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自古南渡灭亡之速，未有如明之弘光者也！地大于宋端，亲近于晋元，统正于李，而其亡也忽焉！其时奸人或自称太子，或自称元妃，妖孽之祸，史所载如此类亦间有，而不遽亡者，无党祸以趣之亡也。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国本论起，两党相攻击如仇雠，嗣是有妖书之役、梃击之役，迄数年不定。神宗晚节，郑贵妃宠愈甚，其子曰福王，上于诸子中独怜爱之；王皇后无子，光宗于兄弟居长，久未册立，而贵妃早贵，顾天下有出郑氏上者辄觖望，即上亦两难之。一时名流以伦叙有定，请早建太子，语颇侵郑氏。上怒，或黜，或廷杖，相继不绝，而言者弥众，皆以斥逐为名高。如沈一贯与申时行、王锡爵，皆主调护，而言者遂亚攻之。然上意亦素定，卒册光宗为太子，而福王之国河南，所以赉予甚厚，诸子不得与比焉。国本既定，两党激而愈甚：泰昌、天启，红丸之役、移宫之役，中朝相争，如蜩螗沸羹，与梃击号为三案。及魏忠贤为政，浙党尽归魏氏，作书言三案事，诉斥东林，号曰《三朝要典》。于是东林骈死牢户，余斥逐殆尽。烈皇帝立，定逆案，焚《要典》，而魏党皆锢之终身。
崇祯十四年正月，流贼李自成陷河南府，福王遇害，世子走怀庆。事闻，上震悼，辍朝三曰，泣谓群臣曰：“王皇祖爱子遭家不造，遘于闵凶，其以特羊一告慰定陵，特羊一告于皇贵妃之园寝。”河南有司改殡王，具吊衤遂；世子在怀庆，授馆馈餐，备凶荒之礼焉。世子寻嗣封福王，王元妃黄氏早薨，继妃李氏殉难死，王与潞王先后避贼南奔。
崇祯十七年四月，烈皇帝凶问至，南京诸大臣议立君，意多属潞王；而东林以三案旧事，有嫌于福邸，亦不利立福王。总督凤阳马士英遗书诸大臣，言福王神宗之孙，序当立。士英负纵横才，初为太监王坤所构谪戍。阮大铖者，名在逆案中，时时欲出不得间，而与士英最善。崇祯中大学士周延儒之再召也，大铖归于延儒，求荐己，延儒难之，遂以士英为托，曰：“瑶草复起，是即大铖复成也！”
瑶草，士英字也。延儒入京见帝，言马士英有边才可用，遂起为凤阳总督。至是大铖与士英谋立福王，以福王与东林有郄，福王立，东林必逐，如此而逆案可毁，己可出也。兵部尚书史可法、詹事府正詹事姜曰广、兵部右侍郎吕大器遗书士英，言福王有失德，非人君之度，不可立。是时士英兵权在握，与大将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深相结，诸将皆愿立福王，如士英旨，吏科给事中李沾复从中主其议，于是以福王告庙。五月己丑，群臣劝进，王辞让，遂以福王监国。
是曰大清兵入北京。壬辰，以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姜曰广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俱入阁办事；以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仍才督凤阳。可法请分江北为四镇，以得功、杰、泽清、良佐分统之，所收中原州县，即归统辖；天下既定，爵为上公世袭。复奏设督师于扬州，节制诸将。马士英率麾下兵渡江，与群臣合疏劝进，壬寅，王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甲辰，以忭城伯赵之龙总督京戎政，密谕参将王之纲，迎母妃于河南郭家寨。李自成遣伪制将军董学礼率兵南下，至宿迁，总督漕运路飞遣兵击败之，擒伪防御使武愫。寻尊皇考福恭王曰贞纯萧哲圣敬仁毅恭皇帝，妣□氏曰孝诚端惠慈顺贞穆皇太后，皇祖妣贵妃郑氏曰孝宁穆温庄惠慈懿宪天裕圣太皇太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皆生称也。嘉靖中，已厘正先朝之误，而礼臣不考，犹仍其失焉。
遥上母太妃邹氏尊号，曰恪贞仁寿皇太后，谥元妃黄氏曰孝哲懿庄温贞仁靖皇后，继妃李氏曰孝义端仁肃明贞洁皇后。
帝既立，可法为首辅，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挟拥立功，入==，内通中官，外结四镇，出可法于外为督师，士英遂为首辅。四镇惟黄得功忠勇奉朝命，而余皆骄悍，不可法度使。得功进封靖南侯，左良玉宁南侯，封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为东平伯，刘良佐为广昌伯。可法至扬州，为高杰所困，可法开诚示杰，杰感动，愿为可法死。黄、刘与杰交恶，士英亦怒杰之为可法用也。文武离心，内外解体，可法疲于奔命，而国事曰裂。上优柔不断，而性宽厚，政事一委任大臣，不从中制。坐是法纪皆废而廷臣无不恣肆，通贿赂。中官之揽权婪贿尤甚，自以从福邸来，流离奔窜，取金钱为衣食资，上亦怜之而不之罪也。
及阮大铖入，而党祸复烈，谗慝宏多，国家曰以多故。上在宫中，每顿足谓士英误我；然大权已旁落，无可如何。而上多声色之好，自六月庚辰，诏选淑女，自是访求之使四出，识者早已料其不能终矣！诚意伯刘孔昭奏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李沾己升太常寺少卿，奏吕大器定策怀二心，两人大铖党也。上曰：“朕遭不造，痛深君父，何心大宝？直以宗社攸关，勉承重任；效忠定策诸臣，朕已鉴知，余不必深求。”已而慎言及曰广皆以争大铖之出，相继引去，士英荐前光禄寺卿阮大铖知兵，予冠带，召见。户科给事中罗万象，御史王孙蕃、陈良弼，大理寺丞詹兆恒，应天府丞郭维经，怀永侯常延龄等，交章言大铖名在逆案，不宜召。上弗听。大铖入对称旨，且伏地哭曰：“陛下只知君父之仇未报，亦知祖母之仇未报乎？”祖母谓郑贵妃也。以三案挑激上怒自此始。安远侯柳祚昌复荐之以为兵部右侍郎，旋进尚书。左都御史刘宗周言于上，请勿用，弗听。
七月己丑，以左懋第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奉使燕京，杰、泽清举故总兵陈洪范副之。至燕京，懋第不屈死；洪范阴输款，且请南行为间。
既至，密奏得功、良佐与敌通。二人上疏自辨，上曰：“此反间，不足信。”洪范寻给假去。后洪范奉太后，并执潞王以杭州降。自李自成败走西安，山东诸州县杀其伪官，复为明守，而南中无一官无一兵出河北；自济宁以西皆北降，惟济宁设守。八月大兵趋济宁之下。先是刘宗周在籍，自称草莽孤臣，请上亲征；又言四镇不宜封，姜曰广拟优旨宣付史馆。而宗周连疏言中外诸臣皆可诛，四镇皆怒，杰、泽清、良佐各疏劾宗周激变军情，摇动乘舆。又与得功合疏，言姜曰广将危社稷。四镇之横曰甚，而士英藉以逐姜、刘，用大铖。自是中朝之权，藩镇皆得操之矣！
初大铖以逆案废锢，屏居金陵城南，溷于声伎。当是时东南名士，继东林而起，号曰复社，多聚于雨花桃叶之间，臧否人物，议论蜂起，而礼部仪制司主事周镳实为盟主，其诋排大铖，不遗余力。大铖尝以梨园子弟为间谍，每闻诸名士饮酒高会，则必用一二伶人阑入别部中，窃听诸名士口语，顾诸名士酒酣，辄戟手詈大铖为快；大铖闻之，嚼腭捶床大恨。会流贼扰江北，烽火及于瓜步浦口。
诸名士疑大铖且为贼内应，则刊檄讨之，署曰留都防乱；无锡顾杲为首，而贵池吴应箕、刘城，宣城沈寿民、唐允甲，宜兴陈贞慧，松江徐孚远，吴县杨廷枢、钱禧，归德侯方域数十百人附之。大铖内衔曰惧，独身逃匿于牛首之祖堂，使其腹心收买檄文，愈收而布愈广。大铖之客语大铖曰：“周镳之名，以诟公而重，诸名士党人又以诟公者媚镳。”于是大铖怨镳及诸名士刺骨，一旦得志，即起大狱杀之，而未有以发也。及骤贵用事，与中官比匿，逐谏臣，逆案诸人如袁宏勋、杨维垣等，次第起用。先以蜚话逮镳及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演祚，系刑部狱，从吏讯，而捕囚诸名土，校尉纷出，跄踉奔窜，善类为之一空；定从逆六等条例，凡素有清望不悦己者，辄窜入其中，或有真失节者，反以贿免。群臣曰上疏相诋诽，上亦厌之，诏曰：“朕遭九六之运，车书间阻，方资群策，旋轸故都。乃文武之交争，致异同之曰甚。先皇帝神资独断，汇纳众流，天不降康，咎岂在上？
尔诸臣鉴于前车，精白乃心，匡复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转兴，天下事不堪再坏！且视朕为何如主？“
皇太后至自河南，遣灵璧侯汤国祚告于南郊。杨维垣追论三朝党局，上曰：“宵人躁竟，不难矫诬君父，以遂其私，姑不追究；其《三朝要典》，礼部访求入史馆以存列圣慈孝之实。”又奏逆案多枉，命吏部分别起用。九江总督袁继咸上疏，言《三朝要典》为先朝所焚，不宜存，而左良玉亦上疏论之。上曰：“此朕家事，列圣父子兄弟数十年无间言，诸臣妄兴诬构，今物故几尽，与在廷诸臣功罪无关，朕已悉从宽宥，不必疑猜。”袁宏勋奏继咸庇护三案，继咸上疏自辨。
上曰：“继咸身任封疆，当一心办贼，不得借端生衅！”
先是湖广巡按御史黄树以论士英被收，倚良玉不至，先后得罪者亦多奔良玉军；而吕大器先是劾士英以入朝为名，横据==，卖官鬻爵，请上罢斥，上弗听，寻致仕去，至是逮之，亦不至。失职之臣，挟藩镇以抗朝廷矣！是时庶官非贿不入，==与中官、勋卫、藩镇皆得操用舍之权。吏部尚书徐石麟不获举其职，去位。兵部之婪贿尤甚，奸人挟多金入都，即曰可为大帅。前官方在任，而后官升授者累累皆是；及抵任互争，乃令新者候缺，而旧者欲固其位，仍输贿，新者亦更加贿，以求旧者之速去。武弁横行都邑，人莫之敢指。大铖党亦盛，张孙振、赵之龙、冯可宗皆为之爪牙，曰以报怨杀人为事。其大旨务以离间骨肉，危动皇祖母，中诸名流以非常之法。当拥立时，操异论者仅数人，而士英辈欲自张其功，凡有纠劾，必以此诬之。
元年春正月，开封总兵许定国北降，诱杀兴平伯高杰。二月，鸿胪寺少卿高梦箕奏先帝太子在杭州。先是有妖僧大悲从北来，自称为先帝，又称为齐王，又称为潞王；下镇抚司讯，又称为神宗子，因宫闱有隙，寄养民间，长而为僧，辞连潞王与故相申时行。礼部尚书钱谦益于是奏奸僧诬蔑，而户部侍郎申绍芳为祖讼冤，钱谦益自白，俱奉旨慰谕。而张孙振、阮大铖欲藉以起大狱，为匿名帖布于通衢，海内清流如徐石麟、徐淠、陈子龙、祁彪佳、夏允彝、杨廷枢之属，皆入其内。士英性本疏阔，不欲杀人，而大悲所言，一无所牵染，其狱遂止。二月晦，弃大悲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