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细读秀全此时的宗教作品，尤其是上列的老三篇，颇觉其不可小视。相反，我倒觉得它们是中国宗教史上一个大大的里程碑。——三篇振聋发聩之作。理由是这样的：
我们这已有3000余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文化，自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的倡导之后，我们是个号称无宗教的民族。其实不然，我们自“殷人好鬼”，到秦皇汉武好“方士”，到后来在社会上搞求神拜佛的和尚道士，我们世俗的宗教信仰沉入一个很低级的“泛神论”（pantheism）中；也可以说，低级的迷信却实际主宰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中下级的社会生活。（超然物外的佛学，自当别论。但佛学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
没有一个高级的一神论的宗教做主宰，我们的社会里因而也就遍地鬼神了。儒家的士大夫“敬鬼神而远之”，可是鬼神既不放过他们，他们也“远”不了鬼神。原本是个“无神”的佛教，在社会作用上，也被拖下水，和道教一样，弄得遍地皆鬼，分身不得。
可是现在好了，作为世界万物唯一主宰的“天父上主皇上帝”，忽然派了他的“次子”下凡做个东方的弥赛亚。他要禁绝一切“邪神”，独崇“上帝”——把中华民族自一个泛神论的迷信火坑里“救”出来。这就是洪秀全的老三篇的精义所在了。
在洪天王治下，全国老百姓只许拜一个“真神”上帝，其他的什么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释迦牟尼、骊山老母、城隍土地、岳王关王、灶神门神、龙王阎罗、牛头马面、送子观音、财神菩萨、狐仙水鬼、山精河伯……乃至一般看相算命、堪舆风水、阴阳五行……总之，“上帝”之外，一切牛鬼蛇神，均在禁绝之列！
洪氏这个“老三篇”虽未跳出摩西“十诫”（见《旧约·出埃及记》）的范畴，但是它是“十诫”的“中国化”。他这个“天条”之中有其宗教的“原始性”，但它所具有的丰富的“宗教感”，也是掷地有声的。
我国传统的儒宗史家（如去世的钱穆教授）对它嗤之以鼻（见钱著《国史大纲》第634页），和左翼的革命史家认为它是“假托宗教”以鼓动群众，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见。——洪氏的“老三篇”，事实上是中国宗教史中，从泛神到一神的里程碑。既是一种宗教改革的革命宣言，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因为它把烟酒嫖赌，也都一体禁绝。
“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
有些太平史家认为秀全在1847年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道之前，未读过“新旧约”。此点笔者亦难苟同。不用说上述老三篇（秀全1845、1846年的作品），非有新旧约根底不能写出。犹忆笔者于五十年代之初，参与哥伦比亚大学所编之“中国文化史精义”计划翻译太平天国史料。在太平《幼学诗》中便碰到“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的诗句，不知何解。再查另版《幼学诗》（载于《太平天国诗文钞》，该书有《蒋中正序》），书中则改为“有知与无知”。我当时翻译，本可舍难就易，但自觉“割”字是原文，“知”字是擅改。几经周折，才把“割”字译成“circumcies”。circumcise者，割男性生殖器之包皮也。
盖在古犹太民族之社会习俗中，男性在“幼儿期”或“婚前”，割除生殖器官尖端之包皮，实在是一桩极其隆重的宗教大典。因此在犹太教（Judaism）里，“有割”与“无割”，盖为两种不同之人类，未经“摩西十五律”所规定之“圈割大典”（Circumcision）之男性，殊难成为“上帝之选民”也。
《幼学诗》是太平天国早期的文献。诗中呈现着浓厚的儒家道德观。如所咏“妻道”一节说：“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它所强调的还是儒家的“三从四德”和大男人主义。但是《幼学诗》对于基督教的教义，却已相当深入了——基督教教义对“无割之民”并不歧视。所以秀全在晤罗孝全之前，便早已学到了西方宗教中很多古怪的教义了。
“太平天国”是宗教名词
所以笔者不揣浅薄，认为太平诸领导，尤其是洪秀全，基本上是个发宗教狂的狂热教主，和吉姆·琼斯是同一类的人物。琼斯所追求的也是一个“天国”——一个不受世俗权威干扰的，任由他和信徒们去过那自由自在的“共产主义”的宗教生活即“琼斯堂”生活的“天国”。
洪秀全、冯云山早期所追求的显然也只是个“琼斯堂”或“秀全堂”。所以他两人一到紫荆山便写了“奏章”，祈求“天父上主皇上帝，选择险固所在栖身焉”（见《太平天日》）。他们并没有与满洲皇帝争天下的大志。
后来杨秀清等一伙加入拜上帝会，想建立一个“小天堂”，可能还是这个意思。不过古语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提到在人间建一个“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的“小天堂”，他们可能就开始羡慕苏杭宁这个金三角了。——“小天堂”究非“大帝国”。他们所想象的只是一个“琼斯堂”式的，太平的“天国”罢了。
所以“太平天国”这国号，原来实在只是梦想中的“小天堂”，一个宗教名词而已。这一名词可能在天王登基之前早就出现了。
金田“团营”是怎么回事？
且看在我国近代史书上赫赫有名的“金田起义”。据忠王李秀成就义前的亲笔“供状”：太平军举事之初，在洪秀全之外，只有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等“六人”深知“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他干部与一般会众均丝毫不知也。
既然数千会众奉教主之命齐集金田村来“团营”，而又不知团营的目的何在，则团营在会众心目中，实在只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其实李秀成的话是事后说的。在“金田团营”的当时，纵使他们七位开国元勋，也未必就有此乘势造反打天下的大志。团营原是一种宗教活动，团营以后的发展是顺水推舟一步步逼上梁山的。
但是团营以后，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造起反来的呢？
原来广西省在19世纪40年代的末季，贫农、教门（如“天地会”“三合会”）聚众滋事，械斗成习，早已弄得全省骚然。清代广西省的政治区划原分“十一府”及若干“州”“厅”。在洪、杨金田起义之前，据清方官书报道，这种打家劫舍、杀官绅、占城池的暴乱已遍及“五府一州”甚或“七府一州”。（见《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地方官吏如巡抚郑祖琛等无力应付，只得隐瞒“贼情”，设法招抚。孰知愈招愈炽——这时武装暴动的群众，也早已目无官府。
清廷得报，不得已乃起用干吏林则徐，并自各省调兵。笔者的母省安徽也被调去了1000名。精兵四集，官方乃决心用武力镇压。林则徐不幸道死之后，清廷乃另检大员接替，始有李星沅，继有赛尚阿，以“钦差大臣”头衔赴桂。其后并提升布政使劳崇光，以替郑祖琛为广西巡抚，协同提督向荣，认真督剿。他们最初的目标原是“三合会”“天地会”一类更严重的“教匪”，尤其是已经占领县城的天地会首领陈亚溃（贵）、杨捞家、徐亚明诸大股。据王定安著《湘军记》所载，“时粤匪二十余股，多为劳崇光所殄，惟秀全等独存”云云，也确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的官方，原没有把洪秀全这位落第秀才的“聚众滋事”看得太严重。可是等到其他各股一一散灭，四方“零星散匪”无枝可栖，乃纷纷投向洪氏。其著者如平南一带的天地会领袖罗大纲之投洪，即其一例。各方豪杰来归，秀全坐大，官军对洪乃开始弹压，孰知在金田、江口一带数度接战，官军一再挫败之后，才知道他们有眼不识泰山——秀全这一股之凶狠，实远非陈亚贵等所能望其项背。官军之畏葸无用和会党临阵之英勇，也大大地鼓励了秀全的党羽，他们益发不把官军看在眼里，而企图大举了。
［附注］陈亚溃的原名是“亚贵”，官书故意写成“亚溃”。正如孙中山原名孙文，清廷官书多写成“孙汶”，以示贬斥。
因此所谓“金田起义”者，事实上只是由于客观形势积渐而成。一方面是大群贫苦人民在搞一种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了，难免就有些铲富济贫、吃大户、抗官军的激烈行为。另一面则是一个腐化专制的政府。它认为这群人民，误信邪教，聚众滋事，目无官府，需调军警弹压。双方冲突已久。只是在1850年（道光三十年）12月初，在一次重大的反弹压行动中，革命群众打死了清军副将伊克坦布，并伤毙官军300人。这一下革命群众信心大增，乃借教主38岁生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西元1851年1月11日），来个“恭祝万寿起义”（洪仁玕语），庆祝一番。——所谓“万寿起义”，事实上也是事后追封的。
作为教主的洪秀全也就乘兴写了“五条纪律”，什么遵条令、别男女、秋毫莫犯、公心和傩（粤语和睦）、同心合力，作为与官军再度接战的准备，如此而已。
洪秀全是位多产作家，也是位欢喜写“诏谕”的教主。但在这段所谓“金田起义”时期，却没有留下任何像《北伐誓师辞》或《讨武曌檄》《讨粤匪檄》一类的文字。所以所谓“金田起义”这个荣衔实在是洪、杨诸人在打下半壁江山之后才回头追封的。其情况盖如今日中共之“八一建军节”。——1927年8月1日贺龙、**在南昌“暴动”，叛离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谁又想到20余年之后，那一天竟被定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呢？
“金田起义”既没个确切地点，也没个确切日期，更没一张正式文告，因此它不像是个有计划的革命发难的行动。洪仁玕事后追述说：“本不欲反，无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我想这句话，大致是可信的。
总之，金田团营，乃至后来的男女分行、财产归公的“圣库”制，都与在美洲发生的吉姆·琼斯型的宗教狂有极其类似之处。只是客观环境不同，使他们各走各路罢了。
“永安封王”也是宗教性的
1851年春，洪、杨在金田起义之后，和清室官军在桂平、武宣、象县一带，纠缠了几个月。这一时期官军的表现实在太窝囊，而此时又民心思乱，太平军的裹挟则愈来愈大，也越战越勇。宗教热愈沸腾，“越寒天、越退衣”，简直到了疯狂的境界。3月23日（阴历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竟在武宣县东乡镇，与天兄耶稣同时“登基”，自封为“天王”，自称为“朕”，群下对天王则称“主”。
同年9月25日，天王乃率众窜占永安州城（蒙山县治），一占数月。永安之失，足使北京朝廷震动。朝廷在痛惩疆吏失职之余，更增调大军围剿。
洪、杨既占永安，也自知“骑虎难下”（杨秀清语）。一不做二不休，乃逐渐化宗教为政治，改组军队，重编会众，以应付此一不能自了之局，遂有“永安封王”之举。
太平军于1851年9月（本文均用阳历）窜入永安至翌年4月突围，在永安共驻了八个月。这八个月中最大的举动便是1851年12月17日的分封诸王了。史学界朋友们总把这“永安封王”视为洪、杨军政组织的起步，笔者却不以为然。“永安封王”还是一群狂热教门的宗教行为。且看洪秀全的《封五王诏》。他说天父上主皇上帝权威大于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一切但听命上帝可也（这是洪氏自称）。分封五王者实只是“姑从凡间歪例”才勉行之也。原文是：
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另诏（天王）后宫称娘娘；（诸王）贵妃称王娘。
其实太平军窜入永安州时，男女老幼不过两三千人（笔者另有考据），史传三四万人皆非也。在两三千的乌合之众中，封出五位二十来岁的王爷（达胞那时可能还不足20），来管治四方“各国”，岂非形同儿戏！但是我辈生长于传统中国农村之中，看惯佛道二教的什么“设坛”、什么“打醮”等，就知道没啥奇怪之可言。且看那些奇装异服的道士和尚，扛着招展的旌旗，什么“十方大菩萨”“十殿阎王”等，就知道这些狂热的“拜上帝”教徒，所搞的也正是这一套。
不幸的是在19世纪的50年代，清朝的气数将尽，全国，尤其是广西，那些久经“土、客”械斗磨练的客家农民，正蠢蠢欲动。经过洪、杨这一有组织的狂热的宗教活动，聚众滋事、弄假成真，就造起反来了。
只追不堵和“拖死官军”
太平军盘据永安八个月之后，广西官军约14000人在北京的三令五申之下，乃把叛军团团围住。面对“数倍之敌”，洪杨之众便不得不突围以自保了。据参加此次突围的老长毛事后回忆，他们二三千人，置妇孺于全军中段（客家妇女皆天足），青壮前后簇拥，一举冲出重围。既出重围，他们前逃，清军尾追，其情势就变成我国历史上所屡见不鲜的“流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