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无论如何也是难以想象当年党的交通工作，会是怎样进行的。可以说，这个工作绝非是跑跑腿动动嘴，送文件传递情报而已。
1980年12月，冯咏莹亲笔撰写的《满洲省委党内交通工作情况的片段回忆》文章，是这样记述的：“我们当时做内交工作与上下级联系都是单线的，联系是都规定接头暗号、记号、特征、时间等，如果对不上联络暗号或过了时间是绝对不接头的。外出工作时，常常化装，有时扮一般的家庭妇女，有时扮阔太，有时扮学生，也有时扮成要饭的乞丐。”
95岁的冯咏莹谈及往事，感慨地说：“在满洲省委的时候，我做交通员，记得日本人在东北占领时，那种形势险得很，敌人盘查得很紧。有时文件很重要，怎么拿呢？要想办法，有时放在化妆盒，粉盒，点心盒里头，有时放就放在耳朵眼里，字要写得很小要装得下。我现在还存着这个习惯，字写得小小的。遇到形势特别紧的时候，就要将省委指示和传达的内容完全由脑子记下来，背下来，到各区进行秘密口头传达。我现在的记忆还好，跟那时的训练也有关系，哎，不容易啊……”
当年，年轻的冯咏莹倾心倾力地做好这个特殊岗位的工作，不可否认开始时她含有一些对兄嫂感恩的因素，她要对得住哥哥和嫂子的信任。渐渐地随着思想觉悟的提高，她摆脱了个人因素，就像哥哥和嫂子那样，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在复杂多变险象环生的斗争环境里，她不断成长，工作能力和经验也由最初的青涩逐渐变得圆润和成熟起来。
有一次，省委要送一批文件出去，因数量多，就用一只皮箱装着，并雇了一辆小轿车。
因工作需要冯咏莹已会一些常用的日语，她精心地打扮成一位摩登时尚的日本妇女，和一位穿着西服的男同志装扮成一对情侣。两人坐车驶入一个路口搜查站时，伪警察气势汹汹地吼叫着：“停车！快停车！”几个伪警察扛着枪边喊着边向停在路边的轿车走过来。
坐在车里的年轻男同志稍有些张，冯咏莹搭着他的肩膀，递了一个眼神暗示他不要紧张，同时，冯咏莹若无其事地用日语说起玩笑话，并轻轻地抚摸着男同志的肩膀，男同志倏忽间便镇定下来，听着冯咏莹的话，两人还嘻嘻哈哈地笑出声来。
警察“咣当”一声打开车门，看见车里是一对青年男女，说话的女子还是个日本人，表情傲慢，对他们不理不睬的。伪警察看到这个阵势，二话不说，挥手放行。于是这辆藏有非常重要文件的轿车就轻而易举地通过了敌人的搜查站。
做交通员必须沉着、镇静、临危不惧，装什么像什么，不露出半点破绽，所作的一切都是紧紧围绕怎样顺利完成任务来进行。
正如冯咏莹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许多做交通员工作的同志都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只要为完成任务，什么个人得失都是不顾及的。”
地下工作，尤其是身处机关的地下工作，有许多铁的纪律，不容破坏。这是保证党的地下组织安全的重要措施。
冯咏莹在回忆文章中曾写道：“党在地下活动期间，对党员，特别是机关工作人员要求极高，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如我们当时都很年轻，爱看电影、照相，但是由于电影院密探多，照相易留把柄，因此组织上规定不准看电影，不准照相。为了保证组织和个人安全，我们都严格遵守党的规定。又如，在工作中如果和某人接上了头，只能说这一次的任务，其他都不能问也不能说……”
作为满洲省委交通员的冯咏莹，她所住的地方，常常是搬来搬去。其中南岗区光芒街22号（原小戎街2号），带有庭院的三室一厅的俄式平房，冯咏莹也在这里住过。
房间里的家具和摆设，看似普通，却都有不寻常的机关。
客厅的沙发坐上去软软的，也很舒服，可是沙发里面是掏空的，藏有各种文件。
墙上的壁炉和中东铁路沿线比比皆是的俄式平房必备的壁炉一样，是用来取暖的，不同的是这里的壁炉既可以取暖，又有特殊用处。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文件就立即投放在里面，壁炉可使厚厚的文件倏然间灰飞烟灭，外面却了无痕迹。
客厅中间摆放的是比较讲究的麻将桌，省委领导开会时以搓麻将为掩护，稍有风吹草动，领导们手中的麻将便派上用场，交谈的话语也围绕着出牌来说，麻将成了挡箭牌，领导的身份变成了大玩麻将的麻友。
一旦发生了险情，通过房子的后门可以快速撤走，客厅地板下面的地窖也可以藏身。
窗棂上的大窗帘，窗台上的花盆，都是设置的暗号。
这处俄式平房，既是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所在地，也曾是冯咏莹的哥哥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和交通员薛雯居住的家。
冯仲云和薛雯的儿子坚仁女儿忆罗都是在这里出生的。
冯仲云公开的身份是东北商船学校著名的数学教授。他拥有这样一套三室一厅的俄式平房也并非特殊，他们夫妻在此居住，也不会引来外人的疑惑。
作为一名教授，冯仲云的薪水不算少，可他的工资多数都充当了党的活动经费。即使这样，冯仲云和薛雯还是从所剩不多的家庭生活费中挤出来一部分，每个月都及时邮寄给北京的妹妹冯咏莹作生活费。
就是在这里，冯仲云将从北京赶来的妹妹介绍给组织，接替薛雯的满洲省委交通员的工作，指引妹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就是在这里，兄妹别离，夫妻别离，孩子别离，依依难舍，天各一方，不知何时能团圆……
冯咏莹置身于此，仿佛能感到亲人的温度和味道，睹物思人，却不知亲人今在何方，生活会是怎样。
住在这里的冯咏莹，到了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外面下起了绵绵的秋雨。在沉寂黝黑里的夜色中，“滴答，滴答”的声音清晰入耳，窗外不停的雨声点点滴滴，似乎也在敲打着她飘飞的思绪……
她想起了溪水潺潺的江苏老家，想起了多年未见的父母，想起了哥哥和嫂子还有他们的孩子。哥哥不仅培育她成长，还将她引上了革命之路，哥哥和嫂子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是激励她献身革命的榜样，她从他们的身上明白了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
哥哥和嫂子的言行，宛如点点滴滴的雨珠滑落在她的心扉，使她的内心变得温润和振奋。
窗外，绵绵不绝的秋雨，依然在沉寂的夜里飘落着……
1934年10月的一天，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
就在这天，省委通知冯咏莹搬到道里的一处平房，和从外地新调来的一位男同志以假夫妻的身份组成机关。
这个时节，天高云淡，风清气爽。这天晚间是仲秋节。冯咏莹在房间里望着窗外，天空中已是繁星闪烁，一轮月亮从云层中露了出来，越来越圆，越来越亮。
她拉上了又大又厚的窗帘，这是她第一次在哈尔滨过仲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可是战乱的年代严峻的形势，已容不得她想太多了。
最近日伪势力异常猖狂，巡逻警察时常在夜间进行搜查，抓捕抗日志士。
为避免惹麻烦发生意外，组织上规定冯咏莹要和这位新来的同志装扮成夫妻，还要在一个床上睡。
对组织上的安排，冯咏莹向来都是没有一个说不字。
她吃了几口月饼，然后特意留了一块圆圆的月饼放在桌子上。她隐约觉得人海茫茫，在仲秋节的晚上能和这位新来的同志见面，也是一种特殊的缘分。可是，她的内心又有些局促不安，新来的男同志会是谁呢？由于当时党的地下工作有严格的规定，她只知道这是一位重要的同志，并不清楚这位同志的来历和其他事情。按照规定，组织上没有介绍交代的，她是不能多问的。
冯咏莹作为省委交通员，在传递文件的过程中，有时也要和男同志在公开场合扮成情侣或夫妻作掩护，可文件安全传递后，完成了任务，这种遮人耳目逢场作戏的事情也就即刻结束。
要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在一起，假扮成夫妻，甚至要在同一床上睡，对于冯咏莹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第一次，她心里有些忐忑。
“砰砰”有人在窗户上轻轻地敲了两下，然后又在房门“咚咚”也敲了两下，声音便戛然而止。
这正是事先约好的暗号，自己的同志到了。她轻轻地开了房门，和新来的男同志互用暗语接上了头。
“你喝水吧。”冯咏莹将冒着热气的水杯放在了桌子上。
“谢谢你。今天是仲秋节啊，我给你带了两块月饼，你吃吧。”男同志边说边将包裹着的月饼递到冯咏莹的手中。
“谢谢。”冯咏莹将手中的月饼放在了桌子上，用手指了指桌子上放在盘子里的月饼说，“我还给你留了一块呢。”
“好，我们在仲秋节见面也是有缘分啊。这块月饼，我们就每人吃一半吧。俗话说吃梨不能分开吃，这个月饼可以分，合在一起是圆的嘛。”男同志将冯咏莹留给他的那块月饼掰开，一半递给了冯咏莹，一半留给了自己。
冯咏莹咀嚼着月饼，不由望了望眼前第一次见面的男同志。高高的个子，形象英俊，显得很年轻，气质非凡，稳重中透着成熟，浓眉下的那双眼睛闪烁着真诚和智慧。她觉得组织上介绍说新调来的同志是一位很重要的同志，看外表和举止言谈的确有些与众不同。
男同志很大方地询问：“你多大了？”
冯咏莹回答：“我20岁。”她想问问男同志的来历和来这里后的职务，话到嘴边就收住了。她只是好奇地问了一句：“请问，你多大了？”
“噢，我26岁了。”男同志接着说，“咱们休息吧，明天还要工作呢。”
“怎么睡哟？”冯咏莹有些羞涩，嗫嚅地说。
“噢，我睡在外面，你在里面，有什么事，我可以保护你的。”边说着，看似很疲劳的男同志，就躺在了床外边。
冯咏莹只好蹑手蹑脚地坐在了床的里面。
她又下意识地往紧里面的床沿靠了靠，可已经没有再退缩的余地了。
躺在同一个床上26岁的男同志，离她近在咫尺。那英俊的脸庞，那阳刚挺拔的身体，甚至裸露的浑圆的臂膀，都清楚地展现在她的眼前。她也闻到了青壮男人的气息和味道，这让从来没有和陌生的男人这样近距离挨在一起的冯咏莹，浑身如窣窣的电流穿过，心跳加快，脸上也急速地泛起了红晕。
冯咏莹虽然不再是满脑子封建意识的旧女性，男女授受不亲在她那也不是不可逾越的清规戒律，她在工作中和男同志假扮情侣或夫妻作掩护，必要时，挽个手或搭个肩膀，她也会顺其自然。但是，今天的情况却让她却难以平静。
20岁的她，毕竟是青春妙龄，从生理和心理上都处于一个微妙的时期，第一次和异性在同一张床上睡觉，她真的感觉有些无所适从。
她在想，仲秋之夜，按民间习俗正是亲人团圆之时，她一个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孤单单的女青年，平日里都是孤灯相伴，这一夜身边竟躺了一个年轻的男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猝然间，身边的男同志翻了一个身，她的心又“扑通扑通”跳了起来。
夜已深了，房间里钟声响起，在静谧中，钟声显得很响。
男同志似乎被钟声敲醒了，他睡眼蒙眬地望着旁边缩做一团的冯咏莹，轻声说：“光顾我自己睡了，对不起。你别坐着，快躺下。咦？瞧你穿得多厚，是不是把外衣脱了吧。”
侧过身去的男同志又笑着说：“哎呀，我不会把你吃了，快关灯吧。”
于是，冯咏莹只好脱掉了厚厚的外衣，躺了下来，顺手关掉了床边的台灯。
由于厚厚的窗帘将窗户遮盖得很严实，熄灯后，房间里显得黑漆漆的。
这时，外面响起了呼呼的风声。
这一夜，冯咏莹几乎没有合眼。
几天过去了，冯咏莹内心逐渐恢复了平静。她想起了嫂子薛雯听到窗外巡警的脚步声，掐醒了睡梦中的女儿的事。
近期形势十分危急，凶残的敌人随时会半夜进入民宅搜查。为了同志的安全，假扮夫妻睡在同一个床上，组织上这样的安排，和嫂子薛雯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革命工作的特殊需要啊。
渐渐地，冯咏莹接受了和男同志同睡一张床的现实，她也能按时入睡了。
这位躺在冯咏莹身边的男同志是谁呢，他的来历如何呢？
他就是党中央派来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杨光华。
26岁的杨光华来自家乡湖北，年轻有为，历经革命风雨的考验。
1926年，18岁的热血青年杨光华在家乡洪湖组织了制伞工会，出任纠察队长，1927年，19岁的杨光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河阳秋收起义，历任沔阳县委书记，湘鄂西临时省委书记，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
他曾和贺龙长期在一起浴血奋战，成为革命战友。贺龙后来成为了新中国的开国元帅。
95岁的冯咏莹，望着悠悠流淌的湖水，回忆她和杨光华相识、相恋、结婚的情景，不胜感慨，她说：“当时组织上就决定让我和他配假夫妻，当时住一个房间，而且要在一个床上睡。我忘不了第一次见面，是过仲秋节呵，我那时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有很多的顾虑。可是过些日子，我发现杨光华同志很规矩，很好。在这个过程中就了解他熟悉他，渐渐地我们彼此有了感情，都很相爱。经组织同意，我们就结成了夫妻。”
一位是满洲省委交通员，一位是满洲省委书记，由假夫妻成了真夫妻，堪称红色传奇。
冯咏莹在她撰写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和杨光华同志是1934年12月份住机关时结婚的，当时即使是我们这样亲近的关系，按照党的地下工作的要求，也不允许互相过问谁的职务和来往信件，我当时只知道杨光华是满洲省委负责同志之一，并不知道他担任什么职务（以后才知道他是满洲省委书记），甚至连他的籍贯都不清楚。”
读了这段亲历者回忆的这段文字，让我们禁不住怦然心动，感触颇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