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一命令被证明只收到部分的效果后，清政府又连续颁发了一些“上谕”，宣布下层地方官员征收厘金是非法的。大部分税卡在同治后期事实上已经关闭，剩余下来的税卡的管理也明显地有了改进。用毕尔（Beal）的话说，在中兴时期，“清朝的厘金已接近取消”。这是中兴时期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成就。虽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然而与随后数十年间相比，其成就要大得多。最严重的弊端受到遏制，回到无须厘金的时代已是指日可待了。
迄今人们经常指责厘金为地方军阀提供了财源，使他们在财政上可以独立；厘金扼杀了中国资本主义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厘金导致了后来的官僚腐败无能；厘金是用于对付外国人的。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当时中国一些最杰出的政治家支持征收厘金。就中兴时期的主要目的来看，征收厘金并非没有理由。它的辩护者——其中包括曾国藩、骆秉章、毛鸿宾、郭嵩焘、刘坤一等人——认为，农业负担太重，但相对来说容易获利的商业却没有为不断增长的军费开支做出应有的贡献。尽管商人可能会怨声载道，但人民则欢迎厘金。他们指出，如果不征收厘金，那只有增加土地税，而这是不可思议的。历史证明他们是对的，因为经过75年的争论，厘金在1931年最终被取消后，商业虽然“自由”了，然而主要由农民负担的土地附加税却剧增起来。[36]
厘金不是惟一的商业税。[37]根据御史王宪成的报告，特别的船税和特别的户税对江苏百姓来说比厘金的负担更重。各式各样的商业税和把一切看得见的货物都视为合理的征税对象的倾向导致了多重税制，因为同一商品不仅要抽各种不同的税，而且同一种税也要多次征收。
中国人抱怨商业税，是因为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征收规章，而不是由于它们对中国商业一般发展具有不利影响。只有那些眼光不同的外国人才从后一方面考虑问题，其说法也充满矛盾。一方面，他们声称商业税不仅反对他们自己的事业，而且对中国商业的发展都极为不利；另一方面，他们又充分地证明，尽管有这些商业税，但中国的商业活动却出现了复兴。一份外国人的报道，解释在享有治外法权的上海地价下跌和贸易衰落的情况，它写道：“那些拥挤在上海租界街头的成千上万的乡下人，搅乱了市容和打破了市政法令的约束力，使其又回到了肮脏、混乱和苏州河的时代。”这些报道与那种认为这种有害的商业税堵塞了中国商业发展的意见是相互矛盾的。如果说中国人的报道几乎没有提及这种商业复兴，那是因为商业根本不是报道的对象。
中兴政府没有任何鼓励商业复兴的政策，只要有损于商业利益，它也能毫不犹豫地采取其他任何合乎需要的措施。然而，很显然，它没有制定一个旨在扼杀商业的总计划。首先，任何这类的过火行为都将引起麻烦，遭到外国人及其所庇护的中国人的反对，而中兴政府不想增添麻烦；第二，中兴时期的领导者所受的教育，除最基本的方法外，没有告诉他们如何去处理商业问题；第三，最重要的是，中兴时期的领导人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考虑商业，甚至没时间考虑它的弊病。在发布了一些惩罚性的命令后，他们的注意力又回到了农业。商业不值得有计划地去根除。
盐业垄断[38]与厘金不同，盐业垄断被认为自始就是清代经济政策的一个失败。尽管有关盐务以及中兴时期盐务改革的文件堆积如山，然而当时的盐业垄断计划与土地计划不同，似乎缺少一个总的指导原则。关于土地问题的报道和建议虽然特别具体详尽，但都是围绕几个主要的思想和目的展开的，报道者和建议者都能把握住主题。与此相反，有关盐业垄断的文件则特别的混乱，涉及到管理的弊端、昂贵的价值、剩余的利润以及破产等种种问题，很少有一个依据公认的经济学原理进行争论的清晰线索。[39]因为盐业垄断，虽被认为是合理的，但从来都不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儒家制度。相反，在它实行的整个年代里，它的反对者总是借助于儒家原则来抨击它。
19世纪前，盐的贩运和出售为享有特许权的一小部分商人所垄断，这些商人与官府联系紧密，被课以重税，拥有很大的权势和影响。例如，8家有特许权的盐商控制了整个淮南地区的贸易和金融业。在整个清代，盐业垄断提供了全部税收的四分之一，而淮南地区占其中的40%。从明中叶起就已腐败的盐业垄断制度，到1830年时实际上已经瓦解。
1832年，杰出的盐务改革家陶澍采用了一种票盐制。在此制度下，任何人都可以买一张从事盐的贩运和出售的票。票盐制的目的是要打破世袭盐商的垄断权，增加盐的销售量，这样就可以在不减少税收的情况下，降低税率和盐价。
根据新的制度，盐的生产者要为他所使用的土地支付一笔特殊的租金或税款，并把生产出的盐寄存在盐商购盐的官仓里。盐商持有各种面值的盐票，每票可以购买100至500斤盐不等。然后他将盐运到指定的地区按规定的价格出售。
虽然票盐制得到了迅速的推广，但它并没有成为全国统一的制度。旧的制度仍在一些地区被采用；在另一些地区存在着新的票盐购买者成为小垄断者的倾向；还有的地区盐仍由政府直接出售。所有被保留下来的清朝盐制都被太平天国的叛乱摧毁了。一些地区盐的生产遭到了破坏，机器设备或被捣烂，或已失散；另一些地区的生产繁荣等于灾难，因为没有办法将生产出来的盐贩运到规定的地区去出售。到中兴前夕，盐商已经破产，税收严重不足，食盐供应奇缺。
中兴时期有关盐务改革的奏折中有大量的仅适合特殊情况的详细建议，如左宗棠所指出，盐务的弊端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只有单一的根源。各种盛行于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制度都有其残存，甚至弊端都不一样。
原则上，中兴时期的目标是恢复票盐制度。曾陪同蒲安臣穿越苏伊士运河到达西方的志刚，充分表达了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普遍看法。他说，在票盐制下，盐容易买到，于人民有利，政府也增加了收入；而在旧的引盐制下，管盐业垄断的官员富裕了，但盐价昂贵，走私盛行，国家获利甚微。
然而，在实际中，为适应具体情况所做的调整是如此的广泛，以致搞乱了正在调整中的盐制。例如，曾国藩承认，左宗棠在闽浙实行票盐制，打破了旧的垄断，但是他认为，既然在这动乱的年代只有大商人才有能力得到盐票和从事贩售，那么，票盐制的精神也就丧失了。
曾国藩本人一贯是个折衷主义者。他试图建立一种折衷的特许票（引票或票贩）制度。根据这种制度，盐票的有效期很长，能多次交易，对出售地区有严格规定。与旧的垄断制相比，曾国藩赞同把许可证发给更多的商人，以便使利润多少有些分散；但比票盐制发给的数量则要少得多，因此，走私可以得到严格的控制。他设计出的这套盐制，是要通过保证相对高的销售价格，和在运输上提供官方帮助以及减少从事此种贸易所需要的资本来保护盐商，但同时又要防止他们变得太富裕或具有更大的权势。
不幸的是，曾国藩的盐票很快就被认为是永久性的许可证，持有者一生都有效，甚至可以继承。当盐税的收入减少时，李鸿章再次进行调整：增加购买盐票的机会，同时严格管理措施。只有冯桂芬主张根本改革整个盐制，以期降低盐价，增加销售，减少政府的控制。
同治年间盐业专卖的实际情况，比起众多的改革盐务的建议来说，更是一个混乱不清的问题。反“盐匪”的军事行动证实了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走私活动的存在，至于小规模的走私更是普遍的现象，因为法律允许任何15岁以下60岁以上的“穷人”每天走私盐40斤，而不受惩罚。
政府不断地和盐商发生纠纷。一类是地方官员要求从盐商那里得到更多的报偿；另一类是盐商不按规定的价格售盐。有时商人拒绝从事盐的贸易，这样官府就不得不直接从事贩运和销售。
政府和产盐者也有矛盾。如直隶的一个产盐区，盐的产量迅速下降，据说当地盐的生产者担心，中兴政府重新征收管理税和实行国家管理，是要把他们的盐田充公的前奏。在长江下游的一些产盐区发生了一些骚乱，在一次骚乱中，一名官员被一群高举“官逼民反”旗子的人杀死。
除所有这些因盐业垄断所引起的国内麻烦外，那些希望进口廉价的外国盐的外国人也给清政府增添了不少麻烦。阿礼国认为，如果没有垄断，盐可能会便宜些，进口大量廉价的外国盐的税收要比目前由少量昂贵的本国盐所提供的税收多得多；那些从事盐业的中国人也将会转向更有利可图的行业。他还举例说，当英属印度进口外国盐的限制取消后，各种各样的好处都接踵而至了。
恭亲王对阿礼国的建议的答复，提供了研究中兴时期之基本经济思想的绝好例证。他坚持认为，由于条约制度规定的进口盐税率比垄断制度下国内盐的税率还要低，因此，进口外国盐将会减少税收。他没有领会阿礼国关于增加盐的销售数量的观点。就选择哪一种职业对中国产盐者和盐商更有利可图这一问题而言，恭亲王写道：
中国人头脑简单，不会像英国公使所建议的那样放弃正发达兴旺的谋生手段，去种植黄麻，而且也没有空地供他们耕种。[40]
总理衙门在外国压力面前坚持其盐业垄断的成功，是中兴时期的外交政策，而非经济政策的一大胜利。虽然盐税收入稍许有些增加，但始终没有达到计划的数额。生产者、商人和消费者的不满依然存在。谋划过多次改革，有的改革主要是想加税收，有的改革则主要为了解决某一地区的生产者、商人或消费者的困苦。但是，由于具体的措施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依据，因此，在管理上总是自相矛盾。
卖官鬻爵卖官鬻爵不是新鲜事，自中华帝国统一之日起，为了确保官吏的优越地位和使他们免遭肉刑的痛苦，就建立起了一种赔偿制度。然而，为获取商业财富的清代“捐纳”或“捐输”，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卖官鬻爵制。[41]康熙时虽卖过官，但时间很短，主要是为了筹集镇压“三藩叛乱”的经费。乾隆年间，经常和有计划的出卖官爵的复杂制度已完全运转起来。
随着19世纪初叛乱的扩大，出卖官爵得来的收入虽然数目相对小些，但已必不可少了。由于官爵的大量出售，很快就达到了饱和程度，官爵开始贬值。官爵虽越卖越多，然而总的收入却继续减少。[42]出卖官爵收入的减少是导致征收厘金的一个因素。
从理论上来说，出卖爵位不会破坏科举制度，因为它没有让购买爵位者担任官职，只是允许他们能够不参加一些必要的资格考试。但事实上，毋庸置疑，出卖官爵势必使官吏在公众面前丧失威信，并降低其工作效能。鉴于此，中兴时期的政治家们明确指出，这种颇受非议的收入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出卖越来越多的官爵的努力必须停止。当然，他们也不是要取消这种制度，只是主张用高价出售少量的官爵。在他们看来，通过给那些具有传统抱负的商人以荣誉而不是以权力的方式，哄骗出他们手中的钱财，这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很明显，这既不是主要的资金来源，也不是利用商业财富的主要方式。
发展经济的政策
犹如他们对复兴传统经济中的商业不感兴趣一样，中兴领导者对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也毫无兴趣。他们的目标是要恢复旧秩序。他们也十分明智地认识到，其目的在于加速生产和分配，提高人们消费水平的西方新技术，无疑会扰乱旧秩序的稳定。
改良交通在缺乏现代交通工具的情况下，中国广阔的国土和那高低不平的地形给经济改革带来了严重的困难。然而，60年代的官员之所以对改良交通感兴趣，只是因为改良交通有助于军事防御和京师的粮食供给。60年代末，疏浚大运河和在沿海水域使用轮船似乎是必要的。但铁路和电报线甚至被这些讲究实际的人视为洪水猛兽，因为它们以加速西方对印度的军事和经济渗透而为人所知。
快速的交通工具对于自由市场的活动必不可少这一外国人的看法，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例如，对于当时的西方人来说，宁波附近的田价比同一省份的金华的田价高出10倍，简直不可想像。如果有了铁路，荒凉的金华的劳动力供给和市场出口就不会存在任何困难。与此相反，中国官员虽然致力于重新安置工作，但他们根本没有打算使浙江人口依据市场变动的情况而四处流动。那些按照市场供求法则行事的商人都是“唯利是图的下等人”。
外国人认为：实现交通的现代化是总的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相互关系的现代经济中某一部门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其他部门的变化，中兴领导人则从相反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观点，把它看成是一种警告：一次让步必然导致另一次让步，直至最终完全摧毁传统经济的整个结构。
所有的中国官员都认为，疏浚大运河和东南的一些小运河特别重要。运河是向京师运输稻米、铜钱和其他贡品的传统而又安全的航道，同时它们也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提供了传统而又安全的生计。然而，即使在整个中兴时期，疏浚运河的工程一直在进行。治黄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保护运河免遭洪水的破坏。但要把运河体系恢复到1853年以前的状况是不可能的。因此讨论的重点则转移到了发展沿海运输以供应京师和北部中国的问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