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致宽、恕两儿
宽、恕两儿：
日前寄你们一信，内附南京田先生信，计应先此到达。宽1月29日来信，内附青岛、广州两信阅悉。兹先答复宽前次及此次所提问题，然后再谈其他琐事。
宽前问我为何认他求学道已上了道。不错的，对你确已放心了，不再有什么担忧的。其所以使我如此者，自然是你给我很多印象都很好，非只一时一次，亦不可能一次一次来说，总括之言，不外两点：
一、你确能关心到大众到社会，萌芽了为大众服务之愿力，而从不作个人出路之打算。这就是第一让我放心处。许多青年为个人出路发愁，一身私欲得不到满足，整天怨天尤人、骂世，这种人最无出路，最无办法。你本非度量豁达之人，而且心里常放不开，然而你却能把自己一个人出路问题放开了，仿佛不值得忧虑，而时时流露为大众服务心愿。只这一步放开，你的生命力便具一种开展气象而活了，前途一切自然都有办法了。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你个人出路亦早在其中，都有办法了，好不成问题。）
二、你确能反省到自身，回顾到自家短处偏处，而非两眼只向外张望之人，这就是让我更加放心处。许多青年最大短处便是心思不向内转，纵有才气，甚至才气纵横，亦白费，有什么毛病无法救，其前途与难有成就。反之，若能像自己身心上理会，时时回头照顾，即有毛病，易得纠正，最能自己寻路走，不必替他担忧了，而由其脚步稳妥，大小必有成就，可断言也。
培恕可惜在这两点上都差，（他虽有热情，但一日12时日中其要求似是为他自己的要求多，）我对他便放心不下。更可惜他的才气你没有，若以恕之才而学的这两点长处，那更不可限量了。
宽此次问：学问与作事是否为两条路，及你应当走哪条路，好像有很大踌躇，实则不必。
平常熊先生教育青年，总令其于学问事功二者自择其一。择取之后，或再令细择某学某事，这自然很有道理，亦是一种教法。但我却不如此，假如你留心看《我的自学小史》，看《朝话》，应可觉察到此，我根本不从这里入手。
但我是经过想走事功一路那阶段的。此在自学小史内已叙及。因祖父痛心中国之积弱，认为文人所误，所以最看重能作事之人，极有颜李学派之意味，自小便教我们练习作事。因此我曾一时期看轻学问，尤其看轻文学哲学以为无用。其后经朋友矫正（见自学小史），破此陋见，乃一任自己生命所发之要求而行，
全无学问或事功之见存。当出世之要求强，则趋于佛法，不知不觉转入哲学，故非有意于研究哲学也。当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而解决社会问题之要求强，则四方奔走（革命、乡村运动、抗战、团结）不知不觉涉足政治界，亦非有意于事功。及今闭户著书，只是40年来思索体验，于中国旧日社会及今后出路，确有所见，若不写出，则死不瞑目，非有所谓学术贡献也。说老实话，我作学问的工具和热忱都缺乏，我常自笑我的学问是误打误撞出来的，非有心求得之者。
你自无须循着我的路子走，但回头认取自己最真切的要求，而以他作出发点，则是应该的。这还是我春夏间写信给恕和你，说要发愿的话。愿即要求，要求即痛痒，痛痒只有自己知道。抓住一点（一个问题）而努力，求学在此处求，作事在此处作，就对了。因为现在任何一事没有不在学术研究之路，即你即应先研究合作，而致力于合作运动，合作研究是学，合作运动是事，没有充分之学术研究，恐怕事情作不好，即学即事，不必太分别他而固执一偏。又如你重视心理卫生这门学问，而发愿谋学此学与中国古人学问之沟通，那自然是作学问了。而其实亦还是一种运动，尤其是要有一种实际功夫，从自己而推广到社会众人，亦未尝不是事功。我以为末后成就是在学问抑在事功，不必预作计较，而自己一生力气愿用在那处（那个题目上）却须认定才好。
以我看你，似是偏于作事一路，即如你来信不说“事功”，而说“从事实际，服务群众”，这就易于作事之证。说事功，不免有“建功立业”之意，而由此意念在胸，倒未必能建功立业；倒是以“从事实际，服务群众”为心，可能有些功业说不定。总之，你为大众服务作事之心甚诚，随处可见，即此就宜于做事。但究竟做什么事还不知道，俟你有所认定之后，当然要先从此项学问入手，嗣则要一边做，一边研究，边学边做，边做边学，终身如此努力不已。至于成就在事抑在学，似不可管，即有无成就，亦可不管，昔人云：“但问耕耘，不问收获。”是也。
我在做事上说，至今无成就。乡村建设虽是我的心愿，能否及身见其端绪，不敢说也。你的路子似于民众教育乡村运动为近，假如我所未实现者，而成于你之手，则古人所谓“继志述事”，那真是再好没有了。不过你可有你的志愿，我亦不以此责望于你也。
恕不忙去粤，试就道宗同住，在北大旁听半年，再说。
【评析】
这封梁漱溟致儿子的家书，读来俨然是一篇对子女进行人生教育的经典文章。
在信中，梁漱溟首先为子女指出了人生的奋斗路径和价值取向，即：一、“为个人出路发愁，一身私欲得不到满足，整天怨天尤人、骂世”的人“最无出路”。而只有树立为大众服务的心愿，人的“生命力便具一种开展气象而活了，前途一切自然都有办法了。”二、做人要“能反省到自身，回顾到自家短处偏处，而非两眼只向外张望。”这样，才能“脚步稳妥，大小必有成就。”
接着，梁漱溟花费大量笔墨，论述了学问与作事之关系，认为人生的成就是体现在学问还是体现在“事功”上，大可不必计较，只要“从事实际，服务群众”，便应当抱着“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态，坦然视之。
梁漱溟在此封家书中阐述的人生之道和功名观，在如今看来不仅毫不过时，反而更宜于大力提倡，以削减趋功近利的不良社会趋向。这恐怕是这封家书值得公开宣扬的最大原因。
梁漱溟小传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曾将自己一生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西方功利派、佛教出世主义、儒学。《究元决疑论》一文是先生三年研佛的总结，也是他崇尚唯识学的开端。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导致了《唯识述义》的写作，北大校长蔡元培看后即聘请他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在北大任教之初，很快便写出了《印度哲学概论》和《唯识述义》两部讲义。北京大学于当时为文化论战的中心，梁漱溟在北大发起了东方学及孔子哲学的研究，并于1921年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且由此成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对中国、印度、西方三个文化系统的特点及其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作了系统的分析，预测了世界文化未来的趋势，对儒学的前途作了乐观的估价。此书成为先生一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梁漱溟曾于1924年前往山东办学，以后又在四川创办勉仁文学院，而他在山东乡村建设实验中倡导的乡学村学模式更突出表现了融社会教育与社会改造为一体的思想。自抗战开始，先生便被卷入政治生活的旋涡中，此后五十年间一直为中国政坛的重要人物。梁漱溟对建国后一个时期内开展的阶级斗争并不完全赞同，对“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期开展的“批孔运动”更是明确表示反对。《人心与人生》和《中国——理性之国》是他晚年的两部重要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