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另类殉节”的人是原新编陆军第八镇步兵第十五协29标标统张景良。武昌起义后，张景良附和革命，还出任了湖北军政府参谋部副部长。一次在军政府会议上，张景良突然大喊大叫，用头撞击黎元洪。革命军把他逮捕。不过黎元洪看好张景良，出面证明张景良只是暂时精神不正常，把他保释出来。阳夏保卫战打响后，张景良出人意料地表示要到前线杀敌立功，还愿意以全家人作为人质。革命党人面面相觑，最后勉强同意张景良出任前线总指挥。张景良到达前线后，故意拖延时间，不作任何作战部署。后来，军政府发现部队混乱，就越级下令，代替张景良下达指令。战斗打响后，革命军和清军激烈战斗。张景良这个前线总指挥弃军不管，还在相持的关键时刻突然放火焚烧军需物资，造成革命军弹药告罄，伤亡过大，节节败退。汉口保卫战的失利，张景良“功不可没”。事后，张景良在汉口找了个地方躲藏起来，被革命军发现后抓起来，以“通敌”罪枪毙。
《清史稿·忠义传》记载：“景良临刑夷然，仰天大言曰：‘某今日乃不负大清矣！’”《清史稿》能够挖掘出张景良这么好的“典型”来，着实不易。可是，张景良的行为也算不上是“殉节”，而是超越殉节，上演了一场“无间道”。
需要指出的是，殉节是官员阶层的特权，而且还要是一定级别的官员。布衣之身是没有殉节的荣耀的。普通老百姓，或者基层的小官吏，即便是对王朝感情再深，殉节行为再慷慨再激昂再壮烈，朝廷也看不到，更得不到像中高级官员那样的哀荣。其实，普通人的为国赴难，表现出来的对王朝的感情才是真挚的、可贵的。所以，史官们在修前朝史书的时候，留意挖掘基层的殉节故事，借此证明王朝恩泽深入民心。《清史稿》也不能免俗。遗憾的是，基层人物极少有为清朝殉节的。《清史稿》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叫做胡国瑞的人：
胡国瑞，湖南攸县人，举人出身。清王朝对长期考不中进士的举人有一项“大挑”的制度，就是挑选那些能写官样文章、满口官话且长得像官的人当官。光绪二十九年，胡国瑞被挑中，分配到云南候补。之后几年，胡国瑞在云南当过几个穷地方的官，都是些短期的小官。晚清，官场竞争激烈，当官不仅要拼关系、拼人脉、拼金钱，还要拼智慧、拼说话、拼表现。那些没钱没背景，不会说话不会表现的人，就只好在小官下僚的职位上徘徊，在穷乡僻壤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调任、闲置、候补。胡国瑞不幸就属于这类混得不好的小官。辛亥革命爆发时，胡国瑞已经被解职了，准备“修墓归里”，也就是混不下去要回湖南了。当地讹传北京城破，胡国瑞就跳井自尽了。这么好的一个案例，《清史稿》自然不会放过。书中记载，胡国瑞还在背上写下遗书（不知道他是怎么写上去的），说：“京师沦陷，用以身殉。达人不取，愚者终不失为愚。”胡国瑞自认“愚者”，的确没错。那些聪明的“达人”、“达官”们在清朝官越当越大、缺越补越肥，赚了金山银山，革命发生后又安然脱身，下半辈子享福去了，或者混入革命阵营继续当官。反倒是胡国瑞这样的“老实人”，孤独地去为一个并没惠及自己多少恩泽的旧王朝殉葬去了。不知胡国瑞孤零零地走在黄泉路上，会不会感慨：知府、道台、巡抚大人们怎么都没来呢？
殉节的人少，也就意味着革命的阻力小。枪声响起，清朝各级官员望风而逃，地方政府土崩瓦解。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以较小的代价完成，这场革命之所以被称为一场“低烈度的革命”，很大程度上还要感谢那些贪生怕死、落荒而逃的清朝官吏们。
体制内部信仰缺失、口是心非、鲜廉寡耻的官僚，实际上也是政权的敌人。相比体制外的敌人，这些内部的敌人更加危险。因此，对于一个健康的体制来说，剔除内部的无耻官僚，至关重要。如何遴选出戴着面具的官员，如何真正将意识形态融入体制的血液中，考验着每个政权的自信、智慧和能力。
谥号能给人盖棺定论吗？
1917年1月，晚清重要政治人物、庆亲王奕劻死了。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政治人物似乎比普通人更在意自己的“身后名”。奕劻死后，遗老遗少们都关注紫禁城里的小朝廷会给他什么谥号。
奕劻是小皇帝溥仪的祖辈王爷，历任要职，当过领衔军机大臣和第一任内阁总理（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理就是袁世凯了）。对于这样的宗室重臣，大臣们按惯例，草拟了“忠”“贤”等极好的谥号，只等皇帝圈定一个字就行了。没想到，溥仪接到折子后，彻底推翻大臣的意见，提笔写了个“丑”字，送给奕劻。“丑”是极差的恶评，奕劻如果被定为“庆丑王”，注定要遗臭万年。
虽说皇上圣裁独断，但当时民国成立已经五年了，皇权江河日下，底下人也有了讨价还价的底气。奕劻家人不能接受“丑”的谥号，找了溥仪的生父、晚清摄政王载沣出面，劝说溥仪给奕劻换一个好谥号。
载沣也觉得定同族长辈为“丑”，很不合适，拿着溥仪的批复去见儿子，说“这，这，这……”潜台词是：“这不符常例。这太不正常了。这要改。”溥仪很坚持，说奕劻昏庸无能，贪赃枉法，开了一家坊间皆知的“庆记公司”受贿贪财，在位多年、祸害多年。更严重的是，奕劻与窃国大盗袁世凯互为盟友，对丢失祖宗的江山社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样的人，怎么能给好谥号呢？
载沣退了一步，说，那就改个次一点的谥号吧，比如“献”。溥仪还是不肯，非要给“谬”、“丑”、“幽”、“厉”等差字。最终，大臣们拟了一个“密”字，溥仪认为是恶谥，这才同意了。奕劻成了“庆密王”，是清朝谥号最差的亲王。即便如此，溥仪还后悔了。因为他发现《谥法》中说“密”有“追补前过”的意思。他觉得奕劻没有改过，配不上“密”字。
那么，什么是谥号，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谥号，是帝王和重臣死后，用来评定其生平功过的字号。作用就是盖棺定论、褒贬善恶。不能用好字好话乱拍马屁，也不能用恶毒的字眼搞人身攻击。不然，谥号就在理论上失去了意义。
正是因为谥号公平、公正，一个人能获得好谥是光宗耀祖的大事，仿佛是全社会莫大的肯定和赞誉。后人对有谥号的前辈多将谥号加在他的姓氏之后而不称名字。比如欧阳修死后获谥“文忠”，后人就尊称他为“欧阳文忠公”；李鸿章死后也获谥“文忠”，晚清和民国的人就尊称他为“李文忠”。后人看谥号，大致能看出主人的生平和历史地位。
正因为如此，谥号制度是古代中国一项非常严肃的制度，有着严格的程序和规定。起初是只有帝王才能获得谥号，到了汉朝，皇帝也给大臣“赐谥”，但操作极其严格，只有生前封侯者才有得谥资格。到了唐朝，赐谥资格扩大到三品以上的职事官。明清两代获谥的级别大幅升高。清代规定只有一品大员去世后，请皇帝决定是否赐谥；一品以下官员除非特旨特办，一概没有谥号。所以，不少官员虽然做到了当朝一品，依然没有获谥。
其次，谥号的用字，极有讲究。皇帝的美谥莫过于文、武，大臣的谥号之美莫过于正、忠。帝王的谥号中，像文、武、景、庄、烈、明、昭、宣等都是好字眼，比如汉文帝、汉武帝是汉朝的伟大皇帝，在中国历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刘备的谥号是“昭烈”，也是相当好的美谥。惠、质、冲等，则是中庸偏向昏庸的皇帝用字，比如汉惠帝、晋惠帝都没什么能力。厉、灵、炀等字则含有否定的意思。比如治国无方的陈后主死后，隋朝皇帝杨广给他定的谥号就是“炀”。没想到，杨广自己死后，唐朝给他定的谥号也是“炀”，杨广就是大名鼎鼎的“隋炀帝”。哀、怀、愍、思也不是好词，但还有点同情的意味。在景山自缢的崇祯皇帝谥号就是“思”。
大臣的谥号中，正、忠等自然是好得不能再好的词，端、襄、成、恪、敏、肃等也是常用的好词。对于文臣来说，谥号以“文”字开头是很荣耀的事情。明清只有出身翰林或担任过内阁大学士的高官才能用“文”字。而“文”字谥号中，又以“文正”最为尊贵，只能由皇帝特旨颁布，群臣不能擅议。清朝二百多年，只得八人获谥“文正”，分别是：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次于“文正”的第二谥号是“文忠”，得到的人也很少。整个清朝只有约十人得谥“文忠”，如李鸿章、林则徐。再下面的谥号是“文襄”，如左宗棠；接下去有“文恭”、“文成”、“文恪”等等。晚清另一个“中兴名臣”沈葆桢的谥号则是“文肃”。
汉唐时期，谥号是有褒有贬的，既肯定一个人生前的功绩，也不避讳他的弱点甚至品格缺陷。比如唐代萧瑀的谥号是“贞褊”，贞表示他端直，褊则说他多疑。不用说，批评死者的恶谥招人反感，不利于“君臣团结”和“体恤臣工”，于是北宋朝廷做出规定：不立恶谥，只作美谥、平谥。宋朝大臣的谥号都很光鲜亮丽，极少有贬斥的谥号。明清时期，谥号进一步演化为给高官评功论好的表面文章，不仅给大臣选择好词，而且还会不顾实际地夸大，或者根据皇帝的一人喜好随意决定。总之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背离了最初评判死者生平、鞭策后来者的初衷。至此，谥号异化为高级官员的“哀荣”，沦为一种政治待遇。
明清获得谥号的大臣中，固然有曾国藩、李鸿章等支撑朝政、劳心劳力的股肱之臣，但更多的是曹振镛、王文韶等信奉“多磕头少说话”的庸才。平庸圆滑、钻营仕途的人，反而能得到升迁，能在死后获得谥号。时人讽刺这种现象是：“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便无穷，不谥文恭，便谥文忠。”这些绚丽华美的词藻，与主人的生平功过基本无关，只能表明皇帝或者现行体制对他们的认可。
按理说，赐谥很严肃，是一锤子买卖的事情。但历史上发生过“夺谥”、“改谥”的现象。说到底，赐谥的权力在皇帝手里，天威难测，皇帝的心思在变，大臣的谥号也就跟着变了。
所谓“夺谥”，就是剥夺已经颁布的谥号，以示对死者的追加惩罚。最典型的如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死后获谥“文忠”，但很快就遭到反攻倒算，被抄家，谥号收回。“改谥”顾名思义是修改死者的谥号。主要是将好词改为恶词，体现的是对死者的否定，相对“夺谥”而言惩罚更进一步。比如南宋秦桧死后，宋高宗赐谥“忠献”，表扬他忠心耿耿、操心国事。后来政治风向变了，朝野普遍认为秦桧执行的是卖国求荣的投降路线，很多人抓住秦桧陷害忠良（主要指岳飞）和有汉奸嫌疑（主要指他从北方逃回的经历可疑）不放。宋宁宗干脆追夺秦桧原谥，改谥“缪丑”，痛斥他名实不符、怙威肆行。
“忠献”两个字本意都不错，就因为被秦桧用过，变成了“明褒实贬”的恶谥。之后的帝王将相避尤不及。南宋后期的权臣史弥远，对外妥协退让，对内专权擅政，死后被一帮文官拟了“忠献”的谥号，遗臭青史。
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对死去很久的人追加谥号，称为“追谥”。最典型的就是孔子和关羽了。他二位死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谥号，唐宋之后二人地位越来越高，历朝历代的皇帝都追加谥号。大家蜂拥而上，一个赛一个地将二人的谥号往上“拔高”，最后一个成了“孔圣”，一个成了“关帝”。再比如岳飞冤死的时候无谥，宋孝宗时得到平反，追谥“武穆”，人称“岳武穆”。南宋末年，朝廷为了激励将士抗元，将岳飞改谥“忠武”，又加封为“鄂王”。追谥体现出来的评价标准的变化和政治需求的起伏，更加明显。
越到晚期，谥号越成为专制体制下的政治待遇，受到的政治干预就越重，也就越偏离初衷，不能起到盖棺定论的作用。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宣统皇帝退位后，小王朝给人的谥号就陡然公正起来。上述奕劻的谥号是一例。此外，只担任过前清四五品官的王国维，自沉身亡，溥仪破例“诏”谥“忠悫”。忠是表彰王国维不忘“故国”，悫是“行见中外”、“表里如一”的意思。小朝廷给王国维的谥号就相对公正。当时，江山社稷没了十几年了，小皇帝和遗老遗少们自娱自乐，约束和顾忌比坐拥江山时少得多，用词定字也就公正了起来。
还有一种例外的情形是民间存在的“私谥”。它往往带有对官方谥号的蔑视与否定。私谥一般由死者的亲友、门人、故吏所立，如东晋陶渊明的私谥是“靖节”，北宋林逋的私谥为“和靖”，世称他二人为“陶靖节”、“林和靖”。私谥的主人多为清高孤傲的文人。他们生前徘徊在庙堂之外、乐游在江湖之中，无欲则刚，死后更不怕什么了，一心追求名实相符、盖棺定论。
我们似乎可以说，真正评价是非功过，要在事后，要看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