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三月政治局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从组织上彻底完成了自遵义会议以来对王明“左”倾错误的纠正和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毛泽东正式担任了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重新组成了毛泽东、***、任弼时三人书记处，对六届六中全会以后的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组成人员进行了大调整。
毛泽东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障。虽然自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就实际上掌握了党的主要领导权力，但从组织形式上正式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对于巩固党的团结是十分必要的。
1944年5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7人，列席11人。
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也讨论关于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城市工作的问题。
六届七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最长的一次中央全会。在历时11个月的会议期间，先后召开了八次全体会议。在5月2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选出了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周恩来五人组成的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并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这次会议还成立了历史决议起草委员会，委员由任弼时、***、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七人组成，召集人为任弼时。
历史决议经起草委员会反复讨论和起草修改，最后又经毛泽东精心修定，在1945年4月20日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了在全党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意义。
《决议》对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对以王明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做了详细结论。《决议》肯定了党的“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和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路线的基本正确，也肯定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对于停止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所起的积极作用。指出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六届五中全会的错误，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决议》对王明“反对立三路线”这段最得意的历史做了彻底否定。指出，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决议》在详细分析了“左”倾错误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的主要内容以后，又着重指出了“左”倾错误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反映。在中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要克服这些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之过急，而应该耐心地进行深入细致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的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方法。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
《决议》最后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20多年来艰苦曲折奋斗所取得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结晶，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决议》不但对党在历史上的主要问题，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以党的决议的形式作出了结论，而且对于毛泽东的卓越功绩，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作了明确肯定。它为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一致，为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在思想上做了充分准备。
中央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王明正在家养病，但党并没有放弃对王明的挽救。在给王明精心治疗的同时，也经常派人做王明的工作，帮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次草案也都送给王明看了。王明自己在《中共五十年》中也说：“在4月初，他就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送给我看了，他两次派***、周恩来、任弼时和朱德来和我谈话，他自己来过一次，他们都建议我写一个声明书，承认七中全会的决议是正确的，承认要‘交代自己的错误’。”
4月20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天，王明给任弼时写了一封长信，并请任弼时转毛泽东及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王明在信中表示同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犯的错误。
王明在信中说：
“首先，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这个决议草案在党的历史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积极建设性的意义。”
“其次，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二个基本认识，就是它将党内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过的各种‘左’倾思想和‘左’倾路线，都作了明确的批评，而对于决议所指出的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尤其作了最彻底的清算。我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中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的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的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我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我之所以犯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的错误，也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丝毫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基础，完全不懂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全不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以及简直不懂国际经验和民族传统的结果。尤其是由于没有群众工作经验和没有群众观点，以及小资产阶级社会出身的劣根性作祟的结果。”
“再次，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三个基本认识，就是它把许多历史问题作了新的认识和估计。”“现在认识三中全会已纠正了立三路线错误，认识了四中全会既过分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如停止了立三同志的政治局委员，罗迈、贺昌同志中央委员等），和完全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如停止秋白同志的政治局委员），又很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的大多数同志（如不久后英勇牺牲的何孟雄同志等），而中央苏区红军冲破敌人的四次‘围剿’胜利，现在知道了不是执行四中全会错误路线的结果，而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实行其正确路线的结果。”“四中全会的确不仅是对党毫无功绩，而且是并对党造成严重错误的会议，是使‘左’倾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成为‘左’倾路线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开始的会议！我对于七中全会对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这些新的认识和估计，表示完全服从和同意。”
“至于我在武汉时期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问题，因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此时来不及自我学习和自我反省，此后当遵循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尽可能地去学习和研究抗战时期的一切思想和策略问题，以便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纠正自己的错误。”
“最后，我郑重声明：中央根据七中全会这一决议的立场和精神与根据对我在各个历史时期中犯各种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对我作出任何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我都服从接受。”“我决心在党所指定的任何下层工作岗位上，向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学习，向全体干部和党员同志学习，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一切从头学起，一切从新做起，以便在长期群众工作中，使自己成为一个好的于党有用的党员，为党的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尽一个小勤务员的能力和责任，以多少补偿由于自己错误缺点而造成的党的工作的重大损失于万一！”
这是王明第一次公开向党中央比较系统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虽然这种认识还不全面，但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是基本符合的。而且王明能够向党中央承认错误和拥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当时对于维护党的团结和七大的胜利召开，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可是，王明后来在《中共五十年》中，却说他向六届七中全会声明服从中央的决定，是因为“反毛斗争还要长期进行下去”，是为了“保留党的真相和反毛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而且，王明几乎是在向中央写这封长信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还写下了这首名为《所谓六届七中决议》的诗来发泄内心的仇恨：
一手刀沾一手血，
浑身金贴浑身泥。
刀将党史变毛史，
金作神衣当外衣。
马列丰功成大敌，
毛刘合计扮先知。
教条经验绝虚构，
抬己打人尽出奇。
不管王明阳奉阴违作何打算，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新一页已经揭开了。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毛泽东的说服动员下，王明在七大上以321票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44名中央委员中排在倒数第2位，列博古之前。
七大召开时，王明仍在病中。他是被用担架抬进大会会场的。参加完开幕式后，王明就离开了会场。这是王明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出席时间大约15分钟。
七大闭幕以后，鉴于王明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和病情逐步好转，中央分配王明担任政策研究、起草法律和参加土地改革等工作。1947年初，王明又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法制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但七大以后，王明的身体时好时坏，工作也是断断续续，一直到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
正如他自已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发言中所说；“七大以后，做工作的时间与害病的时间差不多，工作除土改外，都是关着门在家里搞教条。”
如果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全党的统治，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全党的影响，那么，也可以说，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王明“左”右倾错误在思想上的影响也基本上被肃清了。
就王明个人而言，过去的一页已经掀了过去，虽然这一页包含了巨大的痛苦，但王明能否真正战胜过去的自我，重新为党的事业全力工作，这对于王明来说又是一次新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