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民党新军阀连绵不断的混战，王明认为不是偶然的，有其社会经济原因。有着“中国军阀制度的基础，一方面是因为各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美日）已经划定和正在划分的政治上经济上‘势力范围’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农村经济中封建余孽的存在”。（《军阀战争与取消派》）“现在军阀战争的动力，主要的还是反映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矛盾，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统治阶级（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内部的各种冲突，南京政府没有力量消灭一切其他军阀，因为每个军阀背后，都有一定的帝国主义者。”（《西北问题解决后》）
王明最后得出结论说：“在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根基未铲除和土地革命未胜利之前，军阀制度绝不会消亡，因之军阀战争绝不会停止；换言之，中国绝不会有真正统一的局面。”
（三）揭露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恶果
自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以来，连年新军阀混战，大好河山遭蹂躏，百万生灵被涂炭。为了反对国民党新军阀战争，揭露其给人民造成的灾难，王明以讽刺口吻，写了《军阀战争的“成绩”》一文。文中根据豫皖账务会对河南巩县灾情与战祸的调查统计，论证了军阀战争给全中国人民带来的灾祸。
从以上王明关于反对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这时期王明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态度坚决，批驳有力。但是，在这一系列文章中，王明也表现出一些“左”倾观点，主要有：
（一）全面否定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曾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特别是孙中山与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战线后实行的新三民主义，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核心内容，对于推动中国大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建立以后，仍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帜，可实际上他们却背叛了孙中山坚持的三民主义的内容。不过，国民党内仍有一些左派始终坚持孙中山制定的新三民主义。对于如此复杂情况，不能简单加以否定，而应作具体分析。
可是，王明却认为：“中国的各派军阀，无论是国民党‘左派’也好，蒋派也好……‘没有一个好东西’！”（《没有一个好东西！》）。
实际上，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怎能不加分析地说成“没有一个好东西”？
他又认为：“国民党各派都没有丝毫革命气味，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都是无耻的反革命者！”这确实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形而上学的反对一切的表现。
（二）把第三党作为敌人加以反对
王明在《为那一种“民主政治”而战？》一文中，批判“第三党”高唱建立“民主政治”的主张。他说：“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都在拼命以‘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来号召、树立和团结他们心目中的‘民主势力’”，他们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分子”，也都“没有一个好东西”。
当时，邓演达尚在苏联未曾回国，在国内的谭平山、章伯钧等人联合一些国民党左派和从共产党脱离出来的人，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他们一方面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一方面不同意共产党的主张，被称为第三党。
在国共两党政治主张之间产生的第三党，本身就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势力，不能将其等同于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在这个时期，第三党政治主张尚不系统。但是，他们主张反帝反封建、坚持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中共中央曾于1928年5月11日发布《中央通告四十六号》，专门谈到了对第三党的认识和态度。中央当时认为：“第三党的运动，只是一部分失意的怯懦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徘徊于革命潮流中的余波。”
王明并不把第三党看成是“徘徊于革命潮流中的余波”，而是把第三党看成是对革命潮流的反动，是跟改组派一样的“坏东西”。这种“左”倾观点比当时中共中央的认识还要冒进。
（三）否认利用敌人矛盾
党内“左”倾主张与正确路线之间，在坚决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统治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问题在于“左”倾错误对于派别林立、内部矛盾重重的国民党不加分析，把国民党看成铁板一块，不懂得利用敌人矛盾，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王明就是把国民党内部各派以及不属于国民党派别的各种中间势力，都看成“没有一个好东西”，拒绝利用敌人矛盾，采取一律打倒政策。
这种“左”倾态度只能有利于敌人，孤立自己，这也是后来土地革命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八、被捕违纪
王明在国内工作的时间并不算长。从1929年3月回国到1931年10月离开上海，是王明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时期。在白色恐怖下工作的共产党人时刻有被杀头的危险，所以如何处理个人生命与党的利益的关系是对每一个人的严峻考验。王明在一生这唯一的被捕事件中，交了一份不算合格的答卷。
王明在《红旗》报工作期间，除了采访、编辑和写作之外，按照党组织的要求，有时还到基层调查了解情况和做工人工作。曹家渡就是他联系的工人点。
曹家渡位于上海沪西、吴淞江畔。这一带是工人区，工人比较多，工人运动开展的也比较好。工人们成立了曹家渡工人俱乐部，王明时常去这里开会和了解情况，有时，还带着资料科的邵珍一起去。
1930年1月12日，王明出席上海工联在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召开的一次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会议正在进行中，一群巡捕突然闯入会场，将王明等20多人全部逮捕，押入老闸捕房，后又关在提兰桥监狱。
这年春节王明是在上海提兰桥狱中度过的。阴历二十九这天，他在狱中写下《狱中除夕》这首诗：
爆竹声知旧岁终，狱中何处有春风？
新年战友连窗祝，含笑交谈众志同。
死去一心留党国，生还百计为工农。
苏联茁壮苏区大，马列旌旗遍地红。
几天后，王明又在狱中写了一首五绝，《狱情》：
青春全献党，义士壮成仁；
同志多千万，伤心最一人。
王明被捕时是工人打扮，巡捕房和监狱都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因此，一个看守对他说：“只要你想办法搞点钱来，买通关节就可以出去。”王明回答说：“钱不成问题，如果你们有人同我一道去，我能找到出钱的人”。
这位看守不敢答应让王明同他一道去，而只答应可以代替王明送一趟信。于是，王明立即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交与这位看守。信的大意是：“我已被捕，请设法营救。”
王明的信是写给中宣部秘书潘文郁的，而且王明在老闸捕房时就已经说出了自己的住址是鸭绿路。
当时在中央宣传部资料科工作的邵珍回忆说：
王明的信是王铁江先接到的，后转交给中央。“由于组织上通知我们赶快搬家，我不愿意搬家，埋怨了几句。王铁江他们才把这个事情的经过给我讲了。他说，陈绍禹去曹家渡开会，被敌人捉去了。后来他叫个警察送来了一封信，我把信收了。由于咱们机关暴露，所以中央决定咱们机关赶快转移、搬家。搬家前，我把一般的文件材料全烧了，整整烧了一个晚上。”
王明为了自己早日获释，让巡捕到中央秘密机关送信，暴露了党的秘密机关，严重违背了党的纪律。幸亏这位巡捕只顾索钱，没有发现这是共产党的秘密机关。所以，事后巡捕房并没有派人来搜查。尽管如此，王明的不负责行为毕竟影响了这个党的秘密机关安全，致使机关被迫转移，错误是严重的。
由于敌人没有发现王明的真实身份，党为营救王明也积极努力。因此，王明得以于2月18日上午出狱。
王明出狱当日，正好在街上意外地碰到了“三农”时的同学王逸常。王逸常当时担任中共安徽省六安、瞿山联合县委书记，因与省委书记尹宽发生路线争执，到上海找中央解决。问题解决后，中央让他留在上海。这天，王逸常正在英租界的一条街上行走时，遇到了刚刚出狱的王明。他回忆起这段巧遇时说：
“1930年初，有一天，我在路上遇见陈绍禹，他刚从监狱出来。我把他送到了旅馆，给他买了饼干、面包，安排好后我才走的。我只记得他对我说：‘这个监狱有些资产阶级味道。他们看我是个小个子，看不起我，认为我不像一个革命的共产党员样子，就把我放了’。不久他自己找到了党组织。”
目前，党史学界流行一种说法：王明这次出狱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花几千元保释出来的。但当时与王明住同一机关的邵珍却说：
“陈绍禹去曹家渡时化装成工人样子，和一些工人一起被捕的。敌人没有发现他。所以，以后他和工人一起被放了。我没听说党花很多钱把他搞出来。如果真花那么多钱，他就暴露了。不仅出不来，很可能枪毙。”
当时在资料科工作的罗晓红也说：“王明是否是花钱赎出来的，没有根据。”
1930年2月21日，王明在出狱后的第三天，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被捕后的一些情况，也承认自己有“错误或疏忽”，但同时又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责。
1930年3月16日，党中央在查明事实真相后，给王明写了一封信，指出他这次所犯的重大错误是：
1.供出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影响机关安全”，“给一般同志以极坏的影响”；
2.让“巡捕送信到中央秘密机关”，违背了纪律；
3.“躲避自己的错误”，“没有在错误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
4.还说什么“‘中央解决你的问题不要给取消派借口’，表现着你完全不接受中央批评的精神”。
据此，中央决定给王明以党内警告处分，同时也希望他能虚心接受批评，勇敢改正错误。
王明在这次被捕事件中错误是严重的，党中央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是正确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据此说王明是叛徒，则是违背事实的。
九、在全国总工会
王明因被捕事件中暴露中央秘密机关，不仅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而且被调离在中央宣传部及《红旗》报的工作岗位。当时中央原准备让他随许继慎、熊寿暄去鄂皖苏区工作，接受锻炼，但最后还是决定将他调到全国总工会，任全总党团秘书和《劳动》三日刊编辑。
全国总工会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大群众团体，委员长是项英，罗章龙先任秘书长，后任党团书记。全总下设两个产业工会，15个地方工会，白区的赤色工会会员约3万多人。
《劳动》三日刊是全总的机关刊物，创刊于1929年8月。当时《劳动》每期发行2500份，在工人群众中有较大影响。
王明调到全总后，主要工作是编辑《劳动》三日刊和撰写文章，同时编辑《每日罢工快报》，编稿送稿均由他一人负责。
在全总工作期间，他发表了19篇文章，其中13篇发表在《劳动》三日刊上，5篇发表在《红旗》上，l篇发表在《布尔塞维克》上。
王明在《劳动》三日刊发表的文章，计有《南京四·三惨案的意义与教训》（1930年4月10日）、《加紧准备“红色的五一”！》（1930年4月10日）、《“四·一二”与蒋介石》（1930年4月10日）、《汉口蛋厂的同盟罢工》（1930年4月10日）、《要饭吃！要工作！要土地！》（1930年5月1日）、《援助英日同盟罢工的兄弟们》（1930年5月1日）、《上海水电工人的同盟罢工》（1930年5月14日）、《“赤俄”与“白俄”》（1930年5月14日）、《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胜利的意义与教训》（1930年5月23日）、《一个笑里藏刀的危险口号！》（1930年5月23日）、《怎样准备五卅工作》（1930年5月23日）、《国际劳工局与国民党》（1930年5月23日）、《与印度安南兄弟们共同行动起来！》（1930年6月7日）。
王明在《劳动》三日刊发表的这些文章，有的是一期同时登3篇或4篇，由此也可见其工作之勤奋和文思之流畅。
王明在《红旗》报工作期间发表文章时，多用“慕石”笔名。调到《劳动》三日刊后，笔名改为“兆雨”，有时也用“玉”、“石”、“慕”的笔名。
来到全总后，王明即使在《红旗》报上发表文章，再也没用过“慕石”笔名，而用“韶玉”这个笔名。这些文章有：《再论反富农问题——富农问题的严重》（1930年3月26日）、《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农民意识——尤其是富农意识作怪》（1930年5月17——24日）、《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的胜利》（1930年5月27日）、《什么是“流氓”与“匪”？》（1930年6月21日）、《“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还是“没收一切土地”》（1930年7月2日）。
在全总工作期间，他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上只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以韶玉笔名于1930年5月15日在《布尔塞维克》第三卷第四、第五期合刊上发表的《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
王明在全总工作期间发表的19篇文章，绝大部分刊登在他编辑的《劳动》三日刊上。由于该刊是全总办的工运刊物，所以王明文章也集中在工人运动问题上。
王明在这些文章之中，声援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支持上海、武汉工人的罢工斗争，提出了“要饭吃！要工作！要土地”的口号，驳斥了一些破坏工人运动的言论。这些观点对当时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的工人运动进入1930年，已经从大革命失败的低潮中苏醒过来，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却比工人运动发展得更快，促使工人运动向“左”倾错误方面发展。王明在这些文章中虽然对工人运动有一些正确意见，但他论述的主要方面还是运用自己擅长的笔杆为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急剧发展推波助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