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朝，仍然坚持严惩贪官赃吏，并一再申严赃吏之法。大中祥符元年（1008）诏：“官吏犯赃，勿以赦原。”但在实际中，官吏坐赃当死者，皆被特贷，“杖脊、黥面、配沙门岛”，或配远恶州军牢城。仁宗朝，坐赃当死官吏虽有刺配者，但命官免杖黥者越来越多。天圣八年（1030），监翰林司阎门副使郭承禧，坐监主白盗，依法合实极典，而宋仁宗特诏贷命，“免决刺，除名，配岳州衙前编管”。即不文面而流。自是，编管成为命官犯赃当死者的法定刑。至哲宗制定命官犯罪不死、不杖、不黥的“三免法”之后，不肖官吏非法横取者，盖不深究。绍圣三年（1096），刑部侍郎邢恕等言：“艺祖初定天下，主典自盗赃满者往往抵死。仁祖之初，尚不废也。其后用法稍宽，官吏犯自盗罪至极法，率多贷死。然甚者犹决刺配，……比朝廷用法益宽，主典人吏军司有犯，例各贷死，略无差别。”这是宋人自己对惩治贪官赃吏法作的历史结论。
南宋初，高宗对官吏坐赃抵死者，仍行贷命、除名、勒停、编管之法，只是增加了“追纳赃钱人官”而已。孝宗时，为整饬姑息官吏犯赃之风，惩治赃吏之法有所加重。隆兴二年（1164）九月诏：“今后命官自盗枉法赃罪抵死，除籍没家财外，依祖宗旧制决配。”孝宗朝的赃吏虽无极刑之人，但因赃坐死特贷官吏被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杖脊、刺面、配牢城者明显增多。，所以孝宗朝曾一度出现了在朝官“以馈贿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人都为羞”的清明局面。光宗之后，虽严赃吏连坐之法，但因政治更加腐败，经济更加困窘，吏治废驰，贪风又炽。特别是韩饨胄用事之后，“贿赂盛行，四方馈遣，公至宰执台谏之门，人亦不以为讶”。即使大臣贪赃逾万，也只是投闲数月，便可祠禄。可见惩贪之法废驰到何种程度。宋理宗时，既有申严戒饬赃吏之制，又有“诏饬监司严禁赃吏”之法，但官吏“傀赂公行，薰染成风”，已经是积弊难返了。
南宋时虽然朝廷屡诏申严赃吏之法，屡令戒饬监司举劾赃吏，但由于对贪赃官吏无重惩之法，对非法横取者盖不深究，更因朝廷宽贷之恩屡加于赃罪，使其法已不足以惩贪禁墨。所以赃吏之法虽蜜，惩贪之令虽多，也无力扭转官吏贪墨之风，更难以治众了。
三、防贪治墨的历史借鉴
宋代确实有一些勤政明法之君，循理守法之臣，他们从官逼民反的历史教训中，从宋代尖锐的阶级矛盾引发的农民反抗斗争中认识到，“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此弊不革，欲诚善治终不可得”。因此，他们从统治阶级整体利益出发，对官吏犯赃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对蠹国害民的贪赃官吏采用了严惩不贷的刑罚手段，尤以太祖、太宗、神宗、孝宗朝最为突出。虽然严防与重惩赃吏的措施并没有能够改变官吏贪赃之风，甚至有朝杀而暮犯者，但所收一时之效是明显的，尤其在宋初的政治中，起到了拨乱反正的重要作用；神宗朝，虽然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相当激烈，但官吏因赃坐罪者大量减少；孝宗朝，又严赃吏之法，使一度出现了吏治清明。由此看来，防治并重，奸赃重惩，是吏治清明的一个有效办法。
宋代预防官吏犯赃的详备措施，亦有不少可供吸取的经验和办法。如加强财政收支的预算控制，严格的财物管理，在财物出纳中广泛使用凭由，对官吏在经济活动中利用职权私敛诛求、欺弊贪赃、侵吞官物、虚报冒领等行为，起了积极防范作用；详备的财务审计体制，对官吏犯赃有一定的约束力；完善的监督机制，使官吏上下、左右之间相互监督、互相牵制，对官吏贪赃起到了有力的钳制作用；尤其是加强对官史经济活动的社会监督，对制约官吏犯赃，揭露和惩治官吏犯赃，都是可供吸取的有效办法。
宋代防范官吏犯赃的措施，惩治官吏犯赃的法律，都是相当严密完备的，但宋代防治赃贪的收效并不显著，而且愈来愈不可抑制。其原因固然与封建官僚政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防治官吏贪赃的法律本身的变化，亦提供了比经济更多、更深刻的教训。
（一）曲法全礼，用法不一
历代封建法律，都是维护官僚特权的法律。宋代在惩治官吏贪赃罪中表露的尤为突出。
1．从官僚士大夫的整体尊严和荣辱出发，命官坐赃当死而贷命者，自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监翰林司阁门副使郭承祜免真刺编管之后，命官犯罪更无黥杖之刑。
2．从宗法亲情关系出发，罪同而罚异。如宋太宗淳化二年（991），监察御史知晋州祖吉和王淮受赃枉法，赃数以万计，祖吉依法处死，而王淮因系参知政事王沔母弟，只杖于私室，仍领定远主簿之职；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知处州邹栩犯赃于法不赦，邹栩因系哲宗朝名臣邹浩之子，特免真决而编管。
3．以诏敕取代常法，恃战功特贷命者尤多。
宋代统治者为取得臣下的忠心，不仅从法律上确定了官吏的种种特权，又以各种名目宽纵官吏的贪赃罪，这就更助长了官吏的贪婪之心，最终造成了官吏“赂相浊乱，贪焰烁天，奸尹贪婪，聚敛成市”的严重恶果。
（二）宽纵过滥，法不治众
自宋真宗之后，官吏因赃当死者，无不得到矜贷，使官吏的逐利行为无所顾及，敢于以身试法。富弼讲：“祖宗朝，吏犯赃至死者未尝贷，是国有定法，而犯者绝少。
近年臣僚受赇至死，率蒙宽恕，是恩无极刑而犯者愈多，不足以禁贪墨也。”由于犯赃官吏大多仍被官府留用，更刺激了贪赃受赇风的盛行。庞籍说：“先帝深疾赃污，如法严戒，一经黜削，不复齿用。近年贪吏益众，盖由宽法所致。向来以赃废弃者，既获甄叙，又降敕不许按察之官召人告首，自此贪心益固，自谓得时。”自北宋后期，由于对“不肖官吏之非法横取，盖已不甚深求”，致使自地方令丞到中央高官要员，从文官到武将，从行政官到司法官，从财物官到监察官，无不有贪赃者，人员之众、层次之多、涉及面之广，实属前所少有。因此，出现了“达官贵人，赃以万计”，“廉吏十一，赃吏十九”的严重局面。虽然朝廷屡降申严赃法之诏，但已经是难以治众了，甚至“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南宋后期治吏的凋残之状，深以为戒。
（三）欲治赃贪，必严监司
宋代为强化官僚机构的统治效能，建立了完备的监察机构，制定了明确的督察责任，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严密的监督系统。叶适讲：“监司者，以法治下，以义举事者也。”“奉行法度者州郡也，治其不奉行法度者监司也，故监司者操制州郡者也”。由此可见，监司的好坏是政治清明、吏治清廉与否的关键所在。
在宋朝，确实不泛清正廉洁的监察官，众所周知的包拯，不失为封建官吏中的清官。但在封建官僚政治日益腐败，贪赃之风盛行于时的环境中，几个正直自洁的监察官是无力扭转局势的。特别到北宋后期，不仅大小官吏“讫公徇私，诛求百姓”，作为刺举之官的监司，也“背公自营，倚令搔众”了。监司既然自己玩法贪赃，对奸赃之吏更是“坐视漫不省察”。结果是吏治腐败，官吏横敛，怨痛结于民心，反抗起于四方。
南宋时，虽然屡申监司严赃吏之法，又以监司劾去赃吏多寡行赏罚，但“权臣之辈，货赂公行”，州郡之官“以惨刻聚敛为务”之风更盛。其原因是：（1）朝廷虽屡诏监司严禁赃吏，但“防监司之不暇，而监司何足以防州郡哉”。且不责其大而姑禁其细，沿微文以立法，监司弛惰之人反以为宽大。故监司有法而不行，使之为具文。（2）官吏赃贪，即使“监司、台谏按发，不过放罢。前之行遣，既不究实，后之辨雪，遂得有辞”，使监司不愿纠察。（3）不以法治、义举之权付监司。如转运以划刷州县财赋为一司岁计之常；提举司则置水利民田而不顾，专以督查茶盐为务；提刑司以催趣经总制钱为职，而刑狱冤滥，词诉繁滞则不省。因此，“监司之不法、不义反甚于州县”。（4）“监司守令，攘公盗民，以求美迁”。如“某郡之守当为侍从也，则监司幸其复为侍从而有所求；某郡之守当为台谏也，则监司惧其复为台谏而有所击；至于县令之与在朝某官有姻有旧者，皆不敢问”。在如此复杂的关系网中，监司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守令犯赃不敢问，不暇问，不复问是很自然的事情。
“监司既庇其守令，则饼庇其胥……朝廷以监司为可信，安知其不可信”。所以赃弊不治的根源，与监司不法不义有直接的关系，何况监司违法更甚于州县。
从宋代监司在肃贪中的作用看，“台谏急则监司警，监司警则郡县肃”可见监司清正廉洁，尽职尽责与否，是吏治好坏的极为重要环节。
（四）大吏不惩，人心不服
宋代在治赃惩贪中，由于从等级名分出发，而用法不平。特别对“私县官之赃以自入”，“公苞苴之赃以自富”的命官贪赃，在处罚上明显轻于一般官吏的犯赃，而且往往是“大吏不正而责小吏”。因此，人心不服则有法不能尽行。南宋杨万里在奏议中讲：“大吏而不正，不正而法不行也。而欲举法以禁小吏，宜其怨而不服也。”
何况“大吏不正而责小吏，法略于上而详于下，天下之不服固也”。他提出：“用法自大吏始，而后天下心服”，“天下心服而后法可尽行，赃可尽禁也。”杨万里所言尽管不可能因用法自大吏始而能尽禁赃贪，但其说是有值得深思的道理的。王夫之在评论宋朝治赃肃贪的教训时也说：“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如此深刻的历史教训，对今天的倡廉肃贪亦有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