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司法制度中还有其他“好生之德”，比如规定没有杀人的重大案件，只处置主犯一人，从犯可以在秋审中罪减一等，发配充军。富有创造力的狱卒中也能从中牟利。方苞在狱中就见识到了：有兄弟俩把持公仓，按律应该立即处决，案件已经判决了，狱吏对兄弟俩说：“给我一千两银子，让你活命。”兄弟俩不信，都已经板上钉钉了，还能活命？那小吏说：“这并不难，判决书还没上奏呢，我把你们的名字换成从犯中没有亲属的两个单身汉的名字，奏报上去不就行了？”犯人问：“主审法官又不是傻子，发现判决书有误，指出来怎么办？”那狱吏笑道：“等上面把判决书发回来，主审法官发现错误再上奏的话，我们没有活路，但他也会受到牵连而撤职。他不会为了你们俩的性命而放弃官位的。”兄弟俩将信将疑地这么试了，果然两个从犯立刻被处死。主审法官发现后果真不敢追究。而兄弟俩的命留到了秋审，在秋审前夕又花钱打点，又没发配充军，在监狱里好好地呆着。原来在秋审环节，监狱官吏差役也能动手脚。朝廷规定，凡是没有预谋或无意杀人的杀人犯，经秋审归入矜疑类，可以免死。狱吏就利用这点舞弊，篡改犯人的状辞。有一个叫郭四的人，已经四次杀人，都以矜疑罪减一等，随后遇到大赦出狱。他在狱中和同伙勾肩搭背、喝酒行乐、扬扬得意，对杀人往事毫不隐讳，详细地向外人炫耀。
长久以往，清朝监狱形成了一整套完备严密的舞弊、敲诈和贿赂系统。一个环节的黑幕串着一个环节的黑幕，形成了“一串黑”。刑部十四司正副郎官（正副司局长）中的书吏、狱官、狱卒，无不从中牟利。监狱黑幕成了司法系统的集体腐败。这些人都把多关押犯人视作有利可图，所以，稍有牵连的人，就会被拘捕入狱。只有监狱爆满才能好好地“创收”。
久而久之，坐享贿赂的监狱官吏差役们也懒了，在犯人中扶持代理人。一些常年关押在狱中的老囚犯就与胥卒表里为奸，出面维持监狱黑暗体制，从中赚大钱。方苞在《狱中杂记》中记述了这么一位“狱头”。浙江山阴县（今绍兴）有个姓李的，杀人下狱，充当狱头每年收入数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李某因大赦出狱，寂寞无聊，竟然怀念狱中生活。几个月后，有个同乡杀人，李某主动替此人承担罪名，再次入狱充当狱头。不料康熙五十一年，李某又“不幸”遭遇了大赦，减罪充军。等候遣送期间，李某写了状子再三请求对自己要“从严惩罚”，要求留在刑部监狱。很遗憾，他的恳求没被批准。李某只好叹息：“我再也不能进这监狱了！”最后失望地离开了。
无独有偶，《清稗类钞》中也有一个类似的狱头。同治年间，山东人张某因杀人关押在刑部监狱10年，每年收入几千两银子，比他之前做买卖的收入高多了。他还定期把钱送出监狱去，让母亲、妻子和孩子都过上了不错的日子。很不幸，光绪皇帝登基，大赦天下，张某怏怏出狱，随身携带数千两银子。出去后，张某觉得从事什么职业都不如当狱头来钱快，郁郁不乐。一年多后，街坊有人打架出了命案，案卷送到了刑部。张某大喜，花了大把的银子央求刑部的书吏，把自己列明“从犯”，回到了刑部监狱当狱头了。张某的运气也实在不好，没赚几天银子又遇到光绪皇帝大婚，又一次大赦天下。张某还想赖在狱中不走，可早有其他老犯人觊觎狱头的位置要挤他走了。《清稗类钞》中说“计非去张，不得专利”，可见狱头俨然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职业。那个老犯人重金贿赂监狱管理方，最后由监狱出了一份公函给张某山东老家的衙门，说：“贵地百姓张某，罪行累累，在敝处关押多年，如今遇到大赦返乡，还请贵地父母官严加管教，别让他出境为盼。”这一招称得上是釜底抽薪。张某不仅被监狱扫地出门，还被差役递解回籍。张某离京的时候，带着女眷、孩子和上万两银子的行李，浩浩荡荡，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是哪位衣锦还乡的退休老爷呢！不过张某心情极其黯淡，临出狱门痛惜地说：“吾遂不得复居此耶。”
清朝监狱为什么黑暗至此呢？其实，古代社会的监狱就像是方苞看到的“老监”牢房，牢门一关就是一个密室：没有窗户，密不透风，阳光照不到里面，里面的呼喊也传不到外面。监狱是社会的黑暗角落。在一个没有外界监督，没有权力制衡，只有管理者自上而下行使权力的地方，最后必然演化为强权暴政。在每一个密室里面，都会重演这样的悲剧。
最后讲一件发生在光绪庚辰年（1880年）广东某监狱的突发群体性事件，来结束本篇文章。读者可以当作一个笑话来看：
清朝狱政不修，监狱里黑幕重重不是一天两天了。交了钱的犯人不带手铐脚镣，在监狱中自由来往，贿赂出得多的犯人还可以享用美味佳肴、欢歌艳舞，生活质量一点都不会降低。只有在州县典史巡狱时，狱卒才让犯人们戴上刑具，站在监牢中表演一下。
广东有个新上任的县令，不知监狱深浅，想考察一下狱政。一天，他来了个突击检查，事先没告诉任何人就来到了监狱。狱卒也不知情。县令一进监狱，哇，看到了另一番市井场面：几百个犯人自由往来，散步聊天，有高声谈笑的，有喝酒行令的，好不热闹。犯人们看到县令来了，高喊：“你来得正好！”把县令绑了起来，然后向官府提条件：“县令大人要想出去，就得和我们几百个人一起出去。如果有人阻拦，我们就杀了县官。反正都是一个死字，与其束手而死，不如与官同死。”县里的官吏、幕僚们都傻了眼，不知道如何处置。派兵施压吧，犯人们就折磨县令，监狱里传出县令的鬼哭狼嚎声；断绝犯人们的饮食吧，县令也没有东西吃。主管狱政的典史到门外，先是和声细语地劝说犯人，继而苦苦哀求犯人释放县令。犯人们一概不理。
没办法，县里只好报告知府。知府亲自跑到监狱外面，晓谕犯人：“县令到任以来，并没有虐待你们。你们入狱，都是之前的县令判的。你们何苦为难县令呢？你们如果把县令弄死了，罪名更重，还想脱身吗？不如把他放掉。我保证：有冤者申冤，重罪者也想法给你们减罪，绝不欺骗你们。”遗憾的是官场黑暗太久，人们习惯于不相信官员的话，甚至把官员们的话反着理解了。知府这么一保证，犯人们的态度反而更强硬了，说：“我们和县令，出则同出，死则同死，不必多言。”知府徘徊犹豫，和犯人们僵持了十几天都解决不了。他怕县令死在监狱中，事情闹大了承担不起，不得不上报给广东巡抚，请求发兵二营，先假装同意犯人们的要求放他们出狱，然后再派兵围剿。
广东巡抚接到报告，心想：这种天下奇闻竟然发生在我们广东省，得赶紧摆平了，不然有损广东官场声誉。省里的官兵派到了县里，知府同意释放全部犯人。犯人们就提出要挟持县令同行五十里，到某山才能放他。知府也答应了。狱门打开后，囚犯们簇拥着县令就跑，官兵们尾随其后。到指定的山头，囚犯们释放了县令，然后分道逃散。无奈官兵四面围剿，除三人逃逸外其他犯人全部被捕。知府、县令押着犯人回城，报复惩治，加以酷刑，20多人死于杖下，其他人都从重拟罪，全部处决。
从“黑漕粮”说起
嘉庆十四年（1809年）五月，北京城里爆发了一起“食品安全问题”。不少八旗兵丁和家属领到朝廷发的漕粮后，发现大米发黑发霉，没法食用。即便一些看似完好的米粒，蒸煮后发现内部早已变质朽坏，难以下咽。王府和衙门领取的漕粮也有同样的问题。
清政府每年从江南鱼米之乡征收漕粮，供应京畿地区的皇室宗亲、王公大臣和八旗子弟。要求各省解送的漕粮，必须是上等大米。为什么到北京，就成了黑米朽米了呢？
嘉庆皇帝下令彻查。清朝漕运和仓储系统的腐败窝案，就此揭开了口子。
大臣和侍卫们到漕粮仓库一查，发现各仓账目和实际存粮不符，存在严重的亏空。随便抽查的几个仓库，亏空都以千石（几十万斤）计算。而为了掩饰漕粮亏空，不法之徒无所不用其极。最常见的手法，就是以次充好，买劣米、糟米来冒充好米。比较恶劣的做法是在漕米中混杂石灰、沙砾等充数。
检查人员还发现了一种“涨米药”。这种药能让大米膨胀，让米袋看起来鼓鼓的，没有缺斤短两。但涨米药毁坏米质。用药后，大米外表无恙，内部朽坏，蒸煮后没法下咽。检查发现，漕粮沿大运河北上，在到达北京前一站天津时，有船只购买涨米药，膨胀大米，来掩盖短缺。官府很快在天津西沽拿获了专门制卖涨米药的杨秉濂。据他供称，在嘉庆十四年三月内，有扬州二邦第10号船李姓某人、11号船汪姓某人各买半剂药。官府又在天津杨柳青拿获了药贩王文德。他供称，同年三月，新安船李姓某人购买涨米药。
种种恶毒做法都是为了掩饰粮食的亏空。那么，漕粮为什么会出现严重亏空呢？
清代漕粮不仅足额征收，而且是超额征收。原本一斤的法定额度，南方农民往往要交纳好几斤甚至是十来斤。多余的部分就被征收、运输、储存的相关官吏和差役们私分了。同样，大运河沿途的官府也要雁过拔毛，分得一杯羹。与漕粮事务相关的各色人等，发展出了盘根错节的潜规则，霸漕吃漕，俗称“漕规”。比如，山东巡抚尽管在名义上和漕运事务无关，每年也能分得数千两的漕规银。不然，山东地面就可以在漕粮的放行、保护等方面刁难运粮船。真正苦的，除了交粮的农民外，还有运粮的漕帮苦力们。
漕规银的金额毕竟有限，参与漕规“分红”的各色人等的贪壑却是无限的。漕规银不够，怎么办？粮船只能把目光投向漕粮，于是“盗卖漕粮”就发生了。不少运粮船沿途抛售漕粮，填补潜规则的窟窿。在彻查期间，嘉庆十四年六月十七日，官府拿获恒丰号田姓船主，他在该船行抵东昌时，盗卖了130余石（约两万斤）漕粮。
这些不足额的、劣质的漕粮运抵京城后，必然需要串通接收的官吏、差役舞弊，不然没法入库。清朝对漕粮的接收、储存工作非常重视，户部下面专门有一个“仓场侍郎”，统筹漕粮的验收、入库、储存和发放。其下辖京东地方、运河尾端的数十个仓库，专设监督官员。此外，仓场系统的各级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和武官等官员，和书办、攒典、番役、库丁、花户、炉头等书吏、差役一应俱全。虽然不是中央部院，但仓场系统的官吏、员工并不比六部衙门少。（当年，仓场系统关系官民的切身生活，事情繁、油水多、叫声响，是京城的一大显赫衙门。至今，北京通州、朝阳地区还保留着大量漕运和仓场的遗迹。）理论上，如果仓场系统各司其职，恪尽职守，漕粮是断不会出现亏空和食品安全问题的。
可叹的是，清朝仓场系统黑幕重重，贪污侵占、以公肥私成为单位文化。番役、库丁、花户、炉头联合运粮船作弊，掩盖亏空，参与分肥，手段五花八门。除了一般的收受贿赂，违规验收不足额、劣质的漕粮外，仓场中人还公开敲诈勒索，不然即使是足额的好米也不给验收。验收时，他们以多报少，多收多占；发放时，他们以次充好，欺压领粮人。此外，他们也盗卖已经入库的漕粮，并且私刻印章、捏造事由、冒充他人领取漕粮。一些八旗百姓，乃至王爷贝勒、将军侍郎等，发现自己名下的漕粮遭到冒领，甚至重复领取。仓场系统的行话叫做“出黑档”。
那么，仓场侍郎、郎中、监督等官员，知道办事人员的劣迹和本衙门的种种黑幕吗？
根据此次检查，各级官员不仅了解实情，还协同书吏差役们分肥饱囊，听任他们敲诈勒索、私出黑档。各种不法手段聚敛的黑钱，最后消失在了仓场系统的官僚机构之中。仓场系统的官职之所以是显赫的肥缺，原因就在于此——法定俸禄大家都是相同的。
考虑到仓场是相对边缘却收入优裕的衙门，仓场系统变成了安插闲散官员的场所。调任仓场的官员，不是在原衙门、原系统升迁不利，来此解决级别问题的；就是年纪已老，调到仓场养老，解决待遇问题的。而且，仓场系统的大小职位几乎全部任用满族人，是满族官员的专属地。最终在仓场任职的都是平庸无能、年迈体弱的满族官员。他们对公务敷衍潦草，全不关心，只关心自己的灰色收入。结果只能是书吏差役们实际操纵仓场系统，官员们参与分肥，共同侵蚀皇粮国库。
仓场官吏、差役们，简直就是寄生在清朝躯体上的“仓鼠”。
黑幕曝光，嘉庆皇帝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丑恶行径极为愤慨，施加严刑峻罚。多名把持仓场、中饱私囊、私出黑档的书吏、差役被斩首，敲诈受贿达到一定数额的被绞死。多名接受贿赂、听任舞弊的官员也被斩首，遭到革职、降级、调任的官员更多。嘉庆对前后在仓场任职的官员都没有放过，向前追溯到嘉庆三年，之后凡是在仓场系统任职过的官员，按照在职时间的长短，分别议处。查处亏空的仓库，现任和前任监督官员全部严加议处，该赔偿弥补的，变卖官员家产田地也要赔偿弥补。已经逝世的官员，则由子孙代替填补亏空。应该说，嘉庆皇帝对仓场官员的处罚不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