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许多革命者为民族解放奋不顾身，无力照顾自己的儿女，还有许多革命先驱抛头颅洒热血牺牲在革命征途上，他们的儿女就成为了孤儿。
为了给世界革命者解除后顾之忧，1933年苏联政府在莫斯科以东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小城建立了一所特殊学校，就是伊万渃沃国际儿童院。这座三层高的红色砖房曾收留过85个国家2000多名儿童。来自中国的117名红色后代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不平凡的童年。
这些红色后代大多数或跟随父母，或由组织派人护送，秘密走中东铁路出境，来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2008年9月，笔者在北京寻访到了蔡妮的家。这是一处独门独户的四合院，院子里开满了绚丽的鲜花，83岁的蔡妮坐在藤椅上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蔡妮的家庭可谓非同寻常，堪称红色家族。她的奶奶葛键豪开一代先风，1919年底59岁的她携儿子蔡和森和女儿蔡畅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蔡妮的母亲向警予也随行其中。1920年，蔡和森与美貌的向警予在法国留学时结婚。蔡和森的母亲葛键豪对同在法国留学的李富春印象很好，认为李富春很有出息，她便支持女儿蔡畅与李富春处朋友。后来，蔡畅与李富春也在法国留学时结婚了。在葛键豪这位女中豪杰的引领和鼓励下，她的儿子蔡和森，儿媳向警予，还有女儿蔡畅，女婿李富春都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解放后，蔡畅成为新中国首任妇联主席，李富春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
蔡妮的父母都是中共党史上彪炳史册的翘楚人物，她的母亲向警予是中共中央第一位女中央委员，是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她的父亲蔡和森是毛泽东的同学和挚友，是中共蝉联五届的政治局委员，是党的“五大”“六大”政治局常委。
谈及母亲，83岁的蔡妮对笔者说：“我小时候的印象，母亲向警予长得非常漂亮，工作太忙了，很少能见到她，我幼年时生活在奶奶的身边。记得有一次，妈妈赶到长沙奶奶家，对奶奶说，让我带女儿睡一宿吧。妈妈搂着我，用手轻轻地拍着我，在妈妈好听的儿歌中，我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听到了妈妈的呼吸，妈妈醒来后又将我抱在她的怀里亲吻了我的脸颊，然后又为我唱了两首悦耳动听的法国歌曲。我当时竟然有些羞涩，因为和妈妈在一起的机会太少了，对妈妈有些陌生。这次和妈妈在一起是我最难忘的甜蜜的记忆。”
“我妈妈在我3岁时，1925年去了苏联，是从上海坐船到大连，再坐火车到哈尔滨，走中东铁路从满洲里出境去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了两年，1927年回国的。”
1928年，向警予不幸被捕，美丽而坚贞不屈的中共第一位女中央委员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年仅33岁。
母亲壮烈牺牲时，蔡妮只有6岁。
父亲蔡和森对永失母爱的蔡妮，关爱有加，他经常挤出时间看望照顾蔡妮生活的老母亲和女儿。每次到长沙，他都会特意给女儿带上一些好吃的和女儿喜欢的洋娃娃。
蔡和森曾经4次远赴苏联，他的行走路线都是从南方来到哈尔滨，接着坐中东铁路的火车到满洲里再出境赴莫斯科。
1929年秋天，在长沙奶奶的家里，蔡妮看到大人们都开始忙碌起来，奶奶为她赶制了好几件衣服，姑姑蔡畅还亲手为她织了一件橙黄色毛衣，蔡妮很高兴自己拥有了这么多好看的衣服，更让她感到高兴的是，爸爸要和她一起走，带她出远门。
蔡妮好奇地问奶奶和姑姑，出远门到底要走多远呢？
奶奶葛键豪和姑姑蔡畅不能明确告诉蔡妮走多远，要到什么地方，因为此行是秘密的。她们只是叮嘱蔡妮一路上要听爸爸的话，同时难免对只有7岁的蔡妮恋恋不舍。尤其是年逾花甲含辛茹苦常年照顾蔡妮的奶奶，明白和疼爱的孙女在此一别，意味着什么，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她从头到脚细细地打量着朝夕相处的孙女，俯下身来轻轻地捧着蔡妮的笑脸看了又看，不知所以然的蔡妮有些纳闷地望着奶奶那充满慈爱和牵挂的眼睛，心想：这是为什么呀？
蔡妮对笔者说：“我在苏联学习和生活了24年，回国后，我第一个想看的人就是奶奶。姑姑蔡畅告诉我，奶奶没有等到孙女回来，已离开人世了。这时我明白了当年我和奶奶告别的时候，她为什么对我瞧个不停，看了又看啊。”
接着，蔡妮回忆了1929年的冬天，爸爸蔡和森提着一个小皮箱带着她一路北上的情景。蔡妮说：“我们从南方先是坐船，然后坐火车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还去照了相，父亲说要把我的照片寄回长沙，给奶奶和姑姑看。从哈尔滨又坐上火车走中东铁路到了一个寒冷的地方，那就是满洲里。满洲里风雪交加，冻得人连气都喘不过来，记得来了一个陌生的叔叔，就是交通员吧，带着我们在夜晚出境的，后来坐火车到了莫斯科。这一路的路程实在太漫长了，有半个多月吧，我都惊讶了，爸爸带我出远门，原来是去了另一个国家。”蔡和森此行去苏联，是党中央安排他到莫斯科治病，同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初到莫斯科，蔡和森被临时安置在联盟宾馆一个比较窄的房间，只是一张单人床，7岁的蔡妮和爸爸挤在一起睡，爸爸的呼吸和温度，让蔡妮禁不住想起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的那个夜晚。
蔡和森还带蔡妮到莫斯科公园游玩，爸爸牵着她的手，坐进了“过山车”的座椅里，并为她系好了安全带，笑着说：“女孩子也要学会勇敢和坚强。”蔡妮认真地点了点头说：“爸爸，你放心，我会做到的。”
清脆的铃声一响，“过山车”开始缓缓地启动，接着开始逐渐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高，到了最高处，几乎远离地面有5层楼的高度，悬在高空中稍停片刻，倏然间，猝不及防，猛地来了一个大翻转，坐在座椅的有人来了一个头朝下的大翻身，急速坠落，伴随着游人“啊，啊”的惊叫声，眨眼功夫，“过山车”已将人带入平地，然后又是急速上升，升高到空中。忽高忽低，忽快忽慢，周围的景致如万花筒般飞速变幻，这让蔡妮有些惊恐。
游戏结束后，下了“过山车”的蔡妮扑到爸爸的面前，她搂紧了爸爸有些瘦弱却高高的身体，内心逐渐平稳了下来。
爸爸牵着她的手问她：“怎么样，好玩吗？”蔡妮回答：“太好玩了，刚才是有些害怕，现在觉得还没玩够呢。”父亲意味深长地说：“人生不都是平坦的路，肯定会经历起起伏伏，曲折坎坷，人要学会勇敢和坚强。”蔡妮似乎明白了爸爸的叮嘱，她摇晃着爸爸的手说：“我记住了，不会忘记的。”
为了让女儿玩得高兴，在碧波荡漾的河水中，蔡和森带着蔡妮划船，坐在船上的蔡妮望着远处岸边那葱茏的绿树和蓝天飘浮的朵朵白云，想起了妈妈向警予曾经给自己唱过的法国歌曲，那歌声犹在耳畔，她还没有听过爸爸唱歌，于是，她就让爸爸给她唱首歌。
蔡和森一边划船，一边为女儿唱起了俄罗斯歌曲“喀秋莎”：“正当梨花开遍了原野，河上漂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那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村庄……”铿锵洪亮、雄浑悦耳的男中音，在悠悠流淌的水面上回荡。歌声伴着划桨声，在水面上荡起了层层的涟漪，蔡妮禁不住为父亲动人的歌声鼓掌喝彩。她觉得自己被浓浓的父爱环绕，心旷神怡，陶醉不已。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需要工作和治病的蔡和森将女儿送进了莫尼诺国际儿童院。
1930年深秋的一天，秋风萧瑟，落叶飘零。
蔡和森踩着满地枯黄的落叶，来到国际儿童院，向8岁的女儿蔡妮告别，并与儿童院主任打招呼，要将蔡妮长期留在儿童院，请他们照看。
蔡和森看到天真活泼的女儿对儿童院已不陌生，开始学着用俄语和小朋友交流，并已融入了集体生活，感到很欣慰。蔡妮笑着对爸爸说：“我记住了，生活要学会勇敢和坚强。”蔡和森听了女儿说的这句话，高兴地笑了。临别前，蔡和森留给女儿蔡妮一张照片作为纪念，那是他在疗养院修养时穿一身白色的西装照的。
蔡妮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此一别，竟是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
蔡和森回国后不久，1931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
蔡妮6岁时失去母亲，9岁时又失去父亲，从此她成了漂泊在异国他乡的孤儿。父亲牺牲后的她“长期无人认领，失去与亲人联系，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1933年，蔡妮在黑海古尔祖夫夏令营度假，恰好李立三也在。他一眼认出蔡妮是蔡和森、向警予的女儿，就把她抱在怀里，高兴地说道：“我是你父亲的战友，我认识你！”李立三把她父亲遇害的事告诉了她，并要她“长大后为父亲报仇”。蔡妮后来回忆说：“跟李立三的偶然相见，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李立三为我做了很多事，帮我跟国内亲人联系，我很感激他。后来是他送我进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在苏联莫斯科度过了24年的漫长岁月，蔡妮在莫斯科医学院毕业后于1953年回国，成为了一名新中国急需的优秀医务专家。
父亲蔡和森对女儿一再叮嘱的那句话，一直伴随着蔡妮的成长历程，在人生风雨的磨砺中，蔡妮渐渐地真正感悟到了父亲的叮嘱究竟意味着什么。
和蔡妮出国时的年龄一样，同样是7岁的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1928年5月下旬在母亲杨之华协助完成哈尔滨“六大”代表秘密接待站工作后，同母亲一道从哈尔滨坐中东铁路火车经满洲里出境远赴莫斯科。
党的“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留在了莫斯科，杨之华进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培训班学习。由于父母的工作学习非常繁忙，瞿独伊被送进了由苏联红色救济会组建的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后来转入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她在苏联学习和生活了近15年。
2009年10月，笔者在北京见到了瞿秋白的女儿，88岁的瞿独伊。经历了物换星移岁月沧桑，她依然珍藏着父亲瞿秋白当年寄给她的明信片。明信片正面是才华横溢擅长绘画的瞿秋白亲笔画的“勿忘我”的花束，一束“勿忘我”在几许绿叶的衬托下，开满了白色的花蕊，花很小，却很茂密，在空白处，依然有蹿出的花瓣在绽放，溢满了活力，透出了淡雅、别致、隽永、灵动的情趣。侧面是瞿秋白用中、俄文书写的文字：“送给独伊。爸、妈于1930年8月1日，克里米亚。”
随着岁月慢慢流转，明信片通体都有些泛黄。可是那束溢满了父亲深情厚爱的“勿忘我”，依然风情摇曳，栩栩如生。
当时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和杨立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定期地会去探望在国际儿童院生活的女儿。
在采访中，瞿独伊双手捧着异常珍贵的明信片，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她的讲述，让人看到了身为政治家、党的早期领袖瞿秋白作为父亲所表现的鲜为人知的极富温情的一面。
瞿独伊面带微笑地说：“我记得是在1929年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积雪，父亲把我放在雪橇里，他拖着雪橇跑，故意把雪橇拉得忽急忽慢，有时假装跑不动或摔一跤，用手蒙住脸装哭。这时我就喊妈妈：‘妈妈，我跌跤都不哭，爸爸跌一跤就哭，真娇气！’妈妈忍俊不禁地笑着说：‘孩子呀，爸爸是逗你玩呢。’于是大家拍手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回荡在天空中，似乎周围一切都在为我们幸福的一家而快乐。”
“父亲时常给我写信，而且每次都要在信上画一幅画，有山水画，有卡通画，还有漫画，画什么像什么，惟妙惟肖。有一次，他在明信片上画了一个大飞艇，还在旁边写道：‘你长大了，也要为中国建设这样的大飞艇。’父亲就是这样激励我要为将来建设祖国努力学好真本领。”
1930年秋天，因国内斗争的需要，瞿秋白和杨立华告别了已经9岁的瞿独伊，从苏联返回了中国。
此时的瞿独伊虽然远离了父母，可是她已经如鱼入湖般完全融入了国际儿童院的集体生活，不仅和中国而且和外国的小朋友都能和睦相处，成为亲密无间的小伙伴。
就在她快乐成长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将她充满玫瑰色的生活撞击得粉碎，让她少女的心灵猝然间颤抖不停。
在北京的家中，回忆到了最伤心的事，88岁的瞿独伊还是止不住伤感，她语调低沉地对笔者说：“我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经历的最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是我永远失去了爱我的父亲。”
“那是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儿童院的一批孩子在乌克兰的一座城市参观，苏兆征的儿子苏和清在附近的橱窗阅报栏里好像发现了什么新闻，他匆匆过来告诉我，让我到阅报亭那边去看一看。我忙过去浏览俄文报纸，忽然从《共青团真理报》看到了父亲瞿秋白牺牲的消息，我惊呆了，感觉天旋地转，两条腿软绵绵地不停抖动，站都站不稳了。苏和清还有别的同学赶紧过来扶住了我，我止不住失声痛哭起来，那一年我才13岁。”
在茫茫人海中，这些烈士的子女，如一叶叶脆弱不堪的小舟，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和人民却赋予了他们大海般的博爱和深情，让他们扬起了希望的风帆，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和雨露，得以健康地成长。
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就陆续建起了孤儿院、幼儿园，来收养革命者的后代，为革命者解决后顾之忧。
1933年建立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从建筑规模、环境、设备和教学规划及布局上，都堪称很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