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亲密接触》中的女主人公轻舞飞扬，这个患了绝症的女孩看到上述话后回复道：如果把整个浴缸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焰。整个浴缸的水全部倒得出吗？可以。所以，是的。我爱你。
这部打动了很多中国网民的网络小说的作者痞子蔡，原名蔡智恒，1969年生，台湾台南成功大学水利博士班研究生。他坚持让虚幻的网络归于虚幻，让现实的归于现实。
蔡智恒之后出现了一大批网络文学作者，网络文学渐成气候。
旧闻新看
《发行百元大钞有人担心贬值》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50元和100元两种面额较大的货币。社会上有人说，这是票子“毛”了，货币贬值了。
对此，有关部门和专家表示，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早就有了高面额的货币。一个国家的货币面额大小与货币贬值即通货膨胀没有必然的联系。人们常说的货币贬值，是指纸币的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实际需要的货币量，引起物价上涨，出现“钱不值钱”的现象。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发行的新版人民币是在货币发行总量已确定的前提下，对货币券种结构的调整，并未增加货币发行总量，因而不会引起人民币贬值。
有关部门还表示，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商品流通的需要，无论是做生意的，外出旅行的，还是购买高档消费品的人，常常要带着一大堆小面额现金来支付高额开销，感到非常麻烦。现在，有了大面额的货币，会使买卖双方都感到方便，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
——摘编自《人民日报》1987年9月30日第2版
原标题：《如何看待改革过程中一些具体问题》
第六节改革足迹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三次下海浪潮
冯东明借钱创办装饰艺术研究所
走出四季如春的办公室、交出抽屉里的公章、丢掉手中的铁饭碗，他们排除种种劝说阻挠，义无反顾地跳进了瞬息万变、前途未卜的商海中，他们成为改革开放后的首批下海干部。
他们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中的机遇也随之增多，知识在商海中大有作为，他们要凭借自身的知识力量闯出一番属于自己的天地……
为理想冯东明停薪留职下海
1988年，油画系硕士研究生冯东明唯一的理想是当一名艺术家。于是他放弃了分配去八钢的工作机会，先后在电影厂、话剧院、博物馆等单位工作。坐在博物馆窗明几净、安安静静的办公室里，冯东明怎么也不能习惯日复一日地喝茶看书，此时，恰逢国家鼓励知识分子下海办企业，冯东明选择了停薪留职下海淘金。
和所有的创业者一样，冯东明的起步生意做得很辛苦。
下海之初，冯东明打算为一个单位设计制图一年，以挣取1万元劳务费，用来创办一个有机玻璃制作的硬币展览。但一年后，冯东明没有见到这笔钱，等到的只是那家单位负责人扔在他家院子里的一只消瘦的羊，还有一封信：“我已经被撤职了，不能帮你办展览了，这点东西略表歉意。”
当时的冯东明留着一头长发、身穿有破洞的牛仔裤，努力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到七纺找废布把红山全部包裹起来，做个大地行为艺术；在嘉峪关至库车千佛洞近千公里之间的铁路沿线，每隔两公里建造一个巨大的伞状凉亭，以便“让人们感受一丝荫凉，回想起古丝绸之路曾有的繁华”。
于是，冯东明卖掉钢琴，向朋友借了10万元，创办了乌鲁木齐装饰艺术研究所(即装饰公司)，主要为酒店、大学礼堂做设计。那时候，大多数人对生活的需求仍然停留在“遮风避雨栖身之所”的概念上，冯东明却开始讲究情调，成立了专业的装饰公司。
就像打游击一样，冯东明和同事们开始出没在乌鲁木齐市的大街小巷。由于害怕图纸被挤出褶皱，不敢去挤公交车，因而不得不经常步行十几站路。
如今的冯东明留着三七分的短发，穿白衬衣、黑西裤，指甲修剪得干净整齐，这一严谨形象让人无法联想到20年前那个桀骜不驯的艺术青年，“我今年已经51岁了，我已没那么年轻了。”他一脸谦虚地介绍说，当时下海创业的冲动，缘自“激情”，想做点别人没做的事情，而不是为了钱。
然而51岁的他仍与30岁时一样，反复说着这样一句话——激情是创业的灵魂，激情甚至就是工作本身。
就在1988年，在乌鲁木齐“三整顿”办公室担任干部的米恩华下海成立了乌鲁木齐华凌工贸公司，先是摆地摊卖起了服装，积累了一定资金后转行租赁红山露天电影院办起了市场。
找出路查询信息每条200元
1992年，一曲《春天的故事》响彻中国大地时，邓小平的南巡春风也让更多谙熟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人们感受到了机遇，此时，需要的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
此时，冯东明的装饰公司火了没两年，众多小型装潢公司跟风而起，大量内地公司蜂拥而入，新疆装饰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冯东明四处寻找可以突出重围的项目，当时因特网在新疆尚未普及，用因特网查询信息的费用为200元/条，冯东明仍兴冲冲地跑去交费上网查找项目。
坐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一台电脑前，冯东明轻敲键盘，打开了尚未普及的互联网上的一条消息——那是一则关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家具制造商逐渐向劳动力相对低廉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渗透的短讯——从欧美转移出来的行业多如牛毛：服装、玩具、日用品、家具等。
“我做室内设计，就是纵向设计；而横向设计就是室内陈列，其中70%都是与家具有关。”冯东明说，“加上我父亲做了一辈子舞台道具，清代家具、明代家具，样板戏里需要用的家具，这些我都很熟悉。”跟西方国家做国际贸易，他认为只要做到“交期准、品质好、价格合理，是件相对简单的事情”，于是，冯东明为自己确定了一个新方向，向欧美国家做家具出口生意。
随后，冯东明成立了新疆美克家私有限公司，当年年底，第一张茶几订单漂洋过海来到冯东明办公桌上，也从此开始了美克集团做国际家具生产贸易的历程。
就在1992年，从事工程设计及管理工作的李建宏从广东邮电设计院辞职下海，在乌鲁木齐中山大厦租柜台做起，后来创办了宏景通讯有限公司；唐万新与朋友注册成立了乌鲁木齐德隆实业公司，成为此后德隆集团的前身；现任新疆金牛生物股份公司董事长冯立社离开三尺讲台开始创业。
胡润一直都在关注着富豪们的财富变化，在他的记忆里，不少上过榜的企业家都曾告诉他是1992年“下海”的，“他们敢下海，因为觉得中国这个国家的发展趋势是可以接受民营企业家的”。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投身工商界，人们不再回避“钱”字，“恭喜发财”成了口头禅。
1992年之后到1996年间，辞官下海在新疆成为一种潮流，这批企业家至今成为新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百富烤霸、华源实业、阿尔曼实业等公司的创始人之前都曾端着“铁饭碗”。
中国经历三次下海浪潮
新中国成立后共有3次下海经商的浪潮，1984年后，中国出现了壮观的“孔雀东南飞”景象，大批青年奔向了南方的热土，这一年后来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柳传志、王石、张瑞敏、牟其中等人成为其中的佼佼者。
国内财经学者吴晓波形象地解释说，“我们都下海吧”成为民间最为流行的一句话，这句话成为当时人们相互试探和鼓励的话。
其后两次发生在1987年和1992年前后，当时在北方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根据《中国青年报》做的一份调查，当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3名分别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后3个选项依次是科学家、医生、教师。“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当时社会的流 流行语。
1992年，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代表人物有冯仑、潘石屹、易小迪等，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商业界的风云人物，据国家人事部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者12万人，不辞官却投身商海的人超过1000万人。财经作家牛文文评价“92派”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门待过，有深厚的政府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和之前的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
(席永梅)
流行语
炒楼花
“楼花”一词最早来自香港，是指未完工的物业(即在建物业)。
炒楼花的方法是，买家在楼盘没落成前，花费少量订金，订下一套或多套单元，同时获得房屋认购书，之后再将认购书转手卖给他人，从中赚取差价。
海南自上世纪90年代起，开全国炒楼之先河。当地活跃着大小各级炒家，大炒家资金动辄数千万甚至上亿；小炒房者无力支付订金，便通过内部认购获得房号，再加价转手。但两者都讲究快进快出。
海南某开发商以1600余万买了地，10个月后画了一张楼盘效果图，再将地皮、图纸卖出，获利千万。
此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温州等地均出现炒楼花现象。
2005年，中国7部门出台《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禁止炒房。
旧闻新看
《行政机关摇身变“集团”》
1993年，全国正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潘岗寄信于《人民日报》，表达自己的担忧。
如今，党政机关、机关干部纷纷经商办企业。
报载，某市交警部门办起汽车配件、修理公司，规定不与其公司发生业务的车辆不予年检；某单位利用手中掌握的审批控购商品权，成立了“控购商品专营门市部”，凡需审批者，只要在他们的门市部购买一律放行。更有某市防疫站办起实体后，硬规性定各商店、饭馆用的灭蝇药必须到这个实体购买，否则检查卫生时视为不合格。
甚至许多行政机关摇身变成“集团”，截留企业自主权。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法则是公平竞争。上述这些机关实体却凭着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进入市场，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造成了不平等竞争。同时，权和钱捆在一起，也为以权捞钱等腐败现象开了方便之门。
机关干部投身市场经济的海洋，为消化富余人员开辟了渠道，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需要注意的是，要官则官，要商则商，坚持政企分开，切不可商官不分，步入误区。
——摘编自人民日报1993年2月27日第3版
原标题：《莫把权力带“下海”》
第七节百姓生活 通信工具从奢侈品到日常用品
17年前装一部电话5000多元
严守一骑自行车赶到镇上，在排了很长时间队后，用镇上的一部摇把子电话机打通了堂哥电话；接电话的大爷生怕牛三斤听不到，大声喊着：“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她让我问一问，你最近回来不回来……”电影《手机》中的一幕犹如20年前乌鲁木齐邮电局场景的再现。
5000元在今天可以购买一部相当高档的手机，但在那时候，这仅仅是一部固定电话的初装费用……
固定电话“身价”5158元到8元
“老王，你家电话……”王荣老人在楼下喊了声就急匆匆赶回自家商店，1993年，乌鲁木齐市幸福路某小区只有商店里安装了一部传呼电话，王荣除了卖东西外，另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喊小区居民接电话。虽然有些辛苦，但她的心里还是甜滋滋的，“至少5158元的初装费没有白花。”她说。
王荣家的电话是1991年安装的，当时女儿每个周末要骑自行车来看她，很不方便，因此女儿决定给她装一部电话。“当时听说要那么高的初装费，我愣了半天。而且每个月还要交20块钱的月租费，可以买两只老母鸡呢。但一想，这是女儿费了好大的劲托了几层关系才申请上的，我也就同意装了。”王荣说。
乌鲁木齐市电信公司政企客户部副主任李琴回忆说，由于价格昂贵，早期电话只有少数领导及生意人使用，绝大部分的市民只能望而却步。直到了1991年，家境比较殷实、或有老人的家庭开始考虑安装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