州州长Bob Graham处理贸易政策相关事务，华盛顿州前国会议员Don Bonker以及参议员Richard Durbin的前研究助理Brian McLaughlin等人都在这个游说团中，阵容不可谓不强大。
不过，这一次，阻击华为的势力中露出了老对手思科的身影。CRP（美国尽责政治中心）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9月17日，2012年思科在电脑/网络行业花费的总游说金额为121万美元，有7家机构、35名游说人为思科提供游说服务。其中，思科针对电子通信议题的游说项目有9件，比华为还多出了一件。而在此之前的2011年，思科在游说上的花费就已经达到了280万美元！彼时，思科和华为刚刚经历了一场官司，突然花费巨资到美国进行游说，其用意如司马昭之心也！
华为巨额的游说费用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效果显然极其有限，而思科花费如此巨大的游说费用在它原本就已经很成熟的市场上，除了进一步推售自己的产品之外，有没有真的给任正非和华为使绊子，人们有任何想象似乎都不为过。
4.经贸，还是政治游戏？
美国那份调查报告出台的时机很玄妙，恰逢美国大选冲刺的关键时期，这是美国政党历来惯用的大选伎俩，以中国为跳板，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绝不仅仅是唯一的原因，更多原因还在于，像华为这样的中国企业崛起太快，美国感到害怕了，他们又用了惯常的贸易保护主义，企图阻挡华为前进的脚步。
华为北美分公司负责外部事务的副总裁威廉·普卢默对此就明确指出，“对华为的指控是一种政治干预，这是很危险的。”而美国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要阻碍竞争，阻碍来自中国的企业进入美国市场。
普卢默表示，仅仅2011年，华为同美国公司的采购额就达到了66亿美元，那意味着数万个工作机会，所以他认为那所谓的报告是在拿美国的工作机会开玩笑，是在拿数亿美元的海外投资开玩笑，是拿数十亿美国公司采购额开玩笑，美国在破坏竞争，也破坏创新。
事件之后，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代表中方发表了言论，表示该调查报告仅凭主观猜忌和不实依据，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端指控，排斥中国企业在美开展正常经营和参与正当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
沈丹阳在谈话中提出，希望美国会摒弃歧视中国企业的做法，秉承开放、合作的原则，切实为两国企业开展贸易投资活动创造公正、平等的市场环境，促进中美双边经贸合作顺利发展。事实上，美一贯倡导的自由市场规则，这种行为与他们一贯奉行的原则貌似也不太相符。
追根究底，美国是害怕了。
华为的发展速度太快，其产品和服务已经遍及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于全球1/3人口，在移动宽带市场连续5年位居全球第一。而多年垄断全球技术和市场高地的老牌通信巨头——思科，在与华为的竞争中开始节节败退，未来前景堪忧。因此，越来越多的观察人士都认为，美国其实是借着安全的名义在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保护思科等美国本土企业的经济利益。
诚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所认为的那样，如果说华为等中国公司对西方国家有什么威胁的话，那真正的威胁不是别的，正是华为在同西方本土企业竞争时已经开始在创新方面领先。也就是说，给华为等企业歧视性待遇，安全威胁不过是借口，其关键依然还是背后的经济利益。
表面上看，华为的美国之行遭拒似乎是因为赶上了美国经济低迷，同时又逢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最终让华为成了牺牲品。但深究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企业有了严重的胆怯与猜忌。正是在这种猜忌之下，即便非常国际化的IT通信等领域出现了强势的中国企业，也就自然地频频被以安全为由拒之门外，成为赤祼祼的贸易保护措施的又一个牺牲品。
而与西方一些所谓市场经济国家相反，外来的跨国公司在华从一开始就享受着超国民待遇，甚至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也都畅通无阻。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西方世界一直鼓吹着“中国威胁论”，而看似与军方有着紧密联系的华为，自然成为“中国威胁论”的承载者。西方社会与媒体通过“军事威胁论”“环境威胁论”“能源威胁论”“技术威胁论”等不断造势，一步步组建出了一个看似丰满的“中国威胁论”话语体系，力图通过种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这才是他们的政治动机。
如此不难看出，一手是“自由贸易”和“普世价值”的旗帜，一手紧握着西方本位主义不放，美国政客把从自己国家了解的种族政治知识投射到中国，正在试图阻止着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进军美国的步伐。
但是，潮流浩荡，并不是某些人想阻止就能阻止了的。华为的崛起并不会因为美国的阻止就放缓，任正非进军美国市场的决心也不会因为这些阻止就放弃，即使过程会更艰难、更漫长，有着闯王个性的任正非前进的方向自然不会改变。
三、我们需要整个世界
美国的“国家安全”真的就如此脆弱？防卫能力真的就如此不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长期在世界上称霸惯了的山姆大叔基本是眼高于顶的，如此明显示弱的行为实在与他们的一惯行为不相符，为什么呢？
“土狼”出身的华为在任正非的带领下，早已实现了华丽转身，美国这只“老鹰”怕被啄了眼，干脆拒敌于千里之外。不过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切反动派都不过是纸老虎。而又有人说，越是拒绝的越是无法拒绝。更何况，任正非率领下的华为要的就是整个世界。
1.任闯王的战斗檄文
从1997年年底到美国参观后，任正非就一直在考虑华为和美国企业之间的差距，决定进军美国市场的想法也从那个时候就已经落地生根。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任正非是军人出身，这兵法上的常识他自然烂熟于胸。所以，在进军美国之前，他首先考虑的是要向美国学习些什么。
美国既是任正非决定进军的市场高地，同时又是作战对手，因此，任正非对其重视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
为此，他写下了长达数千字的文章《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全文见附录），算是他出征前的战斗檄文。
那一趟美国之行，让任正非受益匪浅，他更是被美国领先于世界的信息产业触动——华为在起跑线上确实已经晚了。同时，通过那些世界企业巨头的成长经历，他更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企业的成功之路都不会那么平坦顺畅。于是，任正非在自己的檄文中感叹道：
IBM是昔日信息世界的巨无霸，却让一些小公司作弄得几乎无法生存，以至1992年差点解体。为了解除困境，励精图志，IBM重新走上改革之路，同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曾经受联合国工作人员致敬的王安公司，从年销售35亿美元，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创立个人电脑的苹果公司，几经风雨飘摇，我们还能否吃到下世纪的苹果？……再这么发展下去，发展中国家还有多少人敢进入信息产业？
连IBM、苹果这样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有如此踉跄的时候，任正非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美国之行会很轻松。正因为美国企业已经经历了这些，想要在它们之间去分一杯羹才会更加不容易。
不过，这些经验恰恰是任正非需要学习的地方，他对比着美国和中国的不同之处，希望将美国企业的成功复制到华为身上来。为此，他总结了多条美国企业成功的经验，并将每一条有用的经验都运用到华为。任正非心里清楚，只有华为足够强大了，才能最终踏进美国的市场，向美国人学习不是为了跟在美国的屁股后边跑，而是为了超越。这一点，任正非从一开始就很确定。
所以，任正非会不顾一切地注重研发，当企业挣钱之后，他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推进研发。
如同他自己所说：“华为1998年的研发经费将超过8亿人民币，并正在开始搞战略预研与起步进行基础研究，由于不懂，也造成了内部的混乱，因此，这次访美我们重在学习管理。学习一个小公司向规模化转变，是怎么走出混沌的。要真正培养一批人，需要数十年理论与基础的探索，至少在心理素质上就关山重重，任重道远。还不知有无人愿意在这如火如荼的时代甘坐十年冷板凳，并且要冒一生心血不成功的懊悔。即使成功不为人们理解，除内心痛苦之外，还有可能在大裁员时，也像IBM把发明光变相法的利文森错裁了一样，使IBM失去了在高精细芯片加工的技术领先与垄断地位。”
任正非希望通过借鉴美国企业的经验，让华为的路走得更为平坦一些，因为华为的路走得太快。任正非显然懂得，步子迈得太大不小心就会跌倒，在一个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一旦跌倒，可能就再也没有爬起来的机会了。
而且，任正非通过比较之后发现，尽管华为的发展步伐已经很快了，但与美国那些和华为同时起步的企业比较起来，华为的发展速度根本称不上快速，在同样的时间内，那些著名的美国企业发展规模差不多是华为的3～5倍。
有对比才会分出高下，不会让自己在埋头苦干的过程中夜郎自大，才会去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扬长避短，让企业走得更为迅速，更为稳健。
任正非相信，有了危机感的华为会成长得更好，会抓住时代的机遇，一举成功。在他看来，“10年之内，通信产业及网络技术一定会有一场革命，这已被华为的高层领导认识，在这场革命到来的时候，华为抓不住牛的缰绳，也要抓住牛的尾巴。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国际大公司。这场革命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只有在革命中，才会出现新的机遇。”
通过自己那篇8000余字的战斗檄文，任正非将自己在美国进行考察后的所观、所感细数了一遍，并对其中他最推崇的两家公司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他也将自己的华为有意或无意地放了进去，这似乎在暗示所有人，所谓IBM、所谓贝尔实验室什么的，既是华为要学习的对象，更是任正非想要战胜的对手。
在写下《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这些文字的时候，任正非或许已经想好了战斗的策略。只是，美国这个战场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他所付出的精力比想象的还要多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