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对形势分析的这种“左”倾估量，王明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是：在日益增长的革命新高潮的条件下，彻底保障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彻底实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条件之下，去动员、组织、发展与汇合苏维埃区与反动统治区域革命运动，以促进革命形势的成熟，虽然不能够包括到全国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几个主要的省份。”
根据党的主要任务，他要求白区工作，主要是“在政治上、组织上、群众基础上（当然同时还须加紧党、团员军事化、工农武装及夺取敌人武装的军事准备工作）真正准备和创造武装起义的一切必要前提。”要争取“在这一省与几省可以首先胜利，而且有可能与必要来巩固与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以便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实行真正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斗争”。
为此，他还具体规定了在白区对于工人运动的策略、反帝国主义工作、少数民族工作、对反革命派别的斗争策略等等，核心仍是武装暴动夺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
根据党的主要任务，他要求“在苏维埃区域第一等重要任务是：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来建立起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完全服从共产党领导而能够做这一政府支柱的红军，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根据地，以便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能够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为此，他还具体规定了在苏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工农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等政策。
当然，这位“从未到过任何苏区”的理论家所规定的核心问题，仍是让红军在攻打占领一个和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实现夺取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
王明还认为，要保障党的政治路线、保障党的任务的实现，还必须清除党内的障碍，这只有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由于右倾是党内主要危险，因此，党应“集中火力去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这样实行的结果，是使“左”倾恶性发展，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处于危机之中。
3.提出解决当前党的领导危机的意见。
王明在《两条路线》的“结论”中认为，“立三路线”是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的非列宁主义的非布尔塞维克的政治路线。而瞿秋白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于是，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为了“把党从领导危机中挽救出来”，他提出了解决党的领导危机的八项政治意见：
①在国际直接领导下，开始准备召集党的“七大”，“以便根本改造党的领导”。
②在“七大”召开前，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改变政治局的成分。
③在党报上讨论最近国际的决议与指示，向立三路线开火，反对调和态度与倾向，尤其要特别反对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④党报上公布同志们反立三路线的政治意见书。
⑤“肃清那些不可救药和固执已见‘左’右机会主义分子离开领导，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
⑥把国际十月来信印发全党。
⑦在国际领导之下，中央政治局立刻公开宣布三中全会决议及通告无效。
⑧反对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委派制度、惩办制度等等。
王明八条政治建议的核心问题是第一、二、五条，这实际上是要求以王明提出的“左”倾路线来代替“立三路线”，以王明这样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来代替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也就是说，王明要公开上台掌权了。
王明的《两条路线》是这位典型的教条主义者的代表作。他后来自己也承认说：“我在小册子中所提出的对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许多意见，是从何而来呢？是从分析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根据当时中国人民的具体要求而来的吗？绝不是的。它是从抄袭各种决议而来的。如对中国革命性质、动力、阶级等问题的意见，主要地是抄袭1928年党六次大会的决议；对富农问题、职工问题及改组派等等问题的意见，直接是抄袭1929年共产国际关于这些问题的文件；对当时中国形势估计和党的主要任务的意见，则是主要的抄袭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及11月关于立三路线问题致中央信（指十月来信）。”“总而言之，用的是‘从决议中来，到决议中去’底方法；是‘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书本出发’底方法；是根本的教条主义思想和作风底方法。”
不过，在当时，王明是把《两条路线》当作投向党内的一颗重型炸弹。1931年2月10日正式出版时，他在《几点必要的声明》中说：“这一小册子在国际来信前的一个时期中，的确曾经起过相当的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纲领作用。”
的确，王明这本小册子是起过“纲领”作用。但它起到的是以新的“左”倾路线代替“立三路线”的“纲领作用”，起到了把革命引向失败的“纲领作用”。
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王明这本小册子作了如下评价：
“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今天看来，这个历史的评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四、倡办秋阳书店
在上海工作期间，王明与三农同学王逸常、桂尊夏、桂尊秋和安徽同乡都一直保持着接触和交往。
据桂尊秋回忆说，当时他在江苏省镇江市工作。他父亲桂月峰和大哥桂尊夏都在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工作。大约是1929年夏，桂尊夏为完成党交给的秘密任务，从大别山来到上海。路过镇江时看望了弟弟桂尊秋，并一起到了上海，看望了老同学王明。
“到上海后，我大哥带我去一个秘密机关，在这里见到了陈绍禹，他们正在打麻将。他给别人使个眼色，然后进来与我们谈话，后又与我大哥单独谈话……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
桂氏兄弟与王明在上海的会见，只是偶尔的接触。这期间与王明接触最多的老乡当数三农老同学王逸常。王逸常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六安、黑山联合县委书记，因同省委书记尹宽发生严重分歧，到上海找党中央解决。中央批评了尹宽，调离了他的工作，把王逸常留在了上海，但也迟迟没有给他分配工作。王逸常赋闲期间，常找王明交谈。
1930年，王明找到王逸常，提出请他出面办个书店，房租由王明出，稿件由王明组织留苏的同学们提供或帮助翻译，而且还表示不要稿费。
王逸常当时尚未接受党分配的工作，又受老同学之托，就答应了王明的要求。于是，王逸常找了安徽籍的党员同志和同乡集资办书店。王学纯、王同荣、胡萍舟、薄德志、薄得义、彭干成等人慷慨出资，不久便筹齐资金，准备开张。
书店叫何名称呢？这群年轻人议论纷纷。有人引用杜甫诗句：“青松尽可高千尺，恶竹何妨斩万竿”，主张叫“青松”书店；彭干成引用《诗经》上“秋阳以曝之”一句，认为“秋阳”二字寓意深长，更为合适，得到大家认可，便正式商定，书店取名为“秋阳书店”。
秋阳书店在上海英租界蒲柏路租到一间房子，便正式开张。王逸常任书店经理，另雇一店员詹振华帮忙。书店设门市部、印刷所，主要是卖书和印书，大力销售进步书刊和介绍苏联的期刊，而且自己还印刷一些书籍销售，主要是翻译苏联的书籍，如：《震动世界的十天》、《世界妇女》、《苏联农村》、《巷战战术》等。
王明主张办的这个秋阳书店，在销售进步书刊，印刷介绍苏联革命与建设的书籍，向读者宣传革命思想与马列主义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秋阳书店也成了王明等人搞宗派活动的据点。
据当时书店经理王逸常证实说：“这书店被王明所利用。他利用我们这些安徽人和同学关系，把书店作为他的联络地点。1.书店给他印刷《世界妇女》、《苏联农业》、《震动世界的十天》、《巷战战术》。这些书都是他们这些留苏学生翻译的，不要稿费，不要版权；2.王明常来这里研究问题，一两人常来接头、联系。书店成为他们接头地点、联系据点、活动场所。”“常来接头的有博古等人。”
有人说秋阳书店是“国际的联络点”，“国际通信机关”。对此，王逸常加以否认。他说：“王明叫我开秋阳书店，不是国际联络点，没有来过国际代表，也没有收到过国际文件和什么经费。”
1931年夏，英租界老闸捕房查抄了秋阳书店，逮捕了书店经理王逸常及其弟弟王亦良、店员詹振华、董事长胡萍舟（胡允恭）等四人。
据胡萍舟回忆说：“是年夏，某星期日下午开过董事长会，大家皆散，只有我、王逸常及其胞弟王某（来找王逸常而住店中）和店员詹振华四人在店，商量印书事。英帝巡捕房探警，突然包围书店，搜查后，即把我们四人全部捕去。”
在受审时，王逸常供称书店经理是他胞兄王仲岭，前十几天因事外出了。他是代经理，叫王仲盈。王亦良来探亲，胡萍舟是来找人的，詹振华是雇的店员。
得知王逸常等被捕后，党为营救他们，请了李世蕊大律师为之辩护。因为敌人没有抓住什么共产党的证据，所以胡萍舟、王亦良被无罪释放，王逸常、詹振华被宣判拘役三个月，送提兰桥监狱执行。店中书籍等财物被宣布没收，秋阳书店从此停业。
三个月后，王逸常出狱了。据他回忆说：“出狱后还受到陈绍禹批评。他说，《巷战战术》是同志们点着蜡烛翻译出来的，还没有来得及印出，就被焚毁了。我不服气地回答说，我被捕，生死置之度外。稿子是别人焚掉的，我不知道，没有落在敌人手里就不错了。为此，我们闹了矛盾。”
对于王明的非难，王逸常十分不满，与王明从此断绝了关系。
五、米夫亲自来华扶植
李立三和王明在贯彻共产国际“左”倾路线时，两者也是有不同的特点。王明的特点是“洋教条”，完全不折不扣地按共产国际指示办；而李立三则搞了不少“土政策”，别出心裁地制定冒险主义暴动计划，成立总行动委员会等等。固然李立三的这些土政策都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而“发明”的，但共产国际并不欣赏这些“土政策”，而是得意王明这样的“洋教条”。所以，由王明取代李立三是必然的。
不过，共产国际寄予厚望的王明，由苏联回国后并没有得到当时中央的信任，被分配到基层工作锻炼，根本没有担任领导职务。这是共产国际，特别是亲自培养和扶植王明教条宗派的米夫所不愿看到的。
更使共产国际和米夫恼火的是，王明等人不仅没有被立三等中央领导人重用，反而受到批评和纪律处分。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纠正立三错误。可是，三中全会不仅没有把王明等人提到中央领导岗位，甚至立三中央给王明等人的处分也没有撤销，而且又命令他们到中央苏区去工作。共产国际对此表示：“无论如何，这是不能够接受的。”为此，共产国际决定派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亲自来华，贯彻国际路线，扶植王明上台。
米夫来华之前，《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已传到中国，确认立三是路线错误。王明等人乘机掀起了反三中全会和反调和路线浪潮，造成党的领导危机。
这时，王明、罗章龙、何孟雄等人根据国际来信的精神，都认为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继续坚持“立三路线”，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因此，他们一致主张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召开紧急会议，接受国际决议，彻底批判立三路线，改造中央领导机关。
在一片反对声浪中，党中央被迫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于12月9日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12月11日，党中央又将这个决议，连同国际来信等四个文件，普遍下发到基层支部，要求大家讨论，以便深入开展反立三路线斗争和反调和错误。至此，党内反六届三中全会、反调和路线的斗争暂时缓和下来了。
正当党逐步由国际十月来信后的严重分歧与混乱状态摆脱出来，党内意见大体趋于一致，中央也正在着手筹备召开紧急会议时，1930年12月中旬，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米夫突然来华。
米夫来华后，本应从中国党的大局出发，以党的团结为重，尊重党内多数人的意见，帮助中共中央克服缺点错误，渡过难关，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但实际上，米夫却单纯从扶植王明上台的既定目标出发，不惜否定中央和党内多数的意见，支一派压一派，促使党内分歧加剧。
米夫来华后，不是先找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谈话，而是首先召见王明，与王明秘谈，向他交底。米夫与这位得意弟子会谈后，才和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会面，通知他们不应召集紧急会议，而应召开四中全会，并严厉批评了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通过的11月22日决议。
然后，米夫又会见了罗章龙、徐锡根等人，但拒绝会见最早反“立三路线”的何孟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