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是已故耶鲁大学教授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一部有影响的著作。该书于1957年问世后，立即受到西方汉学家的注意，对它进行了评论；前苏联的历史学家也作出反应，发表了批评文章。在美国大学里，它被指定为主修中国历史的大学生、研究生必读参考书。可以说，《同治中兴》在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发展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由于这部著作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所产生的影响，也由于在它出版后的几年里又出现了一批重要的中国近代史的新研究成果，因此，芮玛丽对全书作了一次修订补充，于1962年仍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以第2版发行。现在呈献给读者的中文译本，即根据此版翻译。
“同治中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时期。在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打击和英法联军的入侵之后，清王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但是，在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努力下，也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它又重新站稳脚跟，并出现所谓“中兴”景象，使其统治又维持了半个世纪。在《同治中兴》问世以前，西方学者对于“同治中兴”这段历史没有什么专门研究，芮玛丽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一空白。
在《同治中兴》中，作者详细叙述了清政府中央和地方大员为“中兴”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实行的各种措施，其中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各个方面；阐释了“中兴”所依据的社会历史条件，揭示了“中兴几乎成功”的内在机制和最终失败的历史根由。总之，读者从这部著作中可以了解到国外关于“同治中兴”这段历史研究的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芮玛丽写这部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使读者认识“同治中兴”这段历史。她在谈到她的研究目的时说，她不赞成“砖瓦式”和“魔术式”的研究方法，认为“砖瓦式”研究方法“对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个细微侧面大出特出”，而“魔术式”研究方法“则是对中国长期稳定不变的原因做出洋洋大观的一揽子解释”，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为了避免这两种研究方法的片面性，她选择了“同治中兴”这段历史做个案研究，希望通过这一个案研究“有助于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总体解释”。因此，她把“同治中兴”放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半期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并注意分析那些对后来中国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展现出广阔的历史视野。
在阐释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时，芮玛丽没有跳出西方流行的“冲击——回应”的理论模式。但是，她没有把研究重点放在西方冲击如何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方面，而是放在中国社会内部如何做出回应方面。她指出：一个社会，“当新的因素引入时，任何文化都会分解和重新整合。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每一种文化都是吸收那些似乎相近的外来因素，并继续沿着其自身长期确定的利益所规定的路线发展”。这表明她除去注意“外因”的作用外，还力图从“内因”来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使其许多分析和议论不同于那些一味强调西方冲击影响的学者，而具有独到的见解。
芮玛丽在从“内因”来解释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时，十分强调儒家文化在其中的作用。她用了相当的篇幅来叙述和分析儒家文化如何影响和决定着“同治中兴”的中坚人物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和社会精英——士绅们的生活、思想和行动，如何影响和决定了“中兴”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如何影响和决定了“中兴”的失败。其中的某些分析和议论，至今读来还对人有所启发。
但是，芮玛丽过分夸大了儒家文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影响。她甚至说：“中国之所以不能成功地适应近代世界潮流，其障碍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是满清统治，不是官场的愚昧，更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儒家学说本身的基本构成因素。”这里的错误是明显的，除去为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腐败统治辩护不说，它至少是陷入了文化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
芮玛丽把“同治中兴”这段历史概括为“中国保守派的最后反抗”，其实就是说的中国儒家文化的最后的反抗。她认为，“同治中兴”就是那些深受儒家文化教育和影响的保守派们“第一次试图在不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和体现这种价值观的制度进行革命改造的条件下改善中国政府，使之在近现代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作的努力”。这样来概括和解释“同治中兴”的历史，有它合理的一面，但毕竟是不全面的。在芮玛丽看来，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是命定地不可能步入近现代社会的。因此，她对于儒家文化同现代社会相冲突的一面揭露得颇为充分，但对于它能够与现代社会相衔接的那些有活力的积极因素则完全忽视了。她也没有阐发在“同治中兴”时期出现的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起重大影响的新因素，没有给予新的生产方式和新阶级的出现以应有的注意，等等。
《同治中兴》还有这样那样一些错误和缺点，例如对于曾国藩等人过分赞扬，对于太平天国则肆意贬斥，特别是在最后一章《中兴的遗产》中，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论述更充满偏见。所有这些，相信读者自会辨识。
芮玛丽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出生于1917年，1970年去世。她于1938年毕业于瓦萨学院，1951年获拉德克利夫学院博士学位。此后，即在大学历史系任教。1959年至去世，先后任耶鲁大学历史副教授和教授兼大学图书馆远东文献部顾问。其间，曾任1965年成立的清代研究会议的领导人。芮玛丽于《同治中兴》之后出版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和历史职业》、《中国再次估价它的过去：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著作》、《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等。
参加本书翻译的房德邻、郑师渠、郑大华、刘北成、郭小凌、崔丹等同志，是从事中国近代史和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其中房德邻同志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郑大华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其他几位都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龚书铎
2001年8月
