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中共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过的《八一宣言》。
9月中旬，中共代表团写信并寄《八一宣言》给美国的中共党组织，指示他们要将《八一宣言》铅印3万到5万份，巧妙地寄回中国包括南京政府在内的各军队、各机关、各党派、报馆及社会团体等，还要寄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要人，要将《八一宣言》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和爱国华侨及华侨团体中广为散发。
10月1日，《八一宣言》首先刊登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
《八一宣言》不再坚持苏维埃革命形式和苏维埃政权的中心作用和领导作用，提出了组织一个统一的代表抗日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各民族的国防政府来领导抗日斗争，明确把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中心任务，进而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统战政策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指明了方向。
《八一宣言》提出：
“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八一宣言》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初步形成的标志，也是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突破“左”倾关门主义束缚和影响的标志。虽然《八一宣言》的提出是基于国内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但也说明，王明这个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最严重的“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虽然他还没有深刻认识或者说不愿承认自己犯的“左”倾错误，但在党的政策转变的重要关头，还是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服从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和国内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初步提出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
七、出席共产国际七大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这也是共产国际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是出席七大的正式代表，王明并且以主任代表和第一议程发言人的身份，参加了大会。中国共产党的周和森（高自力）、吴玉章、张浩（林育英）、孔原、梁一朴（饶漱石）、欧阳生、沈元生、李光（滕代远）、赵毅敏、宋一平等也参加了大会。
大会选出42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中国共产党的王明、康生、周和森被选入主席团。
这是王明第一次参加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而且在这次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
在公布主席团的42人名单时，王明的名字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台尔曼等7个人的名字一样，受到“暴雨般掌声”的欢迎，由此也可见王明此时受到的殊荣。
8月7日举行的第二十三次会议是讨论季米特洛夫的报告，王明从上午开始作题为《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长篇发言。王明上午没有讲完，下午继续讲。下午仍没有讲完，于是，在晚间举行的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继续由王明发言。
王明这一天加一晚的发言，1935年8月登在苏联《真理报》上，同年10月，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由巴黎亚洲出版社出版中文单行本。次年3月，在国内又以《论反帝统一战线》的名字出版单行本。抗日战争初期经过修改，收入《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等文集。
王明在发言中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介绍了《八一宣言》的基本内容，指出：
“在目前的中国的反帝的人民统一战线问题，不仅具有头等的意义，而且我可以说，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除了反帝国主义的人民阵线这个策略而外，没有其他的任何办法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去与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
王明的发言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救国策略的步骤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共同向全国人民，向一切政党、派别、军队、群众团体以及一切政治家和名流们，提议与我们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王明的这篇发言提到了要夺取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这与他后来很少提以至于不提党应争夺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还是有区别的。
他认为：“在革命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这绝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也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具体的事情；它的表现，首先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运动中对同盟者（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加以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由争取日常要求的局部斗争起，直到斗争废国家形式止。无产阶级领导权不会自己来到的，共产党员应当进行有系统的、牺牲的实际斗争，去夺取这种领导权。”
不过，对于统一战线内部阶级矛盾的复杂，党应当从斗争中求团结来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王明还没有预料。就是说，党应如何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王明还不明确。必须在统一战线内部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实践中提出和运用的。
八、与国民党代表接触谈判
在参加共产国际七大前后，王明是比较繁忙的。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8月25日至27日，王明在中共代表团会议上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11月3日，中共代表团为进一步贯彻党的《八一宣言》，发出了给各级党部的指示信。指示信对《八一宣言》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都做了更为明确的说明；11月，中共代表团又以红军总司令和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及全体红军将士的名义，发表了《中国红军全体将士就建议联合抗日致中国所有其它军队将士宣言》，向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宣告：
“无论国防政府在何种方式下成立，我们决定竭力拥护，无论抗日联军在何种形式之下组成，我们决定首先加入，而且愿意与任何真正抗日的军队亲密合作，不论过去是否有过敌对作战的行动，只要他们实行抗日，我们马上认为是抗日之友军，与他们作兄弟之携手，进行抗日自卫战争。”
宣言还提议：“立即由各方互派代表进行谈判，并在最短期内召集全国抗日军人大会，决定组织抗日联军的具体方案。”
紧接着，中共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建议一切愿意抗日的各党派各军队各社会团体和各群众组织立刻开始谈判共御外侮的条件和方法，立刻召集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军队和各界团体选出的代表参加的全国救国大会，以便讨论关于团结和动员全国军队一致对外的具体办法。
11月上旬，王明又为苏联《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杂志分别撰写文章，以后，把这两篇文章合编为《新形势与新政策》（又名《抗日救国政策》）的小册子，分别于1936年1月9日至3月10日的《救国时报》第6至17期、《共产国际》（中文）第一、二期合刊、《共产国际》（俄文）第二期上发表。
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中就曾经提出：“我可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国的民众面前，在全世界的舆论面前，正式宣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愿意做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愿意根据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来与中国各党派、各团体、各地方军政机关、各名流、各政治家，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的问题。”
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王明开始亲自与国民党政府的有关人员进行谈判接触。
1935年底，在抗日民主运动的压力下和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蒋介石不与中共合作的顽固政策开始有了松动。11月，蒋介石指使宋子文出面，授意曾养甫通过关系与中共地下党联系。同时，秘密派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找中共代表团进行接触。
1936年1月13日，潘汉年受中共代表团委托，经胡秋原介绍，首先与邓文仪举行初次会谈。会谈中邓文仪表示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原则和国共联合的主张，但双方对两党合作后对日作战的统一指挥问题和苏联援助国民党军需和粮饷等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随后，王明与邓文仪也举行了会谈。
这些会谈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为了保持这种接触和有利于直接解决问题，王明在1936年1月23日专门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去苏区直接与中共协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
当天，潘汉年也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致信蒋介石，代表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保证邓文仪进入苏区谈判时的人身自由与安全。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明还与蒋介石派来的驻莫斯科代表张冲经常接触，商讨两党共同抗日的一些问题。
九、转向右倾
从1936年到1937年11月回国，王明还在《救国时报》、《共产国际》等刊物上发表了《论上海反日战争底教训》（1936年1月29日）、《***同志被俘一周年纪念》（1936年1月29日）、《致罗曼·罗兰信》（1936年4月10日）、《怎样准备抗日》（1936年4月30日）、《致纽约〈商报〉主笔信》（1936年5月27日）、《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作》（1936年9月）、《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目前中国政局的出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7月12日）、《中国人民之重大损失》（1936年10月25日）、《纪念我们的回族烈士马骏》（1936年11月12日）、《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悼冯洪国同志》（1936年8月5日）、《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纪念时之中国》（1937年11月7日）等文章。
在这一系列文章中，王明一方面继续阐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这期间他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了很多工作；另一方面，他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主张也越来越发展，这些文章也宣传了他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一些右倾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