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父亲
父亲大人膝下：
土地改革具体说来是为全人类打算，将来人人都要同样劳动，衣食日用同样没有差别，一律平等，实际上是扫除贫富阶级，没有富翁之威严尊荣与穷人之奴隶牛马苦痛，这是真正人道，是天之经，地之义。可是，要知道，过去享惯自在福的，不劳动，将来不但得不到安乐，而且无衣无食，饥寒交迫，这原是已往饥食饱游，不事劳动，猪一般的生活所造下的罪孽。至于站在神圣席上，关于劳动的，得到一点田产，越做越起劲，那么不久将来，前者的富家郎，都变成穷猴混鬼，而穷措大都成了富家翁，像这样的天翻地覆似的，并关乎天命，不关乎运气，而完全系乎人事与人力，我们为革命苦斗数十年，任何牺牲在所不计，儿自幼不但不作法外要求，而且从不曾有半分法外想。主义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生办法，苦心苦力，惨澹经营，所以曾向家人说过，中央政府要人指令颁发救济，儿一并辞却谢绝，不接受。故乡解放后，儿屡次致函吾弟，令其千万勿作特殊要求，身为人民表率，拥护新政策，帮助推行宣传，大人一生受尽清苦，六十余年，笔耕舌佃，省吃俭用。阿母在家负担家务，内外兼营，费尽心血，以至身体善病，中年物故。所置星星点点田地，那全是大人及我先母滴滴血液汗液化身变成的。大人一生怀抱，完全只在大我，不计小我，既为全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男女同胞为人生观，当然睹此均产，以为莫大之慰快。大人一生，受人所不能受不曾受的险阻艰难，现年八旬有奇，休息得啦！望出来吧！真能出来，儿心境好，无远忧，对于革命多作出一点成绩，此成绩与物质价值对比较量，相信难以言喻。因为社会人类所得到的利益影响，非物质所堪拟，不能以物类计也。这算盘应该懂，应该作到，懂就该行，懂而不行，就是不懂。
父亲，我对于你老人家的生活是常常萦注，时时在念的。每逢寄点东西，都是想尽方法，用最简便、最稳当、最可靠的方法办去。但是结果不能回回如愿以偿，心殊难安。这就是年来坚请二位大人外出的主因。一出来任何问题均解决，而且也可不至于叫吾弟负担二大人的日用。还是请大人出来。何君可能寒假来京。来时请他到山代送大人来京。你们两老人家出来，不但不是我们的烦难，且是我们的幸福。因为可以安心，不至分心，从此集中心力于学问、事业，为人民多服些务。年来因学校及各方面事务过忙，所以译作很少。现正在为百龄校一部比较《旅伴》还大的书（书名《初欢》），她在译，我在校。大约半年多可告成。
吾弟望努力咬紧牙关，改造，切实改造旧我，作一个新人。糊涂半生，一旦翻然痛改，并不迟。今天（不但今天，自古如是）不能依赖任何人，要靠自己。脾气、性情都要从头尽行改造。对人和气，不得开罪，与好人并革命分子接近，向他们学习。只关门过光景不够，更重要的要得合群（合革命之群，合好人之群，即与进步人来往），要得入社会，要得与新政权靠拢、联系，打成一片，千万不可独立。这是日下为人必要的原则。在人民政权下作隐士，是反人民的，是走入绝路。是千万不行的。勤俭刻苦，还要和进步社会来往，这样才不致跳到坑里。望教育他，帮助他改造。
敬祝福安。
儿上
五〇、六
【评析】
曹靖华这封家书的最大特点，是在与父亲面对面交谈似的“笔谈”中，从当时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谈起，着重说明不论穷富，均一切所得皆应为劳动，不应为此担忧，而且应当颐养天年。到这时，方劝说父母进京休养，并着重指明这不仅不会给儿子增添负担，反而可以使儿子可以安心，不至分心，从此集中心力于学问、事业，为人民服些务，这种由远及近、由面及点的“劝说”方式，体现出曹靖华的一片拳拳孝子之心。
曹靖华小传
曹靖华（1897—1987），原名曹联亚，河南卢氏五里川路沟口村人，中国翻译家、散文家、教育家，北京大学教授。
年在开封省立第二中学求学时，投身于五四运动。1920年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俄文，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1年底回国，在北京大学旁听，与许钦文、柔石、胡也频等租住北大沙滩附近。1924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7年4月，重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任教。1933年回国，在大学任教并从事文学翻译工作。1939年去重庆，任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主编《苏联文学丛书》。1948年应聘赴北平清华大学任教。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顾问，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顾问等职。1959年—1964年，任《世界文学》主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先后担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鲁迅博物馆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中国外国文学会顾问、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1987年获苏联列宁格勒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同年8月，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各国人民友谊勋章。
他的第一部译作是契诃夫的独幕剧《蠢货》，经瞿秋白推荐，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此后陆续翻译近30种苏联文学作品。60年代后，还写了许多散文。
曹靖华与鲁迅
年年底，当时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的曹靖华，专程赴上海探望鲁迅。在带给鲁迅的礼物中，除了几盒北京特产外，还有一口袋黄灿灿的小米。小米味香可口，营养丰富，在曹靖华的故乡，当时人们把它当做细粮，平时舍不得吃，多给病人或产妇食用，算是高级保健品了。
两位亲密朋友见面，十分兴奋。当鲁迅见到曹靖华带来的小米时，不禁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小米？”曹靖华笑着说：“我从《两地书》上看到的。”鲁迅非常感激朋友的诚挚情怀，就把这些小米分送给茅盾和友人内山完造、其三弟周建人。
曹靖华回北京后不久，闻知鲁迅由于工作和写作过度劳累，身体日渐虚弱，后来竟生病卧床。曹靖华十分着急，除多次写信给鲁迅叮嘱他要保重身体外，还想方设法寻找滋补食品寄给鲁迅。
曹靖华首先想到的是家乡的特产红枣和猴头。“枣不但味美、营养丰富”，而且“有开胃、健脾、润肺、补肝、益气、壮神及其他医疗作用”。而产于其家乡的“灵宝大枣”更有“枣王”之美誉，“它皮薄、肉厚、果大、核小、汁多、味甜、清香可口”。而“营养丰富，色美味香”、“连模样儿也极逗人爱”的猴头，则是地道的珍贵补品。尽管当时曹靖华家乡不通汽车，交通极为不便，但他仍然想办法多次给鲁迅寄（或捎）去红枣、猴头和小米。
鲁迅对曹靖华千里之外寄去的食品既高兴又感激，他收到寄赠后复信说：“红枣极佳，为南中所无法购及，羊肚亦作汤吃过，甚鲜。猴头闻似未闻，诚为珍品，拟俟有客时食之。”
对于病中的鲁迅来说，这些珍贵的食品，给他在精神上是多么大的慰藉啊！
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
曹靖华
幼年读书，遇“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曾想：衣所以蔽体，御寒而已，怎么穿得不当，还足招祸？遇孔丘“微服而过宋”，曾想：像所谓“万世师表”那样方正、古板，道貌岸然连走路都“行不由径”，吃饭也“割不正不食”，一旦人要杀他，为了避免人注意，怎么还把平常的衣服都换了逃走呢？此外还遇到许多有关穿着的话，当年都不求甚解，终以不了了之。
辛亥革命初年，我满身“土气”，第一次从万山丛中出来，到一百里远的县城考高小。有位年纪比我约大两倍的同乡说：“进城考洋学堂，也该换一身像样的衣服，怎么就穿这一身来了。”
我毫不知天高地厚，一片憨直野气，土铳一样，这么铳了一句：“考学问，又不是考衣服！”
这一铳非同小可，把对方的眼睛铳得又大又圆。他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言之有理！有理！”
我当时不辨这是挖苦，还是正语。不求甚解，仍以不了了之。
总之，书是书，我是我。不识不知，书本于我何有哉！
“五四”风暴中，作为一个北方省城的中学生，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会议。这宛如一枚刚出土的土豆，猛然落入金光耀目的十里洋场。“土气”之重，和当年从深山落入县城的情况比来，真有天渊之别了。
如此“土气”的穿着，加之满口土腔，甚至问路，十九都遭到白眼。举目所至，多为红红绿绿，油头粉面。不快之感，油然而起。碰壁之余，别有一番从所未尝的涩味在心头。我咀嚼，回味……后来读到鲁迅先生有关文章时，才恍然悟到：甚矣，穿着亦大有文章也！
鲁迅先生在《上海的少女》一文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脚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啊，原来如此。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鲁迅先生尚未行之于文字的，这姑且放下不表。
且说当年北京，我总觉有所不同。尽管岁月飞逝，人事沧桑，而阴丹士林一类的蓝大褂“江山”，总稳如磐石。男女老幼，富贵贫贱，无不甘为“顺民”。春夏秋冬，时序更迭，蓝大褂却总与其主人形影相随也。溽暑盛夏，儒雅之士，倘嫌它厚，改换纺绸、夏布之类的料子而已。但其实，那也不见得真穿，出门时，多半搭在肘弯上作样子，表示礼貌罢了。短促的酷暑一过，又一元复始了。其他季节，不管“内容”如何随寒暖而变化：由夹而棉，或由棉而皮；也不管怎样“锦绣其内”，外面却总罩着一件“永恒的”蓝大褂。实在说，蓝大褂在长衣中也确有可取之处：价廉、朴素、耐脏、经磨，宜于御风沙……对终日在粉笔末的尘雾中周旋的穷教书匠说来，更觉相宜；这不仅使他雪人似的一出教室，轻轻一掸，便故我依然，且在一些富裕的同类和学子面前，代他遮掩了几许寒酸，使他厕身“士林”，满可无介于怀了。
不仅此也。在豺狼逞霸，猎犬四出的当年，据说蓝大褂的更大功能，在于它的“鱼目混珠”。但其实也不尽然。同样托庇于蓝大褂之下，而竟不知所终者，实大有人在！不过同其他穿着相比，蓝大褂毕竟“吉祥”得多了。虽然这是无可奈何中的聊以自慰的偏见而已。
某年秋夜，一个朋友把我从天津送到北平。另一个朋友相见之下，惊慌地说：
“呀，洋马褂！不行，换掉——换掉！”
我窘态万状，无言以对。殊不知我失掉“民族形式”的装备也久矣。他忽然若有所悟地转身到卧房里取了一件蓝大褂，给我换上，就讲起北平的“穿衣经”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