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了了解国内外形势，掌握时事动态，决定下设一个资料科，当时国民党区域出版发行的图书、期刊、报纸，供中共中央、中央宣传部的同志及《红旗》、《布尔塞维克》等部门的人员阅读、参考。
资料科设在上海威海路永吉里，共有王铁江、罗晓红、邵珍三人在这里工作，由王铁江负责。这个秘密机关分前客堂和后客堂，有两个大门把两处房子连成一个院落。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工作的人们必须把革命利益放到首位。在资料科工作的这三位同志装扮成一个家庭，王铁江和罗晓红扮作夫妻住在前客堂，邵珍装成娘姨住在后客堂。凡有公开的事情就由前大门进入前客堂由王铁江、罗晓红接待，凡是秘密的事情都由后门进入后客堂，由邵珍接待。联络暗号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这个资料科的材料在当时党内机关中算比较全了。恽代英、王明等都经常到这里来查阅资料和写作，后来王明干脆搬到这里，直接在这里居住和写作。
1981年，已经是满头银丝的邵珍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
“我们机关住四人，王铁江、罗晓红、陈绍禹和我。”“当时，陈绍禹和我们住在一块儿，他一个人住在机关的亭子间里。……每天陈绍禹都在亭子间里看书报，看材料，看得很用心，很少出来，吃饭时还看书。有时我把饭菜送他桌子上，他也不看看好坏，还是专心看书，一边看书，一边吃饭。我们故意给他拿些不好的菜，他也不看就咽肚里去了。”
罗晓红也回忆说：
“王明经常来写文章，主编《红旗》。他写文章特点是长，一写就到半夜。我与邵大姐住前后客堂，王明太晚就住后楼。”
书写文章对于王明来说是如鱼得水，根据在苏联时对于共产国际决议的掌握和书本上学到的马列主义理论，王明整天闭起门来废寝忘食地伏案写作。从1929年9月到他离开《红旗》报的1930年1月，不到半年的时间，王明就发表了长短文章37篇。在这37篇文章中，发表在《布尔塞维克》（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的有3篇：《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1929年9月1日）、《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1929年12月5日）、《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工作——苏联的五年经济计划的研究》（1929年12月22日）。其他34篇全都在《红旗》报上发表。其中1929年发表29篇，1930年发表5篇。
在这37篇文章中，除有2篇用“韶玉”、一篇用“石”的笔名外，其余皆用笔名“慕石”。
王明发表的这些文章，大多数是根据国际国内的政治斗争需要而写的，绝大多数是针对性很强的时事评论和政论性文章，也有一些论述专门问题的理论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王明一方面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议的精神，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反对军阀混战，支持工人阶级的斗争，批评取消派散布的取消主义言论，这些都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王明在这些文章中又大肆鼓吹“‘武装保卫苏联”，宣扬“城市中心论”与不切实际的工人武装暴动，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急于实现革命转变，鼓吹加紧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势力，强调“右倾”是党内的主要危险。这些对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发展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明撰写的这些文章，是他这个时期活动的记录和思想观点的反映。本书将在后文中结合当时的史实，对于王明在这些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分别给予评述。
四、力主“武装拥护苏联”
蒋家王朝，是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在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从此，蒋介石政府代替了北洋军阀统治，对广大人民群众继续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残酷统治。
国民党南京政府把亲帝反苏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路线，不断制造反苏事件。1927年12月，国民党政府借口广州起义受到了苏联领事馆的煽动，悍然派兵围攻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无辜杀害副领事等十余人。与此同时，他们通令撤销苏联在华的各地领事馆，限定他们短期离境。所有苏联在华银行、商业以及轮船公司，一律被勒令停止营业。苏联侨民也随时被任意拘禁或驱逐出境。
在这种反苏形势下，苏联政府撤回了驻广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地领事馆和商业机构。由于东北地区当时在奉系军阀控制下，属南京政府统辖范围之外，所以苏联在东北的领事馆得以暂时保存。但不久又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尚存一线的中苏邦交完全断绝。
中东路是以东北地区的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的铁路线。1897年至1903年间为沙俄在我国东北筑成。1905年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段为日本占据，称为南满铁路。俄国十月革命后，长春北段由苏中合营，仍称中东路。
根据1924年中苏协定，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其业务由中苏共管。该路日后允许中国赎回。但是在未赎回前，由中苏共同组成理事会，理事10人，中苏各出5人，中方理事任理事长兼督办，苏方理事任副理事长兼会办。所有一切议案得6人以上同意方可执行，督办与会办共同签署各项文书方为有效。
1929年5月27日，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指使下，东北军张学良派军警非法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监禁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及馆员，没收领事馆来往文件，逮捕来馆苏联公民39人，劫掠领事馆财物。为此，苏联政府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斥责它违反国际公法。这时蒋介石亲赴北平，指使张学良调遣东北军到苏联国境布防，做出备战姿态。
7月10日，中东路理事长兼全路铁路督办吕荣复，以非法手段下令解除苏联铁路局长、副局长，以中国副局长代理局长职务，并撤销苏联各处处长。
苏联政府于7月14日以最后通碟形式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三项解决办法：1.从速召集会议，解决中东路一切问题；2.中国当局应立即取消对于中东路之一切非法行为；3.一切被捕苏联人员应立即释放。
国民党政府对此不予理会，命令东北军集结军队向苏联边境进逼。蒋介石宣称：“我们须先取中东路，然后谈判一切问题。”苏联政府于7月17日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交，撤回驻华外交、商务以及铁路人员，停止中苏全部铁路交通，命令驻华外交人员离境，并声明保留1924年中苏协定的一切权利。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帝国主义乘机进行了干涉。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于7月25日致英、日、法、意、德五国，提议组织联合委员会，实行对中东路的调查与干涉，主张在中苏冲突解决前，中东路暂由国际共管。英、日等国表示支持此项建议，但是，由于遭到苏联坚决反对，共管图谋未能实现。
美国干涉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发动了进攻苏联的战争。1929年10月.蒋介石命令东北军8万人开赴绥芬河，向苏联发起进攻。苏联则迅速调动海、陆、空军，先后在绥芬河、满洲里、黑河、扎兰诺尔、同江等地给东北军以猛烈回击，使其遭受惨败。
军事失利后，东北地方政府才派员与苏联在伯力谈判。12月30日，签订了《伯力协定》，规定仍按照1924年所签订的中苏协定，恢复冲突以前状态，包括恢复苏方人员一切职务，恢复东三省苏联领事馆。
至于中东路争议问题和中苏恢复外交问题，1930年10月中苏会议又加以讨论。经过一年20多次会议未取得一致意见，后因“九·一八”事变而停会。
中东路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极大关注。1929年7月12日和17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宣言和中央通告四十一号、四十二号，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军队进攻苏联。宣言和通告中根据共产国际精神提出：
1.“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与巩固，更加吸引全世界工人阶级与殖民地的劳苦群众，日益倾向革命，所以苏联与帝国主义为生死之敌，特别是帝国主义互相冲突不可终日的时候，更加紧对于苏联的敌视，企图首先消灭苏联”。
2.“帝国主义指使中国国民党进攻苏联的阴谋，已进行两年了”，“收回中东路便是具体表现”。
3.“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这是一个极端严重事件”。
4.“现在世界大战的危机日益迫切，而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都是最严重的地方”。
5.“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进攻苏联，应是最主要口号”。
1929年7月18日，共产国际也发布了《共产国际关于中东铁路争端的声明》。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关于中东路事件表明态度之后，从1929年9月至12月间，王明根据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从维护苏联利益出发，就国际形势与中东路事件，在《红旗》、《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了《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1929年9月1日）、《英美联合和平宣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1929年10月12日）、《最近政局与拥护苏联》（1929年10月17日）、《准备着应战》（1929年11月7日）、《太平洋会议内幕一赛狗会》（1929年11月7日）、《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1929年11月13日）、《太平洋会议总结》（1929年11月16日）、《以革命联合回答反革命联合》（1929年11月30日）、《哈尔滨群众反日拥俄大示威的意义》（1929年12月4日）、《“中俄和平交涉”与进攻苏联战争》（1929年12月11日）、《“中俄和平交涉”的现状与前途》（1929年12月18日）、《社会主义建设及伟大工作》（1929年12月22日）等12篇文章。
王明在这些文章中，也正确地阐述了一些观点，但主要的还是大肆宣扬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爆发后提出的“拥护苏联”、“武装拥护苏联”等极端口号，并散布了一系列脱离中国国情的“左”倾理论。如：
（一）夸大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发动全面反苏战争的危险性。
中东路事件仅仅是中苏两国的纠纷，还构不成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反苏战争的开始，更不能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王明则机械理解帝国主义制度下战争不可避免性，夸大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反苏战争的危险性，认为反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而中东路事件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反苏战争的爆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他说：“中东路问题是进攻苏联战争的直接导火线。因此，第一，中东路问题迟早都有爆发整个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的可能；第二，即中东路问题本身暂时因各种关系而不会立时爆发巨大战争，甚至于得到某种方式的和平解决，但这绝不是进攻苏联的这一战争的危险成为过去或根本消灭。”（《最近政局与拥护苏联》）
他还认为：“进攻苏联的战争，毫无疑义的是世界战争”。“世界大战问题是现在历史阶段的中心；反苏战争问题已成为目前政局的枢纽。”（《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
王明不认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会缓和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反而认为这会加剧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使反苏战争更加紧迫与危险。
他说：“无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复杂到什么程度，尖锐到何种田地，绝不会混淆或减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与唯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基本矛盾。所以，每当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加深一层或扩大一步时，它们共同进攻苏联的阴谋诡计不仅不曾有丝毫的放松或缩小，而且更加急进和周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愈益紧迫，则国际帝国主义共同反苏联的战争危险也愈加紧张。”（《最近政局与拥护苏联》）
国民党政府当时正忙于国内军阀混战，难以集中兵力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可是，王明却认为：“中国军阀战争本身上论，中国军阀也不能不更积极的实行进攻苏联”。“无论各军阀间的冲突达到如何程度，无论战争的结果是谁胜谁负，绝不会变更与缓和受国际帝国主义指使和中国反动阶级决意干的武装进攻苏联的政策。”（《最近政局与拥护苏联》）“在国际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战争愈加紧迫的时候，在国民党军阀混战加紧的时候，进攻苏联的战争，不仅不会停止或和缓，而且更加紧迫。”（《准备着应战》）
1929年11月，第三届太平洋会议在日本召开，各有关国家参加，国民党政府派余田章等25人参加了会议。国民党政府并在会议上提出请求国际联盟出面解决中东路事件，但会议并未接受此项提案。王明在这期间，先后发表《太平洋会议内幕——赛狗会》、《太平洋会议总结》等文，大骂会议是“赛狗会”。不顾会议表现出的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种种矛盾，主观武断地认定，这次会议“一定议决了不少进攻苏联的阴谋诡计”，“把反苏战争加紧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