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御膳房豆腐只是看着像豆腐，却不是黄豆做的，而是用上百种鸟类的脑髓，精研而成。御膳房的青菜倒还是青菜，可做法全变了。朱元璋流浪的时候，能有清水煮熟的青菜吃就不错了。他的子孙吃的青菜，要从几百几千棵青菜中挑选最好的菜心，放入鹅肝中泡一定的时间，然后用上等白酒清洗，最后用文火慢炖多时的鲍汁、浓汤翻炒而成。名字还叫“炒青菜”。因此，明朝御膳中的一道青菜比一道熊掌还贵，一盆豆腐比一碗鱼翅还稀罕。
于是，虽然明朝皇帝的食谱中有苦菜根、苦菜叶、蒲公英、芦根、蒲苗、蒜苔、苦瓜之类的粗菜，有高粱、苜蓿、榆钱、麦粥、杏仁之类杂粮，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依然不会知道民间疾苦，更不会了解当年老祖宗朱元璋是如何艰苦创业的。说不定，后代的皇子皇孙们还会觉得“苦菜”、“高粱”等挺好吃的。这就好像西晋的白痴皇帝司马衷得知老百姓没有饭吃的时候，非常“纯真”地发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喝粥呢？”——司马衷喝的粥，可是加了肉、加了海鲜的。同样，明末华北大旱，崇祯皇帝说不定会想：虽然没有米饭吃了，但苜蓿、榆钱什么的野菜也挺好吃的，老百姓完全可以过日子了。
朱元璋的遗产，算是被子孙给糟踏了。
其实，朱元璋的其他遗产，也没被子孙后代继承。比如他废除了丞相，设立了内阁，要将全部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这么做，皇帝的压力是大了些，工作强度也大了很多，但皇权更稳固了。他还撂下狠话：后世有敢言复立丞相者，斩！从此，“丞相”一职在中国绝迹了，但原先只是皇帝顾问的内阁大学士却掌握了实权，成了事实上的丞相。慢慢地，连皇帝身边的司礼太监也窃取了实权，再兼管特务组织，也成了事实上的“内相”。朱元璋去了名义上的丞相，皇子皇孙们的权力非但没有巩固，反而分散了。究其原因，主要还怪朱家后代皇帝太懒，不愿承担那么大的压力、不愿像老农朱元璋那样没日没夜地工作，主动将权力放给了身边的人。
朱元璋痛恨贪腐，下令凡官吏犯受贿罪，严惩不贷。他规定官吏贪污达60两即杀头，还要剥皮实草震慑贪污。他死后，严厉的反贪治贪措施就被抛到一边了，贪官污吏前赴后继，让明朝成了官场最黑暗的时期。监察、司法机关成了“保护官吏”的机关，连县里贪腐的小官吏都不敢动，更不用说大鱼大鳄了。
据说，朱元璋他老人家还曾在宫门口挂上“宦官不得干政”的禁牌。结果，明朝是宦官干政最严重的朝代。朱元璋的后代子孙们，不仅利用宦官监视朝臣，还让太监们在内处理朝政、在外监督军队，早把朱元璋的禁令当作耳边风了。
不仅是朱元璋，其他皇帝也遭遇了相同的尴尬。比如汉高祖刘邦曾立誓：非刘氏不得封王！他刚死，妻子吕后就分封了吕氏诸王。又比如清朝祖先们不仅禁止宦官干政，还禁止后宫嫔妃揽权，之后还是出了慈禧，出了安德海、李莲英。咸丰皇帝临终前，希望自己死后政权能够平稳运行，希望幼子能和辅政八大臣君臣相得。他把实权交给辅政八大臣，又将两枚印章分别交给两个妻子，其中“御赏”章给了慈安太后、“同道”章给了慈禧太后，规定任何决策都要三方同意。这也算是咸丰皇帝的“政治遗产”。咸丰死后第二年，辅政八大臣不是被推上断头台，就是被流放千里之外，慈禧太后联合咸丰生前最猜忌的恭亲王发动政变，夺取了实权。
为什么皇帝们的政治遗产不受待见，他们的话不算数、他们立的制度屡屡被打破呢？
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世界，一切都在随时改变。王朝开国的时候，皇帝在乱中立政，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强调高度集权、倾向高度专制，符合客观情况。等王朝平稳发展几十年了，百业兴隆，再一味地强调集权与专制，难免会压制社会自由、窒息经济发展。赵匡胤、赵匡义兄弟是在五代十国的废墟上建立北宋的，吸取“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教训，刻意压制武人，重文抑武，甚至连前方将领迎敌的时候摆什么阵势都事先指定好。北宋承平多年后，遭受对外战争，如果再坚持开国君主的抑制政策，就不利于战事，不利于国家了。因此，客观形势的变化决定不能一味照搬照抄前辈的政治遗产，应该因势而动、因时而动。
不过，政治遗产不受待见的主要原因不在客观形势，而在人。如果继承人一心要继承前任的方针政策，也未尝不行。可在古代权力体制里，往往是人一不在位了，事情就变了。皇帝一蹬脚，后面的事情他就说了不算了。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继承人不可能和你心灵相通，不可能保持完全一致。每一代皇帝都不同，而且基本上是一代不如一代。比如开国君主大多是自己拼杀、奋斗起来的，有能力、有热情、有权威。比如朱元璋带着一帮伙计造反，打下江山后那帮伙计们都服他，朝野都敬畏他。永嘉侯朱亮祖骁勇善战，出镇广东期间“多有不法”，朱元璋把他和儿子叫到南京来，将他们用鞭子活活打死。大臣们看到眼里，胆战心惊，不敢说一个字。请问老朱家子孙中的嘉靖皇帝、崇祯皇帝，谁有这样的气概和胆魄，谁又敢这么惩罚大臣？
更有甚者，继承人背叛了前人，站到了前人的对立面去。如果让朱元璋和他的那帮伙计们看看明朝末期贪腐成风、鱼肉百姓的皇帝、大臣们，说不定会脱口而出：这些人哪是我们的子孙，分明是被我们打倒的暴君昏官们的后代嘛！
上面的人变了，下面的人也跟着改变。在权力来源自上而下的古代官场中，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场中人，都抬头向上看，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他们只管在任领导的喜好、政策，不管前任。有一个晚清官场的笑话，说一天晚上几个知府和县令在搓麻将，搓得正高兴，突然有个仆人跑来说：“大人，不好啦！抚台衙门传出消息，巡抚大人的老太太生病了。”几个知府和县令马上不搓麻了，赶紧活动起来，你认识什么名医，他知道什么主治医师，赶紧都叫上，备轿去抚台衙门看望老夫人！大家正忙成一团，又一个仆人进来说：“巡抚大人的老太太并没有生病，生病的是巡抚的七姨太，而且据说七姨太已经死了。”几个人就说：别忙了，继续搓麻，我们明天清晨赶早去吊唁一下。几个人陆续脱下正装，轿子也撤回去，准备继续搓麻。这时候，又有一个仆人说：“哎呀，大人，消息终于确定了，不是巡抚的老太太生病了，也不是巡抚的七姨太死了，而是巡抚大人逝世了！”知府、县令们一听，异口同声地说：“赶紧搓麻、赶紧搓麻，别浪费了大好光阴！”从这个笑话，我们能看出，官员们的反应，完全是围绕讨好领导展开的。领导一闭眼，讨好行为马上结束，他们开始静候下一位领导赴任，再展开新一轮的讨好。
晚清还有个可能极端的说法：死知府不如一只活老鼠。
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所谓的“政治遗产”也好，“国之重典”也罢，都是在位者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皇帝们又怎么能保证死后，自己的话有人照听、自己的指示有人照办呢？
既然皇帝的话，后来人都阳奉阴违，一个普通的官员、一般单位的首长，又怎能奢望自己的话被“永远牢记”呢？
前辈人留下“艰苦朴素”的传统来，子孙后代用黄金刻成这四个字、镶嵌在大理石壁上，又有什么意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