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早就有免除犯罪或减轻处罚的赦宥活动。
《尚书·舜典》中的“眚灾肆赦”，《易·解卦》中的“赦过宥罪”，《尚书·吕刑》中的“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赦”，《周礼·秋官》中的“三宥、三赦之法”等，都是中国古代赦宥活动和赦宥原则的记载。从这些记载来看，中国古代赦宥对象只限于过误、罪疑及情理可矜恤者三种情况。
而对故意犯罪、一贯犯罪，罪情虽轻，亦不赦免。此时的赦宥，亦是对个别人或事“临时随事而为之”，并非常制。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在一些诸侯国中“已有大赦之法”，但也未泛及有罪者。后因法家反对赦宥而久不以赦为言。至秦二世，因农民起义军兵临城下，才被迫大赦天下。但二世所为，实系一时之权宜，非为秦朝之常典。
汉有天下之后，高祖为“与民更始”，始大赦天下殊死以下罪人。，其后历代继承之君相沿风行，从此赦门频开，不仅赦宥名目繁多，而且赦宥范围广泛，“凡天下之罪人，不问其过误、故犯，一切除之”。从而使降释犯罪成为赦宥的主要内容，改变了“赦过宥罪”的原始意义。中国古代赦宥之制自汉代确立之后，虽然不少“明君贤臣未尝以赦为美”，但赦宥活动却始终风行不衰。
宋代的赦降即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度化的。本文拟就宋代赦降制度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赦降种类及等级
宋代“以忠厚为本”，“以宽仁为治”，把赦降犯罪与推广恩泽结合起来，作为推行“德治”，标榜“仁政”的一项政治措施。因此，赦降制度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代的赦过宥罪皆称赦宥，自北魏始有降等、降宥、降免之名，唐代称降释，宋代称赦降。《庆元条法事类》中讲：“诸称恩者，谓赦降；称降者，德音、疏决同。”由此可知，赦降是宋代赦免有罪和降等处罚的总称。宋代的赦降不仅频繁，而且赦令成为编敕的一项重要内容。宋太宗淳化编敕，始附赦书；宋真宗咸平编敕，“又以续降赦书、德音别为一卷”。其后历代编敕，皆有“赦书、德音”之目。由此可以看出宋代统治者对赦降立法的重视。
宋代的赦降种类，主要有大赦、曲赦、德音和录囚四大类。对此，《宋史？刑法志》中已有明确的界定。“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凡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余罪释之，间亦释流罪，所被广狭无常。又天子岁自录京师系囚，畿内则遣使，往往杂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释之，或徒罪亦得释。若并及诸路，则命监司录焉”。这一概括，基本上符合宋代的赦降情况。
（一）大赦
在宋代，“其非常覃庆则常赦不原者咸除之，其次释杂犯死罪以下，皆谓之大赦”。但由于大赦的原因不同，而其赦降的等级亦有区别。
1．新帝即位，赦“常赦所不原者”
新帝即位是宋代最重要的吉庆大典，不仅必行大赦，而且赦降等级最高。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即位大赦中宣布：“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自此之后，历代新帝即位大赦，无不以此为例，使赦免“常赦所不原者”，成为宋代新帝即位大赦中的固定内容。但宋代赦免“常赦所不原者”并不限于新帝即位，如宋太祖平南汉、平江南之后，宋太宗平北汉及李继迁献银、夏、绥、宥四州之后的曲赦中，皆赦“常赦所不原者”。又如宋真宗东封、西祀及奉天书礼成之后的大赦中，也赦“常赦所不原者”。甚至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因皇太后不豫大赦天下时，亦赦“常赦所不原者”。此后，新帝即位之外的大赦中，不再有赦“常赦所不原者”。
2．郊祀大赦，既有定制，也有定时
在宋代，凡“京城之外大祭祀，皆谓之郊祀。如三岁南郊圜丘。时北郊祀后土，皇帝祈明堂中，谓之明堂大礼”。“大礼毕，车驾登楼，有司于丽正门下肆赦”。此谓郊祀大赦。郊祀大赦始于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郊见五帝，赦天下”。然非汉代常典。西晋惠帝元康六年（296）之后，郊祀之礼年年有，但亦非每郊必赦。至宋代“三岁遇郊则赦，此常制也”。“熙宁中，始诏编定，遂著为式”。宋代无论是九月的祀明堂，还是十一月的郊祀，每次礼毕，必降释有罪，加恩百官，除放逋负，因此“世谓三岁一赦，于古无有”。降释有罪与广施恩泽并行，成为宋代郊祀大赦变化的突出表现。
3．灾异见，赦天下
宋代统治者把旱灾、水灾、日食、地震、星变、冬雷等自然现象，视为上天对政不节的惩罚。为尊崇“天意”，“冀感天心”，每遇灾异出现，必降大赦以救其灾。如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五月，以久雨赦天下，“降死罪囚，流以下释之”。宋真宗咸平二年（999）闰三月，以久旱赦天下，“死以下减一等”。天禧二年（1018）七月，又以星变“赦天下流以下罪，死罪减一等”。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亦以冬雷大赦天下等。宋代因灾异即大赦天下，或曲赦地方，或德音布恩，或录囚降释。
因灾异而降赦，是宋代赦降中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二）曲赦
曲赦是对局部地区的赦降。曲赦之名最早见于西晋泰始五年（269）五月“曲赦交趾、九真、日南五岁刑”。至宋代，凡“有释杂犯罪至死者，其恩霈之及有止于京城、两京、两路、一路、数州、一州之地者，则谓之曲赦”。凡此，多是皇帝巡幸车驾所过之处，或因某地发生严重天灾、兵灾、贼盗等特殊情况而进行的恩赦。
《朝野类要》中载，曲赦“乃专为一事一处有兵灾罪眚之类”。在西晋之前，此类赦宥多列于别赦，或称特赦。
宋朝初期，在平定荆湖、蜀、南汉、江南、北汉之后，皆曲赦其管内。其后凡帝受尊号、改元、帝不豫、生皇子、神主人太庙等，皆赦京畿、两京或三京；在迎天书、玉皇尊像、奉天书祠太清官等大礼之后，皆赦车驾所经州县；凡发生水灾、旱灾、地震及复疆土、盗贼平、被兵火的地方，亦皆曲赦被灾之地。宋代曲赦虽非常制，降释等级不一，但曲赦的数量却相当多，是宋代赦降中的一种重要形式。
宋代亦有特赦之名，系指由皇帝特恩而单独赦免个别人或少数人罪行的赦降活动。特赦的对象多因情况特殊而受特恩赦免。如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太原叛将李筠之子守节以城降，“上赦其罪”。乾德五年（967），王全斌等因在破蜀时贪赃枉法，依“法当死，上特赦之”。开宝六年（973），为使中央官吏纳于自新之地，“特赦中书、枢密院、三司及诸司吏自前隐欺未觉等罪”。，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开封长垣民李遂与其子同盗杀驴，依法并坐徒，“诏特免其子”。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宁州九岁民庞张儿殴庞惜喜致死，上以“九岁童稚争斗无杀心，特矜之”。另外，宋代亦有为373稳定形势，安反侧进行的特赦。如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减降“河北饥民为盗者”，五年（1072）“赦亡命荆湖溪｝同者”。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因金兵南侵，河北、山东盗起，而“赦两河、京西流民为盗者”。南宋初“诏谕流民、溃兵之为盗贼者，释其罪”，“赦福州叛卒张员等”唧。这都是根据形势需要，从安反侧出发进行的特赦。
（三）德音
德音是唐宋的一种恩诏。在宋代，凡“止谓之赦杂犯死罪，死减等而余罪释之，流以下减等，杖笞释之，皆谓之德音”。是“泛降而宽恤也”。如宋太祖建隆二年（961），皇太后疾，上忧惧，颁德音赦天下，“降死罪囚，流以下释之”。其后咸平六年（1003）万安太后疾，元丰二年（1079）太皇太后疾，元符三年（1100）皇太后不豫所降德音，亦皆“减天下囚罪一等，流以下释之”。而因帝不豫，太后神主人庙，水旱灾伤，日食星变等所降德音，或释流以下罪，或释徒以下罪，或释杖以下罪不等。
宋代由于颁降德音的原因不同，而所宽恕的地区和等级广狭不常，但一般是比曲赦地区广，比大赦等级窄。
（四）录囚
录囚始自汉代，是由皇帝或上级司法监察机关，或专差官吏对在押犯进行审录，纠正错案，监督司法活动的一种制度。由于录与虑相通，故唐代称虑囚，并把虑囚作为一项“善政”固定为大理的常职。凡被虑之囚，多得原宥，或降刑，或免释。
宋代自“祖宗朝皆人主自临决囚徒，不拘暑月，至景德中，盛暑临决，遂为定制”。宋初每年的一次亲录京师系囚，所降宽刑之令，皆死罪以下递降罪一等，杖以下释之。自宋仁宗之后，疏决系囚之命增多，一年“或至再三，白徒以下，一切赦之”。疏决范围亦由以京师为主而泛及诸路。从有关记载看，宋代录囚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皇帝亲录“在京诸司系囚”；二是“遣使分决诸路刑狱”；三是降诏灾伤州军长吏“疏理管内系囚”。宋代录囚所降释的等级，宋初尚无定制，如宋太祖建隆二年（96 1）六月以东京、河北旱录系囚，“杂犯死罪减一等，流以下罪减三等，杖罪已下并放”。而宋太宗朝录囚，既有“降死罪囚，流以下释之”㈦，亦有“流以下递减一等，杖以下释之”。宋真宗景德之后至南宋末，除宋仁宗至和、嘉祜期间录囚，“杂犯死罪已下递减一等，徒以下释之”，其余年岁录囚，都坚持了“杂犯死罪递减一等，杖罪以下释之”这一标准。
录囚制度本非赦典，由于宋代“虑而降释”，使其成为宋代宽降犯罪的一种重要形式。亦因录囚年至再三，使以录囚降释有罪的数量也多于其他形式的赦降。
从宋代赦降种类看，其赦降等级基本上可分为四等：一是赦免“常赦所不原者”；二是“减死释流以下者”；三是“减死流释徒以下者”；四是“减死流徒释杖以下者”。对于降等问题，《庆元条法事类》中亦有详细规定：“诸犯罪会降，称死罪降从流者，流三千里；称流罪降从徒者，加役流、流三千里并徒三年，其余以次降之；称徒罪降从杖者，徒三年降杖一百，其余以次降之……流以下放者，编配并免；徒以下放者，沙门岛、远恶处者配如法。”这项规定可以看出，宋代的赦降等级亦已规范化、制度化。
二、赦降名目及数量
赦过宥罪的名目，汉代已经很多，至宋代，更是不可胜数。从有关史籍记载看，在新帝即位、立皇太子、郊祀、明堂等已成定制的大赦之外，宋代进行赦降的其他名目还相当繁杂，多而广是其突出的特点。现分类概述如下。
（一）吉庆大典赦降
宋代的吉庆大典名目很多，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天书降，天尊降，迎天书，封泰山，迎玉帝尊像，奉天书祠太清官，上玉皇圣号、徽号、宝册等；二是天子受尊号，受八宝，受元圭，受定命宝等；三是玉清昭应宫成，太一宫成，上清储祥宫成，神御殿成，神霄宫成等；四是初谒、朝谒、恭谢景灵宫等。这些大典活动之后，或大赦，或曲赦，或降德音进行赦降。
（二）丧葬大礼赦降
宋代的丧葬大礼，主要有祭奠皇陵，葬皇帝、皇后、皇太后，奉安皇帝圣客神御入西京应天院、南京鸿庆宫和景灵宫，皇帝、皇后、皇太后神主附太庙等。此类大礼之后，亦皆行赦降，已成定制。
（三）皇室喜忧赦降
宋朝皇室的喜庆，主要是生皇子、皇女，帝疾愈等。
凡遇此类喜庆，或降德音，或行曲赦，或录系囚，皆降释有罪。而其忧者，主要是帝不豫、太上皇不豫、皇太后疾、皇后疾等。凡遇这种忧惧时，或大赦，或降德音赦天下。
（四）平盗复土赦降
在宋初的统一过程中，每平定、收复某一地区，皆进行曲赦。其后凡平定“贼盗”，收复边地之后，亦曲赦地方，成为定制。由于宋代“贼盗”不断，有影响的农民起义和军士暴动为数不少，因此而进行的赦降亦不为少。
（五）辽金通和赦降
在宋代，无论是宋真宗朝与辽讲和之后，还是北宋末及南宋与金战和之中，凡契丹人、金人退师及和议之后，宋朝统治者亦以此为由进行大赦或曲赦。此亦成为宋代赦降的一类名目。
（六）天文之异，水旱之灾赦降
宋代以天文之异进行赦降的名目，主要是日食、星变、地震、冬雷等。遇星变，多行大赦；有日食，多降德音；发生地震，多行曲赦。宋代以自然灾害进行赦降的名目，主要是旱灾、水灾、火灾等。凡是发生水旱之灾，或大赦，或曲赦，更多的是通过录系囚降释有罪，南宋时成为定制。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通判利州的周表臣曾讲：“国家每因天文之异，水旱之灾，大则行德音于天下，小则曲赦于两京。”因此说，以灾异之名进行赦降，是宋代赦降中的重要内容。
另外，宋代还有以“岁无兵凶”，“灾异数见”，“屡获丰年”之名大赦天下者。又有以帝亲耕，皇太后还政，升应天府为南京，改许州为颍昌府，修三山河桥等名目进行赦降者。如此之类，不一而足。
宋代赦降活动的频繁，必然带来赦降数量的繁多，但由于各史籍中对赦降的记载不尽相同，很难作出确切统计。为了便于了解宋代赦降活动的概貌和变化状况，现仅根据《宋史·本纪》、《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刑法五》、《文献通考》卷173中的记载，按朝代分类作以粗略统计。今作表附于此，以供参考。
从上表来看，虽然所统计的数字不一定十分准确，但从这个粗略的数字中可以看出，宋代赦降次数之多，数量之大，是中国有史以来少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