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朝廷模式与家庭是相似的，并且治理国家正是以和睦的家庭为榜样的。这种模式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它和孔子一样，从古就有。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比英国家庭成员间亲密多了。英国家庭中的子女，成年以前被父母教导，成年后就会脱离父母的家庭，结婚并且组建自己的家庭。中国却不同。在中国，永远脱离家庭、不再被父母管制的只有嫁出去的女儿；儿子永远不能离开父母家，永远不能脱离父母管制。无论儿子是否娶妻生子，是否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哪怕已经白发苍苍，他们也都要在从前的家庭中生活，像童年时一样遵从父母的权威。对他们来说，随着时间流逝、年龄增长，老一辈权威会有松懈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
维系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除了情感外，还有一个就是契约。
这个被称作“责任”的契约有种神秘的、充满潜能的力量，它无法被看见也无法被触摸到，然而由它交织而成的网就连时光也无法割裂。
英国人大概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契约在中国人心中的意义：它被人们信服、拥护，没有形迹却笼罩着每一个家庭、社会的每一个环节。它的影响无处不在，就像一只有魔力的手杖，指点着官员的行为，也影响了政府的作为—如果没有外力影响政府的运作、改变政府的意志，政府或许就会做出非正义的决策。
在东方的整体观念中，家庭是一切的根基。在东方人看来，个人必须将自己的个性、意志融入在家庭或家族中—这种模式是被社会其他方面广泛接受的模式。在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要对其他成员负责：如果家庭成员中有人行为不端，那么作为家长的父亲要对其负责；反过来说，如果父母犯了错，那么儿子也是要被追究责任的。正是这种模式导致了中国历史上黑暗、惨痛场景的出现。如果哪位朝廷命官因越权被判刑，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满门抄斩—他自己要被处以最残酷的极刑，他父系和母系家族中的所有成员，无论男女老少也都会被无情地杀害—这场屠戮直到所有人都死去后才会停止。
而且，不只家庭中使用这种彼此负责的体制，事实是，这种体制贯穿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个国家，所有人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彼此负责。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个国家看作一架构造极其复杂的机器，机器内部那些旋转不休的轮盘，组成方式是最杂乱无章的。与此同时，亿万名普通百姓要彼此协调、彼此适应，以达到尽可能完美的状态。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完美，机器的运转才没有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或者出现闪失。
中国社会体制根植于这种观念，从古至今。社会中的所有人，无论高贵还是低贱，也都只是社会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罢了—存在目的不过是为了维持社会生活运转。
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职业和行当，这些职业全部归于各自的区域行会中。各个行会都有会长，会长的职责是处理突发事件，保护行会中的人。之所以出现这种体制，正是因为彼此负责的社会契约已经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人们对这种契约形式已经达成了共识。很明显，行会会长在中国各地都有。如果出现难以解决的事，他们是最能帮得上忙的人了。举个例子，如果你雇船到码头，等待被雇的船工躺在那里对你不恭敬的话，你可以去找码头会长，把你的意见告诉他。只要他认为你说得对，就会立刻让对你不恭敬的人给你下跪。那以后，哪怕你在他们身边停一千次也不会再出问题，我保证。
中国责任体系遍布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如果你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认真研究它的体制，这种责任体系一定会对你的思想造成冲击。
这种体系的特点肯定不是松散、不确定。它的结构是极其严密的，严密到你拿到了什么样的证据，关系到什么人的毁誉，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打击到谁，这些你全都能准确预料到。
中国社会自动分成了几个不同部分，这种自动分类正是为了适应中国无处不在的这种观念。各个部分都有会长，成员遇到困难时都可以找他，向他寻求保护。这么说吧，各个行业都有会长，会长尽全力维护行业利益，乃至每个成员的微小权益。镇中当铺会推选一个人为代表，这个人代表其他人，为成员们解决诉讼或者官吏欺压等问题。
中国所有的村子都有村长，所有的县、城镇、重要街道都有会长，就连一文钱都没有、衣服破破烂烂、名声极差的乞丐都有会长。会长的职责不仅是帮大家争取应得利益，他还要站在自己的同伴和压迫者之间，出面协调，以维护彼此的权益与地位。
同样，责任契约思想也笼罩着官场。这种思想在官员间比在普通百姓生活中更普及，更广为接受。中国官员都要对比自己级别高一层的官员负责，就这样一直负责到皇帝。
举个例子吧。中国官场中级别最低的官员是村长，在中国叫地保。
中国城镇被划成了很多村子，这些村子组成了郊区群落，地保就是村子的管理者。这些人没受过太高的教育，也没有太高的社会地位。很明显，他们的作用异常庞杂，职能也没有是非可言。他们要了解村中每一个人的情况，熟悉村民们的职业；知道他们白天晚上分别做什么，脑中想什么，个人收入从哪里来……他权力很多，但这些权力多数有违常理。比如，他可以不需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只用一句话就把那些没钱贿赂他又可能给社区惹麻烦的游民赶走；他还有权力不让不知来路也不知品行的人住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
地保的职责之一是，他要向自己的上级官员报告自己村中发生的所有要事，所有自己知道的事以及众多自己或许不知道的事。在他的管辖区域内或许会发生一些他根本不知道的事，他或许会因此而被打成肉泥，所以他要时刻保持警醒，他必须要有丰富的想象力，要处事圆滑、面面俱到，还要能言善辩。不用说，任何村庄都有很多劣迹斑斑的人。他们有的因为抽鸦片而倾家荡产；有的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有些人以偷盗为生；还有些人成群结队地躲在街道的黑暗角落中，像刚从下水道中爬出来的那样，他们是一些不务正业专唱下流歌曲的流浪歌手。
地保对这些人的事全都一清二楚。这些人必须向地保进贡，如果他希望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或者不被检举揭发，让那位可以轻易把他赶出居住地的当地官员知道他的话。地保命如蝼蚁，不过比自己辖地中的这些危险分子略强些罢了，所以如果事情还有转圜余地，没有弄到针尖对麦芒、人尽皆知的地步的话，他是很愿意假装不知道，得过且过的。尽管如此，有些事还是不能更改的，比如那些被允许待在他管区内的人的行为是他必须要负责的；他随时可能被召到上司面前受皮肉苦，因为发生了他知道的，或者除非他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然绝对不可能知道的事。
中国人心中的责任契约理论是，就算事情的发生不是哪个人可以预料或阻止的，也要有人为此而认罪并接受制裁。这种理论深植于中国人心中，它完美得让人无可挑剔，它排除了西方人能想到的所有平常借口。
为了清楚表达我的意思，现在举个例子。在镇上某个冷清的地方，有一间不容易被看见也不容易被找着的房子。凌晨两点，两个人在里面赌博时起了争执，双方都动了手，其中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刺死了。这时，城镇中的所有人都在睡梦中，地保和他的家人也不例外—对这个惨剧，地保一无所知。可是，当他为自己辩解说这件事自己完全不知道时，得到的回复却都是冷笑和同一句话：“所以，你该知道。”地保只好毕恭毕敬地说：“但我怎么会知道呢？”上级回答：“怎么知道是你自己的事，我不管，你负责管理村庄，就应该对村子里的人负责。”接着，几个一直用期待和饥饿眼神看着他的衙役不由分说把他按倒在地，就像用竹杖教训村民那样把他好一顿教训。这通管教足以让他在未来一周中不能起身。
县官是地保上面好几级的官员。比县官职位高的官员有很多，但比他实权大的官员却几乎找不到。来自最高层的所有指令，只要下发到县里，都要由他传达。他是真正负责指令实施的人。在老百姓心里，他才是大小官员中最重要的那个。
县官是县里的执政者，他的职位很重要，职权也很广泛。他的大堂要解决与民生、捐税、诉讼、量刑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有一个加在县官身上的称呼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这个称呼全面而准确地表现了县官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县官，百姓们的衣食父母”。
中国人的目标，或者说中国政府的理想模式就是家庭模式。这种观念被中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们摆在了首要而关键的位置上。百姓们管县官叫“县太爷”。这个称呼提醒县中的执政者，不管为官还是做事都要像父亲那样，智慧、慈爱、公正、严格，处理公务活动时心中牢记父权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