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是在11月16日收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收到十月来信后，中共中央极为重视，连续于11月18日和2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来信，检讨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但从这两次会议中也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在接受十月来信基本精神的同时，仍在维护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对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仍持批评态度。
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际来信。这次会议一方面承认三中全会存在调和态度，没有揭露“立三的路线”错误；另一方面又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扩大讨论，以免妨碍实际的工作转变并造成党的分裂。
周恩来在会上的发言中还针对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特别强调指出：“已经知道国际来信的同志（如新由莫回国的），必须召集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
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举行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国际十月来信，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即“十一月补充决议”）。
《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国际执委的这一封信”。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使执行国际路线的主要任务，没有能彻底解决。但是，决议在按照国际十月来信精神得出上述结论之后，又提出：“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上也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次决议是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反对把三中全会和国际路线对立的企图。”
针对王明等人力图在党内挑起公开争论的目的，《决议》指出：“立三同志以及赞成过他的同志已经承认错误，党的领导机关完全和共产国际执委同意，这些事实使政治局认为在党内实行‘公开辩论’立三同志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现在对于党正是很困难的时候，这种讨论，只能使党的力量离开不可迟缓的很重要的实际任务，因此决定：关于立三同志路线只限于解释工作。”
针对王明等人先于中央知道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但又不向中央报告和请示，却以突然袭击方式向党发难的错误作法，瞿秋白在11月2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中批评说：“沈泽民的方式与精神是离开政治局的领导……他们知有国际来信，但不公开说已知国际来信，请求政治局如何办，反而突然在工作会议中提出来，这可使一般同志很惊奇与发生其他倾向”，“使同志们惊慌不明”。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的报告中，也对王明和博古拒绝党分配他们去苏区工作的错误行为进行批评，并且指出：“尤其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们的超组织的活动，在过去与伯山（即李立三）同志争论的四个同志在不平衡革命高潮等问题上是对的，但陈韶玉、秦邦宪等同志则借此扩大发展他拥护国际路线的影响，这是不应当的。在韶玉同志‘开始在主要几省甚至一省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问题’的文章上面‘夺取武汉这一可能的前途，成为不远将来的事实’，‘夺取武汉的胜利，有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并且是中国现阶段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正式开始。’他这样的观点，与伯山同志是同样错误的。这证明韶玉同志对于这些问题也没有弄清楚。”
王明等人反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中央的活动，虽然遭到党中央的批评和抵制，但却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因此，反六届三中全会的浪潮愈演愈烈。
共产国际发出十月来信的同时，电召李立三赴莫斯科去检查错误。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听取李立三的检查，并审查了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和新的中共中央给各地党委的指示及党报的社论以后，给共产国际执委写了《关于中国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其中既指责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又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在纠正立三路线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批评六届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模糊了这个路线和国际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并指责说：“实际上三中全会的领导者，不但不去执行国际指示，反而对立三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报告还点名批评瞿秋白犯了“调和错误”，“耍两面派”，搞“小团体”活动。
王明趁共产国际把立三问题确定为“路线错误”，把六届三中全会确定为犯了“调和错误”之机，在中国共产党内率先公开打出了“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抛出了由他起草的《两条路线》的意见书。12月14日，王明在《实话》上发表了《立三路线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一文，在党的刊物上首先捅出“立三路线”并上了文章标题。
他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中央是“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派”，“实际上不过是懦弱的立三主义者”，开始了公开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中央的行动。
王明率先在党内掀起反六届三中全会和反调和路线的浪潮之后，原来因反“立三路线”而遭受打击的，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为代表的江苏省委和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的干部，以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为代表的全总和上海工联的干部与工人，也卷入了这场反调和路线斗争的漩涡中，纷纷起来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中央。顿时，在党内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反六届三中全会，反“调和错误”的浪潮。
在这股反六届三中全会浪潮的冲击下，党中央威信骤然下降，不能对全党实行有效领导，造成当时党内严重的领导危机。
三、抛出《两条路线》意见书
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马列主义者和国际正确路线的代表，为了反对李立三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右倾”错误，这时期王明突击写出了《两条路线》意见书。时间大约是在1930年11月间，是六届三中全会已闭幕，会议决议已经在全党传达之后。
王明利用李立三和党中央停止他工作的空闲时间，抓紧时间突击撰写，“差不多费了半个月时间写成的。写的时候，多半是写一点被同志们拿去看一点”。王明完稿后，“匆促的抄了3份，但是曾经过几十个积极反立三路线的同志们看过的，有许多地方也曾经因看的同志的批评或建议而加以补正过的”。
《两条路线》是王明的“杰作”，也是他们一些人集体补充和修改的结果。
王明的《两条路线》是向中共中央提出的意见书，也是批判“立三路线”的小册子，还是阐发自己“左”倾思想与纲领的宣言书。
王明上台后，《两条路线》才得以于1931年2月出版。初版时，共分三大部分：1.引言；2.李立三路线底理论与实际；3.结论。
《两条路线》约6万字，在党内众多批“立三路线”文章、意见书、信件中，可以称得上是文字量最大、批判最为详细系统的一部。对于这样一部代表王明“左”倾路线纲领的小册子，我们不得不花费较多的笔墨进行大致的剖析。
（一）错误地批判“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理论与实际”
“立三路线”是地地道道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王明却在《两条路线》中全力去批判“立三路线”所谓“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与实际”。尽管他抓住了“立三路线”的某些错误，但由于他站在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立场上去批“立三路线”的右倾，这样就从根本方面批歪了，从而在全局上就批错了。
1.错误地批判“立三路线”在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右倾。
能否正确分析形势，是能否正确制定路线与政策的前提。1928年7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片面夸大了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程度，片面夸大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增长，错误地号召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去进行“大规模阶级搏斗”，结果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危害。
王明与李立三在“第三时期”理论问题上的根本看法是一致的，都是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这一“左”倾理论。可是，王明在《两条路线》中，却说李立三对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估计是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王明断言：“立三同志把普遍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作为第三时期的特点，实际上便是否认了第三时期。”“立三同志对于第三时期估计的观点，与国际工人运动中右的机会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
“第三时期”理论是共产国际此时指导国际共产主义的总纲，也是“立三路线”犯“左”倾错误的重要根源。王明认为立三在这个核心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在其他的一系列问题上也自然都是右倾。因此，王明围绕“第三时期”这个核心问题，又大批了立三对“第三时期”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平政策问题、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而实际上，“立三路线”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所犯的正是“左”倾错误。
2.错误地批判“立三路线”在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上的右倾。
“立三路线”在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上的主张是“左”的。因此，对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夺取政权、革命转变与前途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也自然是“左”的。而王明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也有一套“左”的主张。可是，他却硬把“立三路线”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说成是“右倾”，而且令人吃惊地作出了这种张冠李戴的结论：“托陈取消派从‘左方’来取消革命，李立三同志从右方来取消革命。”
李立三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中，主张超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他提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同时也必须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
王明在《两条路线》中宣扬的观点和李立三的观点是一致的。
他说：“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现在革命之所以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性，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但是，王明却硬说李立三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中，不应该反对资产阶级。”然后作出结论：“立三同志的脑筋中，始终找不出对于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了解，他根本不懂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
如果说王明比李立三“懂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那就是王明比李立三更积极地强调在民主革命中反对资产阶级。
3.错误地批判“立三路线”在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问题上的右倾。
在对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问题上，王明在《两条路线》小册子中，批判“立三路线”的形“左”实右。
首先，王明抓住李立三对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界限不清等问题大加指责。说：“立三同志的论文以及以立三同志为领导时的中央政治局文件上，都把革命运动的高潮与革命形势混成一谈，把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当成同一范畴来相互并用。”
李立三对王明的指责也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名词争论”，“翻译错误”。并辩解说，这是中国党内同志习惯用法，“六大”决议也是如此。
王明曾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读了不少马列书籍，也看过不少共产国际决议与苏共中央文件，经常教条主义地抓住一些名词概念作文章。李立三书读的不如王明多，词语运用的也不十分准确，的确把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两个不同概念混同，不加区别。但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也就是到此为止。在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却是一致的。
党的“六大”曾明确提出，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党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六大”后，工农运动开始复兴，全国革命形势有所发展，但革命形势还没有出现高潮，更不存在直接夺取中心城市的革命形势。可是，李立三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一文中，开篇就说：“现时革命斗争的发展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王明在《两条路线》中也说：“从全国形势一般看来，新的革命运动的高潮日益增长，实在是不可争辩的实事”，“而统治阶级的统治日益削弱而走向破产的道路。”
可见，无论李立三或王明，都放弃了“六大”对时局与局势的估计，一致认为革命进入高潮，直接革命形势已经或者将要到来。
4.把“立三路线”的“左”倾当成右倾批判的原因。
王明之所以在《两条路线》中大肆批判“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是与共产国际的态度和中共党内的倾向连在一起的。
首先，受共产国际反右倾的影响。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不但提出了“左”倾的“第三时期”理论，而且认为各国共产党的主要倾向是“右倾”，要求各国把“反右倾的斗争，提到首要地位”。这是共产国际急剧向“左”倾转向的一次会议，对各国共产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9年4月22日，斯大林在联共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作《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演说，公开点名批判布哈林的右倾错误，强调：“反右倾斗争是我们党的决定性的任务之一。”要求各国共产党“同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作斗争”，清除共产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