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很多人当时都怕钱学森先生，虽然他当时并不像另一位钱先生那样有气派。同样貌似温和但让未来栋梁之材们害怕的还有一位，则是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所长黄昆。
钱三强先生被认为有气派，是因为他长期和军人一起工作，培养了一种独特的军旅与儒雅相结合的风度。有趣的是钱先生的夫人何泽慧虽然是公认的美人，但当时给人的印象却是——“钱三强先生很气派，他太太何泽慧则有些邋遢……”
怕我听错了，再问，回答还是——“邋遢”。
何女士不是美人吗？怎么会邋遢？
老先生苦笑一声，说当时何泽慧女士来部里办事的时候，的确经常头发蓬蓬松松的，一看就没有好好梳理过，再与钱三强先生对比一下，反差就出来了。老先生给何泽慧女士的评价是——“工科美人”。
听到这个评价，忽然想起了王国维评李后主的词——“粗头乱服，不掩国色”。
钱三强先生是科学院院士，何泽慧女士是居里实验室出来的才女，从云室中发现了正电子和负电子间几乎全部能量交换的弹性碰撞现象，也是科学院院士。
有趣的是何泽慧女士的姐姐何怡贞女士（门出麻省蒙脱霍育克学院，在中国最早开拓了非晶态物理及金属玻璃研究领域）也是院士，而何怡贞女士的丈夫葛庭燧先生（门出麻省理工学院，他发现的晶界内耗峰被称做“葛峰”）还是院士。
想来，这一家人若是开个家族科技企业，足以把任何一个大公司的科研部打得鼻青脸肿。
这几位郎才女貌，才女佳男的婚姻并不是让老先生印象最深的，他印象最深的是学部里面苏步青先生的夫人是日本人，黄昆先生的夫人是英国人……
还有就是院长郭沫若，娶了个太太于力群也是才女。郭先生是研究甲骨文的，文字功底自然过硬，不料于力群女士的字比丈夫更漂亮，这是大家私下公认的，郭先生知道了，也不能否认。老先生也是第一次从郭先生那里知道了原来可以叫太太“内子”，因为郭先生有一次题词，写道“偕内子”如何如何，这个内子，老先生问过才知道原来指的是于力群女士。
郭沫若虽有“薄幸”之谣传，但当时数理化学部的工作人员却觉得他对家人蛮有感情的。有一次老先生随郭老到大连出差，郭老有个儿子在大连部队工作，郭老特意绕道去看他，但这个小郭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居然闭门不纳。郭老因此很惆怅，回北京路上都一直闷闷不乐。
钱三强算是第二帅，那么，一定有人会问，数理化学部的第一帅，是谁呢？
答案是——数理化学部主任吴有训先生。
院士与学部委员
吴有训先生，身高一米九〇，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曾主持“中央”大学，要从历史上算，或许可算是中国第一个全国科研机构的负责人，资格比郭沫若还要老。而康普顿一吴有训效应则彰示着他在专业领域的成就。
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吴有训先生担任副院长，数理化学部主任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这里需要澄清一下中国科学院当时顶级大拿们的称呼，堂堂的吴有训先生不过是“主任”，而它下面的各路诸侯如严济慈之类，则称为学部委员，若对比今天动不动C×O的称呼，显得颇有些小家子气。
这个小家子气，却是周总理当时定下来的。
最初，数理化学部的最高职称，是按照苏联的做法定为“院士”的。数理化学部副主任恽子强在向周总理进行筹组汇报的时候，周总理说我们的水平现在没有人家那样高，不要招摇，还是不要称院士吧，叫做学部委员好了。
结果，就是其他学部也按照这种编制处理，大家都没有做成院士。吴有训和恽子强的主任、副主任也一直叫了下去，否则也许可以做院长、副院长的。可是大家都很服气，因为这直接影响了科学院的风气，使它在较长时间里能够坚持“名副其实”，踏实严谨的学风。
所以直到20世纪90年代改设院士以前，科学院的学者们都是“学部委员”，好像唯一的特例是个外国人，因为坚持要得到中国授予的院士称号，特别发给他的。
恽子强也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是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化学家。同时还是当时“党的领导”的代表，很有原则性。他是位精干聪颖的行政领导，善于科研管理。这个善于管理可不是说空话，第一，平时要甘于自处助手和服务的地位，恽在后勤方面也是难得的好管家；第二，关键时刻要能够站出来拿主意，承担责任，甚至保护人。也就是说，好事，出成绩的事，要躲得远一点在二线；倒霉事，逆龙鳞的事，知识分子搞不定的事，你要出面打先锋。这些方面，恽都做得响当当。科学院颇出了几位这样的优秀领导人物，最出色的大概还有胡耀邦和张劲夫。
恽子强能够戳得住站得直，说句笑话还有一点裙带关系。他是恽代英的弟弟。恽代英何许人也？中共早期领导人，黄埔军校政治部总教官。
吴有训是数理化学部的当家人，也是最有气派的。这首先是因为吴有训先生学识服众，另一方面吴也确实有气派的本钱——吴的身材高大，形象威严，让人望而生畏，想想李政道、邓稼先等人都是他的学生，吴老的威风可不是摆出来的。
此外，吴老的气派还表现在其他地方，比如汽车。
根据回忆，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根据国家规定都有配车，而吴有训的车是最漂亮最新型的，他的司机也十分勤快，把吴老的车总是擦得锃光瓦亮。所以吴有训一出门大家看车就都会知道。
然而，没有人有意见，因为大家都认为吴老代表的是中国科学界的“脸面”。
吴老的威严的确镇得住场。
能够做到数理化学部主任的位置，吴老的确有自己的过人之处。当年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吴先生主持理学院，忽然学生闹起了罢课。
这次罢课应该说值得记入史册，因为当时闹事的学生领袖v中，有一个几十年后大名鼎鼎，就是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
杨振宁先生闹学潮并不是为了政治问题，而是因为有个物理教授上课照本宣科，大家觉得学得没有意义。西南联大的学风活跃，大学生中才华横溢者不少，勇于闹事的更多，顿时不干了，罢课要求换老师。
教授们认为学生过分，无理取闹的不在少数，因为这位先生的学术水平被公认不错。然而吴有训先生认为错误在老师，因为这位教授虽然会搞科研，但不会讲课。吴有训先生于是给罢课学生亲自讲课，用婚姻关系讲电子学，学生们大为倾倒。那位教授原来有些不服气，这时也心悦诚服。
有很多人记得吴先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傲。这个“傲”的含义应该是“傲骨”，比如吴有训先生出席叶企荪先生的追悼会，听到悼词说得轻描淡写，先生不顾满堂宾客，拂袖而去。在学术上先生并没有这种傲气，有人用苏联说法讲“康普顿一吴有训效应”，吴先生说这主要是康普顿搞的，直接叫康普顿效应就好。
倒是吴先生的弟子中出了一个余瑞璜余先生（后来也成为科学院院士，中国X光事业的开拓者），是真正傲气的。“文革”的时候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余先生被打倒。批斗余先生时，红卫兵拳打脚踢，把先生打昏过去，又用凉水泼醒。余先生醒来，听到红卫兵正在讲“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先生挣扎着说——这话不对，不要说三个臭皮匠凑在一起，三十个凑在一起，他不学还是不如我一个人懂物理！
余先生的骨头硬，所以吃了不少苦。余先生有个儿子，经常被抓去陪斗。一天批斗完毕，却怎么也找不到余公子。最后，在一座大楼的楼顶上发现了他。
你到这儿来干吗？发现他的人大吃一惊，生怕这孩子想不开。
余公子放下手中一本书，抬头道——整天批斗，我都没个地方念书了……
原来他是躲到这里看书来了。
后来，余公子成了杨振宁教授的高足，因为成就斐然，人称——“金牌研究生”，现在也是物理学界的一位出色学者了。
看来杨振宁先生虽然对老师不满，自己做先生还是很称职的。
倒是有另外一位先生，在中国科技大学差点儿被哄下台，此人就是严济慈。
“罪大恶极”的数学家——潘承彪
谈到数学家，有位朋友提起了山东大学老校长潘承洞先生，问我是否了解。老实说，我对潘承洞先生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但关于潘先生，倒不是完全没的可说，还可以透露一个堪称中国数学界“罪大恶极”的秘密。
不过，这个秘密的主角，并不是潘承洞先生，而是潘承洞先生的弟弟，潘承彪先生。
潘承彪先生与萨爹萨娘交情都不错，萨娘回北京的时候没有接收单位，还曾经想找他帮忙调到中国农业大学。萨上中学的时候吃饱了撑的去撞汽车，恰好萨爹又不在国内，潘承彪先生就急急忙忙赶来看望。那一次我印象十分深刻，因为潘先生每次来家都是很淡定的样子，这一回表情却十分紧张，一进门就握住萨娘的手，连声说——你可要挺住，你可要挺住啊！
萨当时神志清醒，看了不禁昏头，心想该挺住的是我啊，你拉俺娘干啥？
后来才明白潘先生是误会了，他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到数学所平房宿舍外面，恰好看到不知道谁烧掉的一些垃圾。潘先生心地善良，本来就为我家的事情担心，看到风中烧过的纸片乱飞，不禁疑云顿起，心想这孩子完了，完了。但进了门您老先生倒看一眼啊，萨就在床上躺着呢，人家可好，一看萨娘两眼红肿（废话，孩子撞了，萨爹又不在家，一个人又急又忙，这不是正常的吗）马上就开始安慰家属了……
过后，潘先生颇不好意思。
数学界父子传承的不在少数，但兄弟都在这个领域作出出色成就的倒不是特别多，至少我所听说过的，也就是潘先生两兄弟了。这可能是由于数学这玩意儿太累脑子，对先天要求比较高，一辈偶尔出一个干这个的还行，连续放卫星未免要求太高。
两位潘先生都在解析数论方面有着出色的成就，堪称双璧。这里顺便给一点“内幕”：大家都知道中国数学界即便是“文革”期间也在世界上占据相当高的地位，但如果人家问，你们中国数学到底是哪方面厉害呢？那很多中国人是不太说得清的，因为这是专业范畴。实际上，中国数学当时最厉害的，一个是数论，两位潘先生还有陈景润，都是这方面的权威；一个是分支，杨乐、张广厚都是此领域的泰斗。有人问了，当时中国的科技遭到严重的破坏，怎么唯有数学一枝独秀呢？原因也简单，数学这东西不需要实验室，也不需要电子显微镜，有把计算尺加上个不凡的脑袋就能搞，在其他方面因为投入的限制万马齐喑之时，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才的中国，自然就在这方面闪耀出光芒来了。
不过，我要说的并非潘先生的成就，而是他在数学界一个“罪大恶极”的秘密，他干的这件事，相信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记得，只不过找不着正主儿是谁。
潘先生温文尔雅的人，怎么会作出“罪大恶极”的事情来呢？
嘿嘿，这就是教育部的问题了。
教育部找了潘先生去出高考题。
中国的高考，习惯是找学科权威来出题的。实际上，我觉得这根本没有道理。因为学科权威的本领在专、在精，对于中学教育那就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了。实证就是科学院数学所的孩子们没一个敢找自己老爹辅导数学的——我们都知道那肯定是越讲越糊涂。
但是，孩子都明白的道理，教育部它就是不明白！
于是，出高考题，它不找高中的模范教师来做，却找到了潘教授，当然高考出题是很多教授一起来的，潘教授只出了一道题——也还好只是出了一道题。可以想象，刚跟一帮杠头PK完哥德巴赫猜想，忽然让他给小孩子们出题，不出乱子那才怪呢。
那一年，考数学的孩子们都嘬了牙花，有愁眉苦脸的，有咬牙切齿的，有目瞪口呆的，有满地找牙的——找了牙准备咬出题的一口。所有的这些学生，都是卡在了潘先生这道题上。这道题答对了的人只有不到1%。
是太难吗？
那倒不是，潘先生算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不能拿微分方程折腾孩子们，自己知道不能出这么难的。那出什么好呢？他琢磨着越简单越好吧。
就出了一道特别简单的题。
那就是——请证明勾股定理……
对高考的学生来说，这实在是太简单了，就是因为太简单了，根本没有几个学生还记得这东西怎么去求证。勾股定理嘛，简直像地球是圆的那么自然的事嘛。但是……证明？这东西还要证明吗？！
就是啊，你证明一下地球是圆的吧……
十年寒窗，苦苦地猜题，弄出来这样一道令人目瞪口呆的东西。下来以后，学生老师没有不骂的——这谁呀，出这种××题。
那些天，潘先生就总是有些灰溜溜的，对议论高考的人很敏感，而且经常打喷嚏。见到萨爹，一个劲儿地嘱咐——人家要问，你可千万别说那道题是我出的啊……
估计他嘱咐了不少人，所以，至今还时而听到有人印象深刻地提起这道“罪大恶极”，坑了全国99%考生的怪题，却从来没听到谁能说得清它的出处。
时隔二十年再揭这个谜底，潘先生应该不会反对了吧？相信当年的学生们也早就想开了——反正……大伙儿都挂了，又不是我一个……
实际上，潘先生当年出这道题，当然不是因为希望出的简单，而是他认为中学教育不能只注意题海和数学竞赛，而是应该在基础方面让学生打得更扎实一些，这是后来他和萨爹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