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不少与会代表不同意王明当选政治局委员，何孟雄在会上要求中央说明王明被捕与暴露秘密机关一事。但是，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强调这是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名义提出的名单，被称为国际名单。按照国际组织纪律，理应为大家所接受和通过。加上韩连会、史文彬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对原中央领导人采取打倒一切的态度，为多数人所难以接受。所以，表决结果，国际名单以多数票通过。
罗章龙表示不参加表决，要退出会场，被人拉住。袁乃祥气得拍案咆哮，吵闹会场，而被通知退出。
四中全会最后选举结果是：
王明、沈泽民、夏曦、韩连会、沈先定、许畏三、王尽仁、黄苏、曾炳春9人当选为新的中央委员，原中央委员罗迈（李维汉）、贺昌二人退出中央委员会；王明、陈郁、任弼时、***、王克全5人分别当选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李立三、瞿秋白、罗迈退出政治局。
这样，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既是中央委员，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不久，他又成为政治局常委。虽然名义上向忠发是总书记，但实际上王明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共产国际扶植王明上台的目的终于实现。
由于会议的激烈争论，打乱了原定议程，使得米夫起草好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没来得及讨论通过，只得选出王明等5人组成修改决议案委员会，会后进行修改。
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结束的。
王明上台是米夫在中国党内导演的一幕闹剧，而米夫却把这看做是自己的一部杰作。他得意洋洋地说：“反对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的斗争，在陈绍禹领导下，在党的上海支部开始了。为了正确路线而进行的斗争相当成功，陈绍禹（王明）同志把全党最优秀的力量团结到自己身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出色和最有才华的领导人陈绍禹与党的其他领导人如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沈泽民和陈原道一起两面作战，使列宁、斯大林主张的正确路线，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得到了承认。”
六届四中全会也得到共产国际执委的充分肯定。1931年8月通过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中说：“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满意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四次扩大会议，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击退了右的分裂派和取消派的进攻，坚决打击了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立场及对这立场调和的态度……四中全会，使中共在继续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上向前进了一大步，它纠正了政治路线和刷新了党的领导，同时开始了党全部工作中的转变，去实际地和彻底地解决摆在党面前的那些刻不容缓的任务。”
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专门对王明路线以及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评价：“1931年1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创了共产国际代表粗暴干涉中国党内事务的恶劣先例，也开创了我党历史上违背党章和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先例，激化党内矛盾，引起党纠纷和混乱，加剧党内斗争与分裂，从而为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中央达四年之久开辟了道路。
七、发起“反右倾”斗争
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不择手段地保举王明上台，压制与打击与会者的不同意见，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违背党章和组织原则，激化了党内矛盾，所以会后党内出现了一场反六届四中全会的浪潮。
六届四中全会结束不久，首先由海总党团发表了反四中全会的决议案。接着，全总党团、江苏省委外县委员会、苏准会全体工作人员、济总党团、上海工联党团、上海沪中区委等都先后发表了反四中全会的决议案或声明书。
出席六届四中全会的罗章龙、何孟雄等16位代表，对米夫在会上采取欺骗手段和高压政策十分气愤，在罗章龙的带领下，于会议闭会次日，即1月8日，召开了一个“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王克全、许畏三、王风飞、陈郁、史文彬、韩连会、张金保、袁乃祥、肖道德、徐兰芝、邱泮林、沈先定、李震瀛等人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通过了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其中明确提出：“四中全会的结果，政治上是调和主义的继续，我们认为不是国际路线而是米夫曲解国际路线，并且米夫自己站在派别观念上故意制造派别，造成党的纠纷。”“四中全会是助长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发展，是比三中全会更可耻的会议，实际上阻碍了国际路线的正确执行及反立三路线运动的进行，因此，我们应站在国际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立即推翻他的全部决议，向共产国际建议立即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米夫，并号召全党同志为召集自下而上的紧急会议而奋斗，要求国际正确的代表领导坚决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成立临时中央，主持全国紧急会议，解决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迫切问题。只有在紧急会议中产生新的中央，由他召集和主持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才能保证第七次大会的真正胜利。”
这次会议随后又发出《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指责米夫和“中央包办四中全会的行为，是污辱了党的光荣历史，是比三中全会更糟糕的会议。四中全会是拒绝了同志的提议，是抹煞党员群众的意见，保障着三中全会及其后的补充决议，九十六号通告的错误，是用委派命令制度，造成立三派调和派自己的多数。四中全会是专为巩固立三路线调和主义领导而召集的”。
由此，在党内掀起了一场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的浪潮。
米夫原以为，他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保举王明上台之后，问题就会解决。但没料到，六届四中全会刚刚结束，就掀起了一股反对浪潮。为了扑灭这场刚刚燃起的反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的火焰，米夫和王明一方面利用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威控制局势，一方面对党内的不同意见者进行压制和打击。
六届四中全会闭幕之后，米夫和中共中央就立刻向共产国际做了报告。在四中全会闭幕后的20天，中共中央的决议上就写上了“四中全会的结果，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的字样。在中共中央2月22日正式致电共产国际关于四中全会的报告中，更直接阐述了王明等人的“功绩”和四中全会的“意义”。
1月13日，在六届四中全会闭幕后的第6天，米夫和其他国际代表亲自召集“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开会。米夫在会上除讲一些同六届四中全会上相同内容的话外，主要是吹捧王明，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内具有很高马列主义水平的真正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能够执行国际路线的，同时要求大家放弃反王明上台的活动，支持六届四中全会。
米夫的讲演并没有引起积极的反应，罗章龙同所有与会者均表示不同意米夫的意见，并希望他把这些不同的意见带到共产国际。
由于会上发生了严重分歧，没有达到米夫预期的目的，于是，他们在会上宣布，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就是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共产国际，就应受到处分，以至开除党籍。
六届四中全会的新中央和王明更认为：“四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下，在国际代表领导之下而为国际所批准召集的。四中全会的结果，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所以，反四中全会即是反党反国际的。”为此，他们对党内任何反四中全会的倾向都坚决斗争，而且不惜进行严厉的组织制裁。
六届四中全会闭幕不久.1月20日，中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1月17日全总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公开点名批判了罗章龙、何孟雄等许多人，认为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公开向党进攻”，并号召全党“坚决反对这一反党反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行动”，并决定进行组织惩处。首先宣布撤销罗章龙、徐锡根、余飞在全总的工作，王克全在江苏省委和上海工联的工作，要求他们公开承认错误，“绝对的服从四中全会和新的中央政治局的一切决定”。
1月23日和24日，《红旗日报》接连发表《四中扩大会议的意义》和《反对右倾》的社论，号召“全党同志，应当起来坚决反对右倾，反对分裂党，为执行国际路线而斗争”。接着，中央又写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报告大纲》，在全党发动了一场“反右倾”的斗争。
在王明和中央发动“反右倾”运动之后，罗章龙等人和一些组织仍没有放弃反四中全会的活动。于是，王明等人利用中央权力，对他们采取高压政策和组织制裁：凡是反对四中全会的党、团、工会等各种组织一律实行改组与重建；对凡是反对四中全会的党员立即停止发放生活费，开除党籍。
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王风飞同志中央委员等问题决议案》，后来陆续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王克全、王风飞、史文彬、唐宏经、韩连会、沈先定等开除党籍。
各省、市，各区委也纷纷开除李震瀛、吴雨铭、张全刃、蔡博真、钱静安、鲁铁成等人的党籍。
1931年2月13日，上海沪中区委会议作出决定，将蔡博真、彭泽湘、王福环、徐松明、小刘、王伯堂、周舫、小张（交通）、丘队影、刘建等11人开除党籍。
在王明上台后掀起的这场反右倾斗争中，何孟雄自然也首当其冲。对于何孟雄在反“立三路线”中的功绩，中央曾在《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案》中作过结论，肯定他“一般是正确的”。王明一上台就推翻了这个结论，并说：“何孟雄同志的政治意见书在四中全会上及四中全会后又和以前不同了，他现在主要的是从右边来进攻国际与四中全会的路线。”同时，《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中央政治局关于一月十七日全总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决议》、《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党员和青年团书》等中央文件中，也点名批判何孟雄，给他戴上“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代表”、“右派领袖”、“反党”、“反国际”等帽子。
王明不仅在全党公开点名批判何孟雄，而且在江南省委也把批判何孟雄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在江南省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上海党组织贯彻四中全会的精神，首先要集中力量开展反对何孟雄等人的斗争。
时任江南省委秘书长的刘晓回忆起王明反何孟雄时说：
“他强调何孟雄等反四中全会，不服从新的中央，是贯彻四中全会决议的主要障碍。他攻击污蔑何孟雄同志是‘老机会主义者’，‘长期对党不满’，‘有个人野心’，‘与罗章龙右派同流合污’等等，把何孟雄同志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斗争说成江南省委当前主要危险，强令大家对何孟雄等同志要‘提高警惕’，进行坚决斗争。”“他规定凡是参加何孟雄等同志组织的活动的党员必须立即退出并进行检讨，违者，一律开除出党。当时受到处分的江苏省委和区一级干部就有二十余人之多。”
1931年1月17日晚，由于叛徒告密，何孟雄在中山旅社不幸被捕。
何孟雄等被捕前，“当时工部局内潜伏有我党中央特科的敌工人员，得到情报，立即通知了组织。可是，王明这时已酝酿将何孟雄等激烈反对四中全会的同志开除出党……王明早已视他们为反对中央、分裂党的右派敌人。结果，林育南等同志没有得到敌人即将进行逮捕的通知，他们全部被捕了。”
刘晓也证实说：“记得有一次省委会议上，王明以紧张的口气提到：国民党特务已在东方旅社住下，随时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
大家要求省委设法营救时，“王明说他将与中央商量，叫省委不要管”。其实，他不叫省委管，也没让中央管。王明认为：“中央特科去通知何孟雄等人，是有危险的，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由此可知，王明等人虽然事先得到了有关情况，但他却不去通知何孟雄等人，致使这些同志全部被捕。
当何孟雄等被捕的消息传到江南省委时，省委正在开会。王明听到后“表情异常冷淡”，以后又“幸灾乐祸”地说：“这是何孟雄等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
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被捕后，龙华看守所的中共秘密支部按照王明等人的指示，拒绝接受他们党的关系，不让他们参加支部活动，致使20多名党员在狱中不能接受党的领导。
王明这种把他们视为异己，进行打击排斥的行径，引起了何孟雄等的抗议，他们曾联名向党写信，批判王明等的错误行为，陈述自己的意见。
特别使人不能容忍的是，当何孟雄等同志2月7日晚英勇牺牲之后，王明还对他们继续进行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