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学
经济是所有中国政府主要关切的事情，并在政治家所受的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与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济学”相比，他们学习的更接近于重商时代的“经济学”。[1]经济问题被认为是与所有政治和道德问题复杂地连结在一起的。中国的政治家们相信，他们能够操纵经济的发展，使之从属于政治的目的。简言之，要使经济从属于政治，而非政治从属于经济。中兴的经济政策——遵循着政府在其他方面的中兴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通过适当地采纳传统的中国经济学的原则，能使传统的经济再次繁荣。在一个绝大多数人口的收入直接来源于土地，以及土地税向来是政府的主要收入的国度里，保护农业生产者是经济学的主要目标。“重农抑商”的原则在经典和史籍中被一再强调，农业不仅继续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惟一可行的基础，而且是惟一合适的基础。[2]
然而，这决不是要扩大农业生产和增加农业税收，或按现代西方眼光，“繁荣”农业经济。中兴的目标是重建一个朴实和稳定的农业社会，在此社会中提倡节俭，强有力地抑制政府的开支、绅士的奢侈和农民的物质欲望。[3]
凡是节俭和精明的管理相结合的地方，就不会有经济危机的发生。如王庆云——一位有经验和才干的经济学家——在1850年所指出的那样：
时下，朝野上下皆惶恐不安，惊呼贫困。臣窃以为断无惊恐之理。毋庸另寻致富之途，只须严肃纲纪，治理得当，何有贫困之苦？[4]
基本沿袭了明朝制度的清朝财政机构，依现代标准来看无疑是臃肿的，但在当时是高度发达的，在其早期证明是有效率的。当政府能够维持和平和提供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时，它不用增加人民无法忍受的负担就能筹集到它所需要的金钱。然而，户部及其有关机构应付危机时期税收减少和开支增长的能力是很差的。
咸丰时代（1851—1861年）之前，田赋、漕粮、国内商业税和盐业垄断，是清政府税收的四个主要来源。清朝所保留的明朝的各种杂税，在经济上无关宏旨。田赋占了整个税收的三分之二，其税额是永远固定的。1712至1745年间的一系列上谕，正式宣布永不加赋。漕粮也是固定的，关税和官营盐价同样不能轻易地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遇到一些不大的紧急事变，清政府可以赖其丰年结余下来的积蓄以及出售功名或偶尔卖官鬻爵的所得来应付开支。[5]尽管19世纪严重的内忧外患所需要的新的支出对于旧的秩序是一个真正的挑战，但直到光绪时期，开辟和扩大永久性的税源的重要性，才为人们真正认识。[6]
把商业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税源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士大夫总是把那些不直接从事生产的人们视为寄生虫，当然他们自己不包括在内。由于担心形成一个富有的与之竞争的阶级，他们经常并有效地抑制着一切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国家垄断，通过常备粮仓来调剂粮价，周期性地打击高利贷活动，惩罚性的税收政策以及意识形态的禁锢等等，使他们的这种抑制获得了成功。与中国的商人阶级相比，明治前的日本商人阶级要强大一些，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商人阶级则可称为巨人。
除政府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外，中国高度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经济也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尽管某些专业化农业早被承认，像“蚕丝区”、“棉花区”这类名词已经使用，但每个村庄几乎都能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物品，每个家庭都能从事多种手工业。绅士家庭也和农家一样纺纱织布。曾国藩在其家书中就询问过儿媳的织布数量。只有在养蚕区，才相对存在着很少一部分“职业专家”。这些人只从事纺织而不干其他活儿。其他一些“专家”，如陶工、泥瓦匠、木工、五金工人，也主要是农夫，他们利用农闲季节从事手工业生产，其产品主要是归自己或左邻右舍使用。货币虽然存在，但不是货币经济。集市贸易自明后期以来就得到了广泛地发展，但它不是市场经济。由于对节俭的尊崇，由于缺乏追求财富的渴望，由于农民和绅士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由于这种制度给这两个阶级提供了相对安全的保障，自然经济的稳定性得到了加强。
国外贸易比国内贸易更受到了传统的严格限制。人们觉得任何进口都无法补偿白银和茶叶、蚕丝这类有用物品的大量外流。采矿业虽然早已存在，但其重要性到19世纪时仍然受到怀疑。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它具有分裂社会的作用，另一方面，从道德上来说，既然没有人“种植”过矿业，那么，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开采、占有这一财富。[7]
人们也可能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和意识形态对社会变革的强大反对，中国人所具有的工艺主义倾向将使中国开始其工业时代[8]，因为“前现代”技术已发展到了一个显著的程度。犹如在此之前的耶稣会士，19世纪的观察家也已注意到，中国人用各式各样的方法采矿、熔炼合金，有的方法连当时最发达的欧洲国家也不会。例如，他们能够熟练地焊接银块，雕刻玛瑙，修补铸铁中的孔眼，以及仅仅借助于楔、杠杆和车轮，就能搬运巨大的体积和重量。印刷业和丝织、制茶、制瓷、造纸业的工艺显示了他们在实际文明中的能力。费孝通简明地指出：
自然世界的知识是用于生产的知识，它属于农夫、工匠和其他以此为生的人们。而伦理道德的知识则是那些治人的劳心者所占有的工具。[9]
清政府的政策不仅没有违背经济学的古老原则，而且使这些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当西方商人变得急不可耐的时候，清政府则采取了一切措施以防止真正重要的外国贸易的发展。在整个清朝的统治时期，国家鼓励小农的发展，并对大土地所有者和他们的雇佣政策实行相对严格的控制。依据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原则，后来的许多“不符合儒学的”特权被废除了，越来越多的佃农成为自由的土地所有者。[10]
咸丰年间（1851—1861年）的经济崩溃
清代前期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经济稳定——依据传统标准可称为繁荣，并不是随着咸丰皇帝的登极而突然结束的。自18世纪末，几乎在各个领域就已开始缓慢凋敝。[11]经济上的周期性变化是伴随着皇位的更替而出现的。继康熙和乾隆年间的繁荣之后而来的是嘉庆和道光年间的民间困苦和财政赤字。由于叛乱的增加，可耕地的减少，人民的粮食也减少了。政府无法征收到全部的土地税，然而不断增长的军费开支则要求有更多的收入。因水利工程的失修和农民被大量的征募，可耕地的进一步减少，一些地区开始出现了饥荒。
越来越依赖于腐败无能官吏的清政府面临着因国外贸易的增长所引起的其他经济问题。家庭手工业——农民依靠它获得必不可少的附加收入——也因西方的棉布输入而受到损害。除此，自1800年开始的因进口的增加所引起的白银外流，导致了银价的上涨和铜钱的贬值。加上田赋和漕粮都以白银计算，白银被大量贮藏，至使银价不断上涨。[12]
太平天国的叛乱给凋敝中的清朝经济以致命的一击。耕地急剧减少。根据当时人的估计，人口减少了一半。“在中国内地，那些曾被富裕的城市和良田所覆盖的大片土地现在荒芜了。”[13]例如，安徽只有一府二州三县没有遭到破坏。当原先田野肥沃、人口稠密的江苏和浙江最后被清军收复时，西方观察家对土地的大片荒芜以及农民和地主所处的困境感到吃惊：“他们的田园荒芜了。他们没有耕种农具，就像新发现的国家一样，许多地区都对移民实行开放。”[14]
在军费开支增加的同时，田赋、漕粮——税收的主要来源——则在中部许多最富饶地区无法征收。例如，根据威妥玛的报告：
江苏省按规定每年应上交近150万担，或9万吨。1859年只要求该省上交40万担，但藩台宣称他至多只能征收到25万担。其结果连25万担也没能完成。田赋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被拖欠，漕粮也远远没有达到当局所希望的数量。[15]
据估计，19世纪50年代，北京得到的从未超过应得总数的三分之一，到1857年时，仅只达十分之一。[16]
在此情况下，财政紧迫的帝国政府很少能够履行它的正常职能。公共工程被普遍忽略。由于形势的恶化，甚至连军队也经常无饷可付。
采取的一些补救措施是不成熟、敷衍和彼此矛盾的。政府既想增加一些税收，但又要坚持它永不加赋的承诺，并继续执行减免灾区税收的传统政策。虽然征收了新的商业税——厘金，卖官鬻爵也在加速进行，但其收入则令人失望。
铜钱与白银的比价在继续下跌，来自云南的铜钱供给线因回民的叛乱而被切断，谷物与铜钱的比价也在下跌。为了兑换钱，农民不得不出售更多的谷物。既然农民兑换的只是铜钱，而纳税仍要按照白银的比价来计算，因此农民所交纳的实际税额不啻增加数倍。此外，自1853年开始，政府不得不求助于经过深思熟虑的通货膨胀政策，发行没有任何信用的纸币，铜钱改铸成大面额的硬币。铸造铁币后，伪造之风盛行，以致除了白银，其他一切钱钞在北京之外已变得毫无价值。到1861年，帝国纸币的价值已降至票面价值的3%，地方纸币的价值已降至票面价值的4%。中国商业的萧条和高利贷的盛行反映了公众信心的普遍缺乏。
总的经济复兴计划
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史上，如同在中国的政治史上一样，中兴时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由于传统经济的崩溃，由于那些对西方工业革命的成就有所了解的新领导人物当权，变革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然而，虽然新政府是一个“明智的政府”，关心人民的福利事业，但它并不打算建立现代经济的基础，也没有一个如同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经济计划。
这并不意味着中兴时期的领导者们不重视经济问题。相反，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以及他们的一些同僚，都以自己的言行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因为他们不作离奇幻想，而是抓住了生产和分配的现实问题。然而他们感兴趣的是恢复传统经济的“富强”，对牺牲传统制度以获致国家“富强”的措施则兴趣索然。
在经济领域内国家采取的每一个措施都要以它对传统经济学的两个目的——国计和民生的贡献来评判。这不是新的观念，但在中兴时期得到了新的强调。崇厚和苏廷魁据此分别主张发展直隶东部的水利和开垦黄河的旧河床。为了国计民生，增加治理黄河的费用是正当的：洪水会摧毁广大地区内的人民生计，随之而来的是盗匪盛行，然后酿成叛乱，最后国家出兵镇压，其军费开支远比兴修水利工程的费用为多。在刚收复的地区，特别强调对国计民生的重视。
胡林翼在湖北实行的那种减轻土地税的赋税改革方法成了一种模式，它明显地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同时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同样的原因，沈葆桢对江西地税征收方法的改进也受到了赞扬。但随后江苏地税的减少则引起严重问题，并由此围绕如何使国计民生这两个目的协调一致而展开了讨论。如果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世的话，他会认为儒家的公众财政原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十分合理的。
中兴时期的官员们认为，在制定一切经济政策时国计民生是相互依赖和同等重要的。这种观点值得重视，因为：首先，在前现代的专制国家里，类似的观点很少见；第二，这些词的现代意义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中兴时期的国计民生概念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概念毫无共同之处。
犹如其前辈，中兴时期的领导者们也把农业视为国计民生惟一可能的基础。他们从未怀疑过重建农业的优先权。在给地方官吏的指示信中，曾国藩写道：
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故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17]
不管怎样，“重农”就意味着给那些勤于农事的人民提供了生存的机会，但无论从哪方面而言，都不存在任何提高生产率、增加空闲时间和改善生活水准的动机。恭亲王在指出了不给人民提供生存的机会任何政府都无法维持后，接着赞誉了节俭，并抨击了奢侈。
需要指出的是，士绅本身也不渴望得到更多财富。在日记和家书中，曾国藩就一再指出，官员们建房置地是可憎恶的行为，他也谴责那种为儿孙们积聚财富的努力。就儿媳的行为举止，他给儿子提出了如下要求：新媳妇必须早起做饭，空闲时间从事纺织，绝不能使她认为，由于自己出身名门望族，就可以不参加生产劳动。
这当然不是平均主义。不追求财富的儒家思想告诫人们要注意适合他的阶级地位和环境的节俭，但它并不反对特权和地位，只是反对会引起社会分裂的聚集财富的努力。无论士农工商，无论家庭大小，只要节俭，就没有不兴旺的；反之，如果它奢侈，也就没有不衰落之理。
人们希望政府也像士绅和百姓一样，能抑制浪费和避免搜刮新的财源。尽管帝国的都城华丽壮观，但政府本身还是承认奢侈和浪费是令人憎恶的现象，追求新的财源在道德上应严加申斥，因为毫无疑问它会摧毁儒家的经济学。中兴政府比以往任何政府更远离下述观念，即认为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和增加消费是健康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