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与贝特兰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战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
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必须明确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认清国民党的阶级性质，指出国民党政策中的错误与失误，这也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一味迎合国民党的主张，放弃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实际上也正是在损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王明不但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批评，而且对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路线不满，擅自发表与中央不一致的意见。
1937年12月5日，王明在汉口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宣言根本不讲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区别，片面强调“国共两党方面不仅都有了更加精诚团结必要的认识，而且都有了更加亲密合作的决心”，并在党中央早已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后，又提出了六大纲领，继续强调要建立一支“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国防军队。
12月27日，王明又撰写了《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提出：“目前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在于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团结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唯一正确方案，便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是王明这一时期强调的主题，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所必须坚持的。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强调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不讲两党存在的重大分歧，放弃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也是王明这一时期的论调。而这样实行的结果，就不会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在王明看来，“怎样才能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首先须更加巩固和扩大我国两大政党——国民党共产党——的亲密合作”。“怎样才能更加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呢？”王明认为，两党亲密合作的障碍在于国共两党，都有一些人“不清楚了解两党合作的许多基本问题”。“他们有时忘记了抗日是目前民族统一战线的最主要的共同纲领。于是忘记了以抗日与否来划分友敌的最主要标准，于是忽略了‘凡抗日者皆吾友，降日者皆吾敌’的简单真理，于是忽略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言行准则；因为有时把其他问题与抗日问题并列或对立，以致模糊了今天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目标；有时甚至把抗日问题看得比其他问题为次要，以致引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垒中的许多不应有的磨擦或裂痕”。
由此看来，还不能说王明只讲统一战线的一致性，不讲两党的分歧。不过，王明所说的“磨擦或裂痕”，并不是由于国民党的政策引起，而是国共两党各打五十大板，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也是造成磨擦的重要原因。因为王明认为，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国民党中“也没有什么***蒂派”；国共两党应该“互相监督，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并在此后“共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在这种认识下，王明对于党中央采取的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革命力量的方针表示异议，深怕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引起蒋介石的不满。
1938年1月11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冀西阜平召开，经民主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1月14日，向国民政府、蒋介石以及全国发出通电，宣告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它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可是，1月28日，王明则从汉口致电中央书记处并转朱、彭、任、刘，对于晋察冀边区致全国通电事提出意见，认为晋察冀边区“以此采取之已成事实方式，通电逼蒋承认，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
2月9日，王明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朱、彭、任、林，说对于国民党一党一政一军的谬论，现在已到不能不公开答复的时机，我们决定“用毛泽东名义发表一篇2月2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此稿由绍禹起草”。“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得不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并说：“对军队问题，最重要的为最近必须取得较大的军事胜利，并利用此机会通电全国，表明我们拥护中央和军队统一的意见。此外，决定积极进行国民党内及其他党派间之活动与联络工作”。
看看王明这两封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对于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中实行的“先斩后奏”政策他表示异议；对于他自己擅自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他又实行“先斩后奏”。王明任长江局书记后的一系列言行，确实证明他开始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而且在三月政治局会议及其以后，他的右倾错误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四、三月会议上再占“上风”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亦称“三月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康生、凯丰、任弼时、张国焘等出席了会议。
三月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题，一是抗战形势和军事战略问题，二是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王明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他在先后两次发言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右倾错误主张。
王明仍然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的正规战上，忽视中共领导的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国民党现在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为我国第一个大政党”；国民党二百万军队是抗战的主力。“必须坚决确定及广泛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而辅之以游击战配合以阵地战的战略方针”，要建立有“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真正统一的”军队。
王明的这些主张只能是按照国民党的政策来实行统一战线中的“一致性”。但是，由于王明的右倾主张尚未被多数同志所认识，王明以共产国际政策代言人的身份仍在发生影响。客观上，国民党广大将士正在积极抗日，王明的发言也有一些比较符合当时情况的意见。因此，王明的主张还是被与会的多数同志所接受。
三月政治局会议虽然仍没有形成决议和文件，但会议决定由王明起草一个会议总结。王明回到武汉后，于3月11日写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副题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在《群众》周刊第19期上公开发表，把他的一些右倾主张作为中共中央的路线大肆宣扬。王明又通过组织系统向湖北、广东等地党的组织做了传达，使其右倾错误主张在一些地区进一步发生影响。
当时全面抗战已进行了八个月，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了冀、察、晋、绥、鲁、江、浙七省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并且已经侵入皖豫两省，正在向武汉合围。从1938年1月起，日军开始空袭武汉。出于安全考虑，毛泽东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
会议对毛泽东的提议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除康生同意毛泽东提议外，多数人同意王明继续去武汉，但同时也规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因此，
会后王明又回到武汉工作。
三月政治局会上王明又一次“成功”，因此也更加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继3月11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写出《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之后，3月21日，他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擅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提出了三个问题：1.关于各党派团结的巩固与扩大的问题；2.关于建立民意机关的问题；3.关于动员和组织群众的问题。
王明在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完后，竟然不经中共中央批准，就将提议同时送交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共中央接到这个提议后，认为这个提议中，“1.没有正确提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到底，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和悲观失望的倾向问题；2.没有明确提出武装群众的问题；3.没有明确提出改善民生的问题”。
因此，中共中央于3月25日另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电》，针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八项建议；
（一）用一切宣传鼓动方法，号召全国人民以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心，克服一切困难，忍受一切牺牲，誓与日寇抗战到底。指出只有持久抗战，才能置日寇的死命。
（二）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
（三）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四）继续扩大与巩固国民革命军。
（五）继续改善政治机构。
（六）继续全国人民的动员。
（七）为使政府与民众进一步结合起来，为更能顺利的动员民众参加抗战，必须采取具体的办法，实施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优待伤病兵，严惩贪污，豁免战区地赋等改善民生的法令。
（八）组织抗战的经济基础，建立国防工业，发展国防工业，改进农业。
中央将此文件电告王明等后，王明等又于4月1日复电中央说：“我们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起草的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建议书于二十四日已送去，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昨夜已开幕，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对此问题的详细情形，我们有信交可靠同志带给你们。”
长江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理应服从中共中央的指挥；王明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也必须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工作。党内存在不同认识可以提出和商讨，但任何人不经中央同意就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意见，都是违背党的纪律，都是完全错误的。
王明不但不经中央同意就擅自向国民党递交《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而且在接到中央决定之后，仍不改正自己的错误，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俨然以党的决策人自居，暴露出他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宗派主义行为。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昌举行。这次大会确定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并决定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大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颁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决定设立民意机关，召集国民参政会。
《抗战建国纲领》反映了全国民众的进步意志，标志着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后政治上的进步和政策上的转变。
4月27日，中央书记处就国民党临时大会后的策略问题致电长江局，指出：“今天全国政治总的方向是坚持抗战的最后胜利，国民党纲领的基本精神正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在这个方向上说来，我党十大纲领（除此纲领外还没有其他整个纲领）同国民党纲领应说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坚决赞助其实现，亦即为此。至于其中缺点与不足处，我们在赞助的基本方针下，给以充实和发展；其中错误处，亦应在此方针下给以侧面的解释与适当的批评。”
中央书记处的来电也提醒长江局说：“国民党的一切进步的设施，都包含有同我党争取领导权、孤立我党的一面在内。”
王明对于坚持国共合作抗击日本侵略是坚定的，但他对国民党同我党争夺领导权、孤立我党的意图又是忽视的。王明认为统一战线的核心在于国共两党的一致性，无论政治路线还是军事原则，中国共产党都不应过多强调自己的主张。三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王明的工作中心仍放到会见国民党军政要人，强调统一战线的一致性上。
五、出席首届国民参政会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统治，这也是中国社会开始向民主制度迈进的起点。但是，无论军阀混战还是国民党统治地位的确立，中国社会实质上仍处于专制统治之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迫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虽然国民党统治的专制实质没有改变，但国民党的统治形式却发生了一些变化。
1938年4月12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的职权是：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国民参政会得提出建议案于政府；国民参政会有所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参政会事实上只是一个建议机关，它并没有权力保证它的决议为政府采纳施行。
条例还规定参政员定额二百名，由四个方面遴选产生：1.曾在各省、市（限于行政院直辖市）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之人；2.曾在蒙古、西藏公私机关或团体服务，著有信望，或熟谙各族地方政治社会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3.曾在海外侨民居留地工作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熟诸侨民生活情形，信望久著之人员；4.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资望久著之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